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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他如何开始写作时，曾这样说：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学院学习），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读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集。回到我住的公寓，我开始读《变形记》。读了第一行，差点没使我从床上掉下来。我异常惊讶。书上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做了一个令人惊忧不安的噩梦后醒来，他发现自己在被窝里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大甲虫……”读了这一行，我就想：“难道可以这样写吗？”如果我早点知道可以这样写的话，我早就干写作这一行了。因此，在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后，我立即开始写小说了。

英国文学家王尔德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里的人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并问他要买多少？
    王尔德说：“我不想买花，只是我看它们太拥挤了，怕它们被挤坏，想让它们轻松一下。”

1942年春，作家端木蕻良居住桂林时，每天都有许多文学青年慕名来访。为了潜心创作，他在居室门前贴了一首诗：
    女儿心上想情郎，日写花笺十万行；
    月上枝头方得息，梦魂却又到西厢。
    90高龄的梁漱溟为了回避慕名上门的拜访者，以抓紧时间著书，在居室门上贴了一张“敬告来访宾客”的条子：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犹衰，谈话请以一小时为限，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鉴谅，幸甚。1986年3月，梁漱溟敬白。”

诺贝尔奖金得主莫里斯·迪拉克（1902—1984）日常生活讲究精确和简练。
    一天晚上，和他一道吃晚饭的朋友漫不经心地说：“今天的风很大，是吗？”
    迪拉克欠身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回到座位上坐下来说：“是的。”
    还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他：“迪拉克教授，你研究的东西难懂吗？”
    “难。”
    “可以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吗？”
    “不。”
    两个人相对无言，那位记者决定另换个轻松的话题。
    “请问您看电影吗？”
    “看。”
    “什么时候呢？”
    “1920年。1930年也看过。”

传闻说，伊里亚·爱伦堡的小说《暴风雨》被斯大林称为“水杯里的暴风雨”。于是《真理报》编辑部决定公开讨论这部小说，以表明该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敢于抨击在西方腐朽文化面前低三下四的恶劣行径。
    讨论已进行了数小时，发言的人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每个批评若是成立的话，都足以让作家坐几年牢，可是爱伦堡却极为平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他的镇静使与会者无法忍受，纷纷要求爱伦堡发言。
    爱伦堡说：“我很感谢各位对鄙人的小说产生这么大的兴趣，感谢你们的批评意见。这部小说出版后，我收到不少来信，这些信中的评价与诸位的 ...

延安鲁艺，曾流传着一个“时乐蒙恋爱三原则”的笑话——
    那时，因时乐蒙在同学中年龄稍大一点，所以，上下对其婚姻特关心。
    有一次，给他介绍一位明星式的人物。此女虽靓，但轻浮。时乐蒙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人不是动物。
    又介绍了一位，是执行康生极“左”路线的积极分子。时乐?为人正派，最讨厌这类整友的“运动员”。于是，他又连连摇头：根本不可能！这种人太可怕了，哪里有点儿女人的心肠？
    第三次，时乐蒙被同学中的小兄弟们绑架着去同一位搞组织工作的“见面”。本来是谈恋爱，孰料，那位女郎养成了一种职 ...

我国水利学家钱宁教授在美国求学时，师从小爱因斯坦研究河流泥沙问题。小爱因斯坦的父亲就是那位提出相对论的物理学大师。老爱因斯坦生前把他的一张座右铭送给了他的儿子，小爱因斯坦于1973年去世，他的夫人把座右铭复制一份寄赠给钱宁。钱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内容如下：
    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提醒我自己，我的内心的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劳动的基础上的。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

哈默曾送给列宁一尊青铜雕像：一只猴子坐在《物种起源》这本书上，凝视着人类的头盖骨。他对列宁说，人类要学会和平共处，否则越来越强大的武器会毁灭世界文明，甚至人类自己。列宁明白了这件礼物的用意，当即指示秘书：永远不许从他的办公桌上取走这尊雕像。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他还喜欢看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他最爱看的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沈从文拉他去给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作一次讲座。沈从文给他定了个题目叫《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同学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皮定均将军爱骂人，官愈大骂之愈狠，然从不骂士兵。某日于某部营外，见两士兵弃空酒瓶于水田。招连长指导员至，命其下田摸酒瓶，两士兵欲替下，将军怒止之。
    某日某部，将军见一哨兵军大衣少一纽，即命营长跑步带针线，为哨兵钉纽。将军侧立一旁，怒视之。营长手颤抖，良久方毕。
    将军至某岛视察，见无一条平坦之路，即命守备团长端一盆水上将军车，绕岛一圈。路颠簸，水晃荡，团长全身淋透，方恍然醒悟，此乃将军严厉批评也。

    “文革”前，某师一战士因打靶误伤而亡，将军大怒，命厚葬，师长政委抬棺。皮定均将军常云： ...

某日，皮定均将军至平谭岛视察部队。某营营长报告后，将军问：“全营多少人？”营长答之。问：“有多少炮？多少枪？”俱答之。又问多少干部，多少战士，多少农村兵，多少城市兵，营长支支吾吾。将军随即话锋一转：“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妈妈呢？”“×××。”将军曰：“你还不错，没有忘记父母。我告诉你，作为一营之长，岛上的一切，就要像记住你父母的名字一样！”言罢拂袖而去。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
    “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