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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剧作家，议员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拥有“睿智的议会雄辩家”的美称。在许多场合，他以如簧之舌解除了麻烦，争得了自尊。
    一天，一位爱唠叨又浅薄的太太急于要和谢里登一起出去散步，对他说：天气已够好的了，完全可以出去了。而谢里登则急于避免和这位太太单独在一起，便回答说：“这天气对你一个人来说也许已够好的了，但对两个来说，还完全不行。”

一天，谢里登从朋友处回来，走到伦敦街上，迎面碰上了两个皇家公爵，这两个人平时总要挖苦这位作家出身的议员。
    他俩很亲热地与谢里登打了招呼，其中一个拍拍他的肩膀说：“喂，谢里登，我们正在争论你这个人是更无赖些呢还是更愚蠢些。”
    “哦，”谢里登立即抓住他们说，“我相信我正处于这两者之间，这就是答案。”

有一次，在下议院里，谢里登和另一位议员争了起来，他对这位议员言不由衷的行为感到愤慨，并当面指责他是个骗子、说谎家。
    第二天，下议院院长要求谢里登向那位议员道歉，因为他的话带有侮辱性。谢里登回答说：“我是说过那位尊敬的议员先生是个说谎家，这一点儿不假，对此，我深表歉意。”

有人向保加利亚大诗人奥多尔特拉亚诺夫求教：“怎样才能写出一首好诗呢？”
    他说：“你看到过雌鹫鸟没有？它们每次生三个蛋，先丢掉一只，另两只出世后，又只给其中一只喂食，精心抚养。学学他们的方法，好诗就出来了。”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每天早晨习惯食用一个马铃薯。有一天，他把一个太烫的马铃薯放在饭厅的壁炉上凉一凉，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就算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里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我的上帝！砒霜……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这是我略施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 ...

安妮·兰德斯是美国《太阳时报》的专栏女作家。在一次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位相当体面的参议员向她走来，开玩笑说：“你就是作家安妮·兰德斯吧，给我说个笑话吧！”
    安妮小姐毫不迟疑地答道：“那好。你是政治家，给我说个谎吧！”

有一位著名女舞蹈家给萧伯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建议：如果让他俩结婚，那将对后代和优生学都是件好事。她着重指出：“将来，生个孩子有你那样的智慧和我这样的外貌，该有多么美妙！”
    萧伯纳在回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这番好意，他说：“那个孩子如果只有我这样的外貌和你那样的智慧，就槽透了。”

画家沙金到一位暴发户家里去做客，主人出示收藏的画，十分得意。但画家一看画，这些统统都是鹰品。
    主人表示要在死后把这些藏画捐出去。特地问沙金捐给什么机构最合适。画家懒洋洋地答道：“我看最好捐给盲人院。”

音乐家西贝柳斯同一位批评家在公园散步，这时小鸟在枝头婉转歌唱，批评家说：“它们才是这世上最有才能的音乐家。”
    不一会儿一只乌鸦飞来，西贝柳斯说：“它才是最优秀的批评家。”

张大千有一个习惯，绝不在自己的画展露面。
    他解释说：“我有三怕。我怕标价的画展，真有‘挂起来卖’的那种别扭的感觉；我还怕人家恭维我，倘使人家夸奖我的画，我当然要说几句客气话，可我就是不会说客气话；我怕我若在场，人家认为我的画狗屁不值，却又不好意思骂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
    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悲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视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鲟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悲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悲翠奈何？”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做官的汉奸与日中人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