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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小仲马去父亲那里，见父亲正在写作，就问他近况如何？
    “累得要命”。父亲答道。
    “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的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郎，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郎之前，我必须写作！”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年轻时一直没有结婚。33岁那年，他收到一封从乌克兰寄来的署名为“陌生人”的信，后来他打听到，此信出于伯爵夫人埃韦利娜·韩斯卡之手，从那时起，他们的恋情渐趋浓烈并延续了17年。尽管伯爵本人在1841年去世，韩斯卡夫人直到巴尔扎克离世前5个月才与他正式结婚。
    不知是解释他选择生活方式的原因还是出于幽默，巴尔扎克曾说了这样一句妙语：“当一个情人要比做一个丈夫容易。正如整天卖弄要比偶尔说一句应景的妙语困难得多。”

有一次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
    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
    “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
    “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贝尔纳脾气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曾有个老乞丐摸透了贝尔纳的脾气，每天在某一时间就守在贝尔纳的门口，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贝尔纳实在受不了，可又无法拒绝施舍。终于有一天，贝尔纳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往常的小额银币，而是一张大票面的钞票，老乞丐惊喜得不敢相信。
    贝尔纳把钞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里，对他说：“我明天去诺曼底，要在那儿耽搁两个月，这钱是预付给你两个月用的，你也有休假的权利。”

有一次，法国的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
    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份答卷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乔治·费多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作品，《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但在他刚开始创作时也曾受观众的冷遇。在一个瞥脚的首场演出的晚上，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
    “你是发疯了吧！”一个找到他的朋友拉住他说。
    “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有一次乔抬·费多在饭店里用餐，女招待员送来一只缺了腿的龙虾，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不快，招待员解释说，在蓄养池里的龙虾有时会互相咬斗，被打败了的往往会变成残肢少腿的。
    “那好，请把这只端走，”费多吩咐道，“把斗赢的那只给我送来。”

大仲马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在父亲断气以后走出了房间，看到四岁的大仲马拖着一条很重的枪在往台阶上爬。
    “你要到哪儿去呀，我的孩子？”
    “到天堂去！”
    “哎呀，到天堂去干吗？”
    “跟上帝决斗！他把我爸爸弄死了。”

一位朋友问大仲马：“你苦写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仍有精神呢？”
    大仲马说：“我根本没有苦写。我并不制造小说，是小说在我身内制造它们自己。”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去问一棵梅树，它是怎样生产梅子的吧。”

马塞尔·埃梅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有一天，一名记者对埃梅抱怨说，现代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埃梅温和地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毫无疑问，你得承认你的自由受到限制。”
    “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时发现我极大地受到词典的限制。”

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著作丰富，仅小说就有104部，人们就传说他有一个“写作公司”，公司里有不少作者和科学家，而他只不过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罢了。
    听了这个传说，有个记者特地前去采访。凡尔纳知道他的来意后，便微笑着把他领进了工作室，指着一排排柜子对他说：“我公司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在这些柜子里，请你参观一下吧！”柜子里分门别类地放满了科技资料卡片。

德国小说家、作曲家霍夫曼到柏林的一个新贵家作客。餐毕，主人领他观看豪华的住宅。谈到仆人，这位暴发户漫不经心地说他一个人需要3个仆人服恃。谁料到，小说家说他单洗澡就有4个人来服侍。一个给他放好浴巾，另一个试水温，还有一个检查水龙头。
    “那么第四个呢？”暴发户迷惑不解地问。
    “噢，他是最关健的——他代我洗澡。”小说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