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溥仪 今日: 3325 |主题: 74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 ...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 ...

这次整顿内务府宣告失败，并不能使我就此“停车”。车没有停，不过拐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后，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继续地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徐勤写来奏折吹牛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曾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复辟，他给庄士敦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 ...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 ...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 ...

我遣散太监的举动，大受社会舆论的称赞和鼓励。在庄师傅的进一步指引下，我接着把“励精图治”的目标又转到内务府方面。
    关于内务府，我想先抄一段内务府一位故人写给我的材料：
    内务府人多不读书
    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无学也。余窃耻之，而苦不得采其源。追及民十七八之间 ...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 ...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陰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 ...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 ...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 ...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 ...

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陽，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一部分在抚顺，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别在太原和沈陽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陽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的大会讲坛上看见过。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