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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伊丽莎白女工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的宫廷大院里，平时也多来往于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当她看到简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培根站在女王身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并不错，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约翰·沃德爵士于1599年出版了著名的传记小说《亨利四世》。然而这几乎招来了他的杀身之祸，因为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作者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抨击她的现行政策。
    女王很快召来了司法官员，建议以谋反罪对沃德提起诉讼。
    培根读过此书并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他站起来表示异议，为作者开脱。他说：“我不敢说书里有谋反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该书确有不少重罪的证据。”
    “何以见得？在什么地方？”女王急切地问。
    “在他从泰西塔斯，古罗马历史学家，那儿剽窃来的好多段落中，便可找到这类罪证。”培根认真地回答说。 ...

英国哲学家威廉·休厄尔是一位幽默能手。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剑桥的卡姆河只是一条被用作城区排水的排水沟。
    有一次，女王访问剑桥，在河上的一座桥上停了下来，对族拥着她的剑桥大学的要人说，河里漂着的废纸太多了。威廉·休厄尔接口说：“陛下，它们并不完全是废纸，它们的每一页上都写着告示，通知来访者这条河是不适于游泳的。”

英国哲学家、诗人贝恩斯在泰晤士河上看见一个富翁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富翁的穷人，竟只得到一个铜元的报酬。围观的人被这富翁的吝啬激怒了，要把他再扔到河里去。
    这时，贝恩斯立即上前阻止，说：“放了这位先生吧，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价值！”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晚年退休后，每年还能拿到1000英镑的退休金和印书稿费。
    他在爱丁堡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写的《大不列颠史》是一本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哲学家摊开两手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

休谟去逝前不久还出席过一次晚宴。宴会上一个客人抱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太深了。
    老哲学家颇不以为然。“不，并非如你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以前写过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可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基督教徒以外，我却没有任何敌人。”

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仰慕之情。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意。从那以后，每隔10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古希腊时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智者和名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雄辩家和演说家。狄摩西斯就是一颗灿烂星辰，和他匹敌的另一个雅典人是福西昂将军。他俩不仅才气相当，辩力相当，而且所持论点总是相左。因此，他们的遭遇总能给人带来智慧的享受。
    一次，两入争得不可开交，狄摩西斯批评福西昂说：“无论何时，只要当雅典人怒火中烧时就会杀掉你。”
    福西昂则说：“可一旦他们头脑冷静时，就会对你绝不客气。”

戴奥珍尼斯是古希腊有名的讽刺哲学家。有一天，他来到柏拉图家中。他从不穿鞋，两脚很脏，就这样在柏拉图的地毯上来回走动，并说：“我在践踏柏拉图引以为荣耀的东西。”
    柏拉图说：“这倒是真的，可是我得到了更大的荣耀。”

有人问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人有什么不同？”
    “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哲学家回答说。

庇希特拉图是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人们问他：“真理在哪里？”
    庇希特拉图说：“还要说吗？真理无所不在。”

一次，华佗为一个郡守治病，脉诊后知其内郁，认为郡守只要大发一场脾气，病就会好。于是就故意多收他的财物，却不开药方治疗。不久就丢下他走了，还留下书信骂他。郡守果然非常愤怒，要叫人去追杀华佗。
    郡守的儿子知情，就暗中关照不要追赶，郡守愤怒已极，马上吐出几升黑血，病很快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