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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里男孩kenny移居到了乡下，从一个农民那里花100美元买了一头驴，这个农民同意第二天把驴带来给他。第二天农民来找kenny，说：“对不起，小伙子，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头驴死了。”
    kenny回答：“好吧，你把钱还给我就行了！”
    农民说：“不行，我不能把钱还给你，我已经把钱给花掉了。”
    kenny说：“ok，那么就把那头死驴给我吧！”
    农民很纳闷：“你要那头死驴干嘛？”
    kenny说：“我可以用那头死驴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
    农民叫了起来：“你不可能把一头死驴作为抽奖奖品，没有人会要它的。”
    ...

杨振宁娶了翁帆后，他的好友说：真是委屈了人家姑娘，你都可以做她爷爷了。杨很不满：我更委屈，她爷爷比我小两岁，可我还得装孙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多那太罗（1384-1466年）创作了浮雕《佛罗伦萨的圣米凯莱》和青铜像《大卫》后，名声大振。
    威尼斯的绅士们委托他给雇佣兵队长达纳尔尼（即加塔梅拉塔）塑一座马的雕像，并一再催促他尽快完成。
    多那太罗对此很是恼火，他拿起锤子一锤把快要塑成的雕像的头砸个粉碎。
    绅士们拿起锤子对着他的脑袋，要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多那太罗毫不畏惧，说：“我可以重塑加塔梅拉塔的头像。只要你们也能重塑我的头像，我倒很情愿让你们砸。”

议员正在没完没了地发表演讲，有位男听众站起来离开了。
    议员对此很不满。
    那人的妻子慌了，赶忙解释：“请原谅，先生，我丈夫有梦游的毛病。”

张勋生日，大学者辜鸿铭（1856一1928年）送给他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技。”
    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辜鸿铭既会讲英国文学，又鼓吹封建礼教。
    他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字，说：“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
    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审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l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 ...

里根身为美国总统，执政8年，权倾一时，但是他说：“有人说我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可我一点也不信。白宫有一位官员，每天早晨把一张小纸片放在我办公桌上，纸片上写着每一刻钟我该做的事情，他才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惠斯勒为一位知名人士画完肖像后，他问那个人是否喜欢这幅肖像。“不，我无法说我喜欢它，惠斯勒先生。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糟糕的艺术作品。”
    “对，”惠斯勒一面透过单片眼镜看着被他画像的人，一面答道：“可是您也得承认，您自已是大自然的一件糟糕的作品。”

有一次，伊丽莎白女工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诧深墙高的宫庭大院里，平时也多来往于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当她看到简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培根站在女王身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并不错，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理查德·波尔森（1759—1808年，图片应非本人），英国著名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学艺术，在评论界享有声誉。
    有一次，波尔森的同代人、年轻的诗人罗伯特·索锡向他请教对自己作品有什么看法。
    “你的作品肯定会有人读的，”他恳切地告诉索锡，“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被人忘却以后——只要等到那时就行了。”

谁也没有料到，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伏尔泰竟参加了一个为人不齿的团伙的狂欢。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可第二天晚上，他们又邀请他参加。“噢，伙计，”伏尔泰神秘地说，“去一次，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美国第27位总统威廉·霍华顿·塔夫脱（1857—1930年）曾经被困在一个乡村的火车站好长时间，因为搭不上火车而一筹莫展。一个很凑巧的机会，他听说如果有很多人想上车，快车也会在小站停。
    不久，列车调度员收到一份电报，说在希克斯维尔有一大批人等着上车。当快车在克斯维尔停住时，塔夫脱孤身一人上了车，并向迷惑不解的列车员解释说：“可以开车了，我就是那一大批人。”

外交部长李肇星作客一家网站，一位网民调侃说：李部长，您的才华我们很佩服，但您的长相我们不敢恭维。
    李肇星部长幽默地说：我妈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