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 ...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这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合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①。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 ...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珠宝玉器,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以后,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婬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上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这期间,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顺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 ...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方的军队前进,另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而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阀们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我马上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槍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大肆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到我的身边, ...

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无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
    我皇上并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令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 ...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 ...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 ...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 ...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 ...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 ...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 ...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陽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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