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溥仪 今日: 3325 |主题: 74

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 ...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 ...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
    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 ...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 ...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 ...

一九五六年春节后，有一天所长给我们讲完了国内建设情况，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决定：
    “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
    这天管理所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气氛，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还有人把这件事看 ...

经过这次参观，我深信新社会的大门对我是敞开着的，问题就看我自己了。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最早的出现，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时候。
    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运来煤炭，一部分准备冬季取暖，一部分制成煤砖供蔬菜温室使用。我们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产的。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 ...

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
    役使太监的历史起于何年，我说不准，但我知道结束的日子，是在二次大战取得胜利，我从帝王宝座上第三次摔下来的那天，那时可能是太监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名左右。据说人数最多的是明朝，达十万名。清朝使用太监，在职务和数量上虽有过限制，但西太后时代也还有三千多名。辛亥以后，太监大量逃亡，虽 ...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 ...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的沉默。一进监房就开始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有些饱经世故者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我们组里的老元就是这样的人。这回，他也服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 ...

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我洗完衣服，正好是文体活动开始的时间，我没有心情去玩，就到小图书室，想独自看看书。刚坐下来，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你们都不打网球？”
    “我不会打。你找溥仪，他会打。”
    “他会打可是打不了，他的衣服还不知哪辈子洗完呢！”
    “近来他洗得快多了。”
    “我才不信呢！”
    这可是太气人了。我明明洗完了衣服，而且洗的不比他们少，却还有人不信，好像我天生不能进步一点似的。
    我找到了球拍，走进院子。我倒不是真想打球，而是要让人看看我是不是洗完衣服了。
    我走到球 ...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惟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芝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还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也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到了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