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溥仪 今日: 3325 |主题: 74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我更堵心。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 ...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陰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 ...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 ...

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 ...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 ...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 ...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 ...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 ...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 ...

在伪满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被迫背过我的“诏书”。在学校、机关、军队里，每逢颁布一种诏书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会上把那种诏书念一遍。听人讲，学校里的仪式是这样的：仪式进行时，穿“协和服”①的师生们在会场的高台前列队肃立，教职员在前，学生在后。戴着白手套的训育主任双手捧着一个黄布包，高举过顶，从房里出来。黄布包一出现，全场立即低下头。训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在桌上，打开包袱和里面的黄木匣，取出卷着的诏书，双手递给戴白手套的校长，校长双手接过，面向全体展开，然后宣读。如果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我 ...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 ...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