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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曾当过奴隶。一次主人吩咐伊索宰一头羊，然后，用羊身上最可口的部位给他炒盘菜。过不多久，伊索给他端上一盘炒心和舌头。
    第二天，主人又吩咐伊索，叫他用羊身上最不爽口的部位炒一盘菜。过不多时，伊索端来的还是炒心和舌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主人不解地问道。
    “主人啊，”伊索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心地正直、语言公道，这便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但，若是用心险恶、语言龌龊，这却是所有的人都厌恶的。”

有一次，主人派伊索进城。半路上，他遇见一位法官。
    法官严厉地盘问他：“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伊索回答说。法官起了疑心，派人先把伊索关进了监狱。
    法官办完事，又到监狱来审问伊索。
    “法官先生，要知道，我讲的全是实话。”伊索说，“我确实不知道会进监狱。”
    法官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了。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承认写三句诗有时要花三天时间。一位跟他谈话的低能诗人惊讶地叫了起来：“那么长时间我可写出一百句诗呢！”
    “这我完全相信，”欧里庇得斯答道，“可它们只会有三天的生命力。”

印度作家泰戈尔接到一个姑娘的来信：“您是我敬慕的作家，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敬仰，打算用您的名字来命名我心爱的哈巴狗。”
    泰戈尔给这位姑娘写了一封回信：“我同意您的打算，不过在命名之前，你最好和哈巴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她在柏林当编辑时，一次收到一个青年习作者寄来的几首没有标点的诗，附信中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如用时，请您自己填上。”
    冯达诺很快将稿退回，并附信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订阅的一家报纸错误地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
    不久，编辑收到一封吉卜林的亲笔信：“我刚获悉我去世的消息，请别忘记把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名字从你们的订户名册上划掉。”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的讽刺作家。一次，他出外旅游，途经一家客店歇脚。认出他来的女主人一心想取悦这位名人。
    便上前热情地询问他晚饭想吃点什么：“想来点果肉馅饼吗？或者醋栗馅饼？或是李子馅饼、葡萄馅饼、樱桃馅饼……”
    “除了叫喳喳的喜鹊肉馅饼外，什么都行，太太。”斯威夫特打断了她的话。

英国作家、评论家G·K·切斯特顿身材高大，穿着讲究，可谓仪表堂堂，然而却天生一副柔和假嗓子。不过他并未被难倒，相反，有时候，他还能因此创造特殊的效果。
    有一回，在他去美国作旅行前，举行了一次演讲。演讲开始前，主持人用华丽的辞藻，喋喋不休地将切斯特顿介绍给听众。
    切斯特顿觉察到主持人的介绍太多太乱，听众似有厌倦之色。于是等介绍完后，他站起身对听众说：“在一场旋风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平静而柔和的微风。”

斯威夫特有很多朋友，其中一个是英格兰驻爱尔兰总督的妻子卡特莱特夫人。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无意间，这位夫人赞叹起爱尔兰的一切来。
    尤其说：“爱尔兰大地上的空气可真好。”一听此话，斯威夫特马上做手势恳求道：“夫人，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千万别在英格兰讲这句话。不然他们一定会为这空气征税的。”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成名之前，一次在彼得堡参加一个公爵家的舞会。他邀请一个年轻而漂亮的贵族小姐跳舞，这位小姐傲慢地看了年轻的普希金一眼，冷淡地说：“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普希金没有生气，微笑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您正怀着孩子。”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契诃夫是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与戏剧家。有一天，一位长得很丰满，穿得很漂亮的美丽健康的太太来看望契诃夫。
    她一坐下来，就装腔作势地说：“人生多么无聊，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啦、海啦、连花儿都是一样。在我看来什么都是灰色的，没有欲望。我的灵魂里充满了痛苦……这好像是一种病……”
    契诃夫眯起眼睛望望面前的这位太太，说：“的确，这是一种病。它还有一个拉丁文的名字：morbuspritvorlalis。”
    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无病呻吟。那位太太幸而不懂拉丁文。

契诃夫热爱自己的文学事业，同时又真诚地献身于自己的医生的职业，为穷苦的人们解除痛苦。
    每当有人称赞他的文学作品时，他总是谦逊地回答：“我是医生。”
    他常开玩笑说：“医学是我的妻子，而文学则是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