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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中，有个造反派想把花园里的一盆花拿回家去，但不知道这盆花好不好，就去问那些“黑作家”们。
    被专政的作家们不想理他，推说不如道。这个造反派火了，指着赵树理说，“你也不知道？”
    赵树理说：“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好说。我是黑帮，我说是香花，你们说是毒草；我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
    赵树理被批斗后受了伤，去门诊治疗。医生惊诧地问道：“你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淡淡一笑说：“这个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呢？”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生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 ...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
    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湛容，一次去美国访问。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湛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畅销的是1937年完成的《生活的艺术》。该书在美国已经发行了40版以上，历经数十年不衰。
    林语堂不但文章好，而且言谈风趣。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这种演讲吃力不讨好，因为不说些夸赞祖先的话，同宗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当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 ...

著名作家梁实秋擅长讲演，独具风格，给友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
    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无奈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
    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
    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鲁迅先生家的两个保姆，不知何故，发生了口角。先生受不了整日的吵闹，竟病倒了。隔壁的小姑娘不解地问：“先生，你为什么不喝止她们呢？”
    鲁迅先生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口角虽然可以暂时压下去了，但心里有气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者两个人失眠，那么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

马克·吐温有一天来到一个小城市，他想找一家旅馆过夜。旅馆服务台上的职员请他将名字写到旅客登记簿上。
    马克·吐温先看了一下登记簿，他发现很多旅客都是这样登记的，比如：拜特福公爵和他的仆人……
    这位著名的作家于是挥笔写道：“马克·吐温和他的箱子。”

马克·吐温在圣法朗西士哥《呼声报》工作了六个月。一天，马克·吐温被编辑叫了进去说：“以后你不必在这里工作了。”
    马克·吐温瞪着眼望着他，问道：“你们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不用我呢？”
    “为的是你太懒，而且一点也不中用。”
    “呵，你真蠢得可以了，”马克·吐温笑着回答，“你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才晓得我太懒而不中用，可是我在进来工作那一天便晓得你懒了。”

一次，马克·吐温到一家杂志社去领取稿费。他的文章已经发表，那稿费早就该付了。可是出纳却对他说：“真对不起，先生。支票已开好，但是经理还没有签字，领不到钱。”
    “早就该付的款，他为什么不签字呢？”马克·吐温有些不耐烦了。
    “他因为脚跌伤了，躺在床上。”
    “啊！我真希望他的腿早点好。因为我想看他是用哪条腿签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