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梁启超的一场惊天证婚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

北京的北海公园，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是二十九岁的诗人徐志摩，新娘是二十三岁的名媛陆小曼，主持人是胡适，证婚人是梁启超。消息早已传遍京城，那天，北海画舫斋满堂宾客，名流云集，热闹非凡，众人皆来看这对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才子佳人如何喜结连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婚礼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场——不为别的，只为证婚人那番史无前例的训词。

前缘：师徒之间的持久论战

徐志摩与梁启超的师徒关系，原本是文坛一段佳话。徐志摩对梁启超极为崇敬，在北大正式拜梁启超为师，梁启超也爱才如命，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子青眼有加。然而，师徒二人的分歧，恰恰出在徐志摩的婚恋问题上。

早年，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不惜向发妻张幼仪递交离婚通知书。梁启超对此深感不满，曾写信严厉规劝，苦口婆心地告诫他：“若沉迷于不可求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但徐志摩回信申明自己这样做只为“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后来，林徽因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转而追求京城名媛陆小曼。而陆小曼的丈夫王赓，恰恰也是梁启超的学生，与徐志摩可算同门师兄弟。这一来，事情就更加微妙了——师弟挖了师兄的墙角，这让梁启超的脸面往哪里搁？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更是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在他看来，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如今又要娶一个有夫之妇，简直是伤风败俗。但架不住徐志摩的苦苦哀求，又有胡适、刘海粟等人反复出面斡旋，徐申如最终勉强让步，却提出了三个条件：结婚费用自理，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

这三个条件，条条都有深意。第一条让新人自担费用，是表明态度；第三条南归老家，是要他们离开北京的是非地，回家拜见祖宗，也算是向传统礼法低头。至于第二条，更是用意深远——徐陆二人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被舆论诟病不已，这时候邀请学界领袖梁启超亲临证婚，就等于借老夫子的威望为这桩婚姻背书，多少可以缓解外界的指摘。

勉为其难的承诺

梁启超是何等样人？他素来性格刚耿，率真诚挚，虽然爱惜徐志摩的才华，却对弟子的感情生活深恶痛绝。起初，任凭谁来说情，他都不肯答应去证婚。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出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合——陆小曼的前夫王赓和自己的爱徒徐志摩都是他的学生，师弟挖了师兄的墙角，自己作为老师去证婚，这让他情何以堪？

然而，事情却一步步推着梁启超往那一步走。先是因为林徽因成了梁启超的儿媳妇，徐父提出请梁启超证婚，本身就有某种微妙的心理——徐志摩为了林徽因而离婚，如今林徽因已是梁家的媳妇，请你梁启超来证婚，看你怎么说？再是胡适、张彭春等人反复说情，梁启超经不起一再劝说，终于勉强同意。但他提前对徐志摩表明，自己要在婚礼上说些教训的话。事已至此，徐志摩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只要老师肯来，说什么他都认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会说得那么严厉、那么不留余地。

婚礼上的惊雷

1926年10月3日，北京北海公园。

婚礼的排场不小。红烛高烧，贺客盈门，一切都按着最体面的规格操办。徐志摩与陆小曼站在堂前，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宾。他们的脸上，想必是幸福而笃定的——从相识、相恋到冲破重重阻力走到今天，这条路走得实在太不容易。他们相识于1924年，那时陆小曼还是王赓的妻子，丈夫常年驻外，她被困在寂寞的婚姻里，郁郁寡欢。而徐志摩刚刚失去林徽因，情场失意，两人在交际场所相遇，如同干柴烈火。他们的爱情背负着“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的原罪，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两家的长辈也无一赞成。如今，他们终于能够站在这里，当着所有来宾的面，许下名正言顺的誓言，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

轮到证婚人致辞了。众人屏息以待。

梁启超霍然站起来，脸色沉肃。他开口了：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婚礼上的证婚词，不都是说吉祥话、送祝福的吗？梁启超怎么一开口就说不中听的话？

他没有停。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一句话，如霹雳当头。满堂宾客瞠目结舌，鸦雀无声。谁也想不到，一位学界泰斗，竟然在自己弟子的婚礼上，以这样一种口吻当众训斥新人。

梁启超将目光转向新娘，继续厉声道：“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整个礼堂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红烛的光影在墙上摇晃着，却没有人敢发出一丝声响。徐志摩站在台上，脸颊滚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机请来的恩师，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和陆小曼批得体无完肤。

他忍不住低声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他最后说道：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这哪里是什么祝贺？这分明是一场公开的审判。

事后的剖白：一纸家书道尽苦心

婚礼次日，梁启超将当日的训词抄录下来，连同自己的一封长信，寄给了远在欧洲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在那封日期为“十月四日”的信中，梁启超详细交代了这件事的始末，也剖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他写道：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

接着，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矣。”

对于徐志摩，他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赏，又痛惜，更担忧。

“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

对于陆小曼，梁启超的态度更加直接，甚至有些严厉：

“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

在信的末尾，他又补了一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

“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谁能想到，这番话竟一语成谶。

尾声：一语成谶的悲剧

事后，梁启超还将那篇训词裱成手卷，亲手交与徐志摩保存，希望弟子时时以此自警。而徐志摩与陆小曼次日也前往梁府拜谢，师徒笑语盈盈，似乎前日的尴尬已被心照不宣地揭过。梁启超收起了昨天的严厉，以一副慈师的面目勉励他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而，梁启超的担忧，终究成了现实。

婚后，陆小曼挥霍无度，沉溺于上海的灯红酒绿之中，靠鸦片麻醉自己。徐志摩为了供养她，不得不在数所大学间疲于奔命，甚至借贷度日。他一改昔日的诗人风度，成了一个拼命赚钱养家的俗人。而陆小曼对他，也从当初的炽热爱恋，渐渐变得冷漠疏离。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一架廉价邮政飞机，从南京飞往北京。途中大雾弥漫，飞机在济南附近撞上开山，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

徐志摩死后，梁启超在信中对陆小曼的担忧——“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竟成了残酷的预言。

从此，“梁启超证婚”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桩让人哭笑不得、又令人扼腕叹息的经典轶事。梁启超对弟子的那份又爱又恨、欲救不能的复杂情感，以及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另类“慈悲”，都浓缩在那场北海公园的婚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