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人生莫惧少时贫。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左宗棠是晚清时的风云人物，秉性自大，喜骂人与揭短。曾与曾国藩有过很多过节。
    曾左相识是在左宗棠出山之后，当时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往往不顺，左宗棠便与朋友说曾才短，帐下又没人才。
    于是三天两头或者发函或者上门为曾国藩作指导。虽言之有理，但话中盛气凌人，有时几于辱骂。
    曾国藩开始讲究涵养，尚能忍让，后来实在不胜絮聒，将要发作，胡林翼便开导他说，国难当头，只当是家有烈妇。于是曾只好耐着性子，不与他计较。

永丰镇老桥，又名定胜桥，始修于宋祥符年间，起初是该镇肖、龚、彭、李、贺、谢、唐七姓集资修建的。这桥并不怎么出名，倒是相传这桥还有一副对联却是有名的。据说当年曾国藩很善对对联，一次他在同行面前夸下海口，讲他家乡（即现今的荷叶乡）三岁孩童都善对对联，同行不信，也就下去“考察”。来到永丰镇定胜桥上，正是冬天，见桥上晒着许多荞麦，于是考察官即兴吟出上联：“定胜桥，桥上荞，风吹荞动桥不动。”考察官很是得意，望着陪同的曾国藩微微一笑，没想到，曾国藩看到定胜桥河边不远处有一棵桑树，马上触景生情，吟出下联：“河 ...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 ...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 ...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 ...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
    “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潢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南京做皇帝。”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大门口的一个乡民见大门很高很宽，就希奇地问：“这张大门怎么要开这么宽？”一位对曾府心怀不满的徒弟就说：“门宽好出丧么！”师傅听了，觉得这个“良心”不能丧，就马上把不吉的话断过来 ...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放学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了？”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那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定能当官审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