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_在线阅读_苑书义

第七章游历欧美“顿扩灵明”
    一位法国人在莫斯科问李鸿章:访问欧洲的目的是什么?李鸿章答复说:一是祝贺俄国沙皇加冕;二是“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李鸿章过去对“西洋政教规模”虽已“略闻梗概”,但只限于“耳食”,“究竟耳闻不如目见”,他想“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因此,他在俄国逗留期间,既同其君臣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又考察其社会,曾特地赶到下诺夫戈罗德参观博览会。据维特说:李鸿章“在博览会上参观了几天”,“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陈列机器设备那部分使他特别感到惊奇。”
    6月13日李鸿章一行乘坐火车从俄国到达德国访问,下榻于柏林豪华的凯撒大旅馆,“凡口之于昧,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李鸿章常吸之雪茄烟,常听之画眉鸟,也“陈于几而悬于笼”,其余就可想而知了。寝室墙壁上,高悬照片镜框,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6月14日李鸿章驱车到柏林皇宫晋见德皇威廉二世,呈递国书;并致颂词,对德国干涉还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他对德国给予自己的“逾于常格”的款待,有些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若惊,说“即此一端,已见中德之友谊,实较诸此外有约各国,更形洽比矣。”他本想强调“中德友谊”,但因语意谄媚,遭到外国报纸讥评:李鸿章“甫自俄来,后此复将往法,而独向德皇作此语,未免失辞。”第三天,李鸿章应德皇之邀:到行宫参加国宴,“居各国亲王、太子首座,独致殷勤。”随后,德皇请李鸿章到教场检阅御林军。李鸿章看着装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良、训练有素、阵法纯熟的御林军,联想起业已溃败的淮军,难免产生望尘莫及之感,不觉失声长叹,对德皇说:“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况更多多益善,尚何么磨小丑之足为华患哉!”德皇点头称是,并乘机进言:“中国亟须仿照练兵,以图自强,我深愿帮助。武备学堂为练将根基,尤望加意。”事后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德皇“好武似俄主,勤劳过之,此德、俄所以称雄也。”
    李鸿章“连日体察”,只感到德国君臣商民接待优厚,却不知在这种“优厚”接待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贪欲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德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臣马沙尔和李鸿章进行过“两次政治性的长谈,每次都达数小时”,谈话内容涉及中德的“全部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如怎样根据最近东亚发生的事情来调整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问题。”概括说来,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干涉还辽问题。李鸿章重申中国感谢德国干涉还辽,并表示了保持和加强“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李鸿章的“感激不是完全无边的”,他指责德国“一开始就对日本远较对中国为同情”,时至今日德国“还存有这种偏袒的心理”,而且“中国为退还辽东所支出三千万两的赔款是德国提出的要求。”
    马沙尔多方辩解,说“德国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消极,主要应归咎于英国先采取一个绝对漠视的政策”,并声称“如果德国不参加干涉,日本决不会在辽东问题上让步。”他还竭力否认德国“左袒日本”并首先要求中国支出3千万两“赎辽费”。
    增加进口关税问题。李鸿章将赫德拟议的“照镑价加税办法节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马沙尔,并“详切开导”说:3千万两的“赎辽费”加上2亿两的赔款,“对中国实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如果列强不许中国增加关税,中国必定在财政上破产。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一切国家只征收最低的税率——即从价西分之五。但这方面的条约诺言是三十多年前在刺刀威吓下从中国勒索而来的。再者,按当时的汇兑率,一金镑合银三两,而现在已接近银六两。既然因银价的下降,当时规定的税则的金价实际上已降低一半,现在中国要求按照银价的下落以提高税率,也就是说,税率加倍,是完全合理的。”
    确定和调整关税税则,本属一个国家的主权。但是1842、1844年英、美先后用刺刀逼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却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使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1858年英、法又分别用刺刀逼迫中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一般进出口货物,海关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照银计征。当时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保护本国经济,但是中国海关税率却被列强压到世界最低水平,并且不得自行调整,加之银价跌落,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李鸿章代表情政府提出修订关税税则,按英镑而不照白银计征的问题,确实是“完全合理的。”
    马沙尔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海关收入三十年来按照金价已大大地降落”,但又狡辩说:“银价的低落对德国出口商是个严重的损失”,“如果中国政府真正需要我们作一个如关税加倍这样的重要的让步,那末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将为此提名人轶事供些什么。”他向李鸿章“很坦白地并无保留地”提出了德国所急于得到的一切。他宣称:“德国欲开扩商务,恐商情不顺,议院驳阻,但两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谊关切,如中朝准我推广制造,代名人轶事办沪宁铁路,照日本成式,派德将练兵,必可商办。”在这里,他公然把胁迫清政府让与这些权益作为就增加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李鸿章表示:“他本人没有职权与任何一个国家签定协定;他的任务主要是‘展开问题’”。
    让与军港问题。德国参加干涉还辽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早在1895年12月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奉命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让与一个军港的要求,马沙尔还亲自出马同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商讨了这个问题,但因遭到清政府的婉言拒绝而没有达到目的。这次马沙尔又旧话重提,他向李鸿章反复强调德国只有获得一个军港,才能在东亚推行“维持东亚均势及中国完整”的政策。他进而威胁说:“中国政府自己必须认清,如果拒绝这样的要求,因而迫使德国完全以它自己的利益作为它行为的准绳,中国是否能改善其地位?”马沙尔供认,李鸿章“非常激边地驳斥这句话,因为他在其最后几个字眼中找出我们也许在东亚有追求一个敌对中园政策的威胁。”李鸿章担心“如果德国得到这样一个军港,其他国家将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出让这样一个基地的坏处,不如保持与德国友好的好处来得大。”不过,他希望知道德国“是否将更积极地支援中国?”马沙尔作了肯定的答复,并提出了以租借方式获得军港的设想。李鸿章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能取得谅解,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使这个谅解能达成”。
    马沙尔与李鸿章的会谈表明,德国借口还辽有功,打着维护中国完整的旗号,妄图从中国攫取军港和其他特权,增强争霸远东的地位和能力。作为清政府代表的李鸿章,虽然不无抗争之意,但终因国势衰微而趋向妥协。他深知在列强推行“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里,“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钤制”。
    李鸿章不仅同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臣马沙尔会谈,而且还于6月27日专程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于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兼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原,极力维护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强权统治,主张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统一德国,故有“铁血宰相”之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兼任帝国宰相,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推行“大名人轶事陆政策”。1890年因与威廉二世意见不和,被迫辞职。李鸿章倾慕俾斯麦,俾斯麦也深知李鸿章其人,“彼此闻声相思,一见如旧识。”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李鸿章,“主宾人座,共道国政。”外国记者详细报道了李鸿章与俾斯麦的谈话情况。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海”。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武弁,仍惟贵园是赖。”
    李鸿章还得意地告诉俾斯麦: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听后风趣地说:法国人不会认为“东方俾斯麦”是恭维语。他还表示自己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李鸿章与俾斯麦会晤,纯属礼节性活动,没有什么政治含义。是时俾斯麦不居政地,无柄无权,而他所说的“治国之道”,也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
    李鸿章在访德期间,受到德国商界的青睐,他曾是德国军名人轶事火器械的大主顾,德国商界幻想通过他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因而,商会宴请,工厂参观,“款持之殷,若有情难自已者”,李鸿章“一一受之,亦甚兴高采烈”。不过,李鸿章并没有“订购器械之权”,无法满足德国商界的贪欲,所以只得表示:“今幸亲见制造之美,回华而后,必将备细言之,凡有所需,必求诸德。”言外之意,是叮嘱德国商界“毋空费而叹失望”。但是,直到李鸿章离开德国以后,德国商界才如梦初醒。
    7月4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德国,转往荷兰。第二天到达荷兰首都海牙,受到热情欢迎。当天晚上,李鸿章应邀出席荷兰政府为他举行的宴会和歌舞晚会,他品尝着西方风昧佳肴,欣赏着“珠喉玉貌,并世无双”的歌舞,飘然欲仙,即席赋诗,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诗云:
    出入承明四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
    华筵盛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
    7月8日,李鸿章一行离开荷兰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第二天,晋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二世。李鸿章“执礼甚恭”,利奥波尔德也热情接待。据说李鸿章同利奥波尔德二世曾就卢汉铁路的修筑问题进行了商谈。当时列强正在争夺卢汉铁路利权,俄国支持法、比承修。
    李鸿章在布鲁塞尔参观了“槍炮各厂,美不胜收”。当看到“克革烈槍炮公司”的最新产品时,“喜其犀利神速,罕有伦比,因而赞叹不绝口。”他还到埃诺省观看了军事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7月13日,李鸿章一行从比利时到达法国巴黎,恰值法国国庆前夕。第二夭,李鸿章前往爱丽舍宫晋见法国总统富尔,呈递国书,感谢干涉还辽之举,希望中法“永以为好”,“互庆升平,同跻隆盛。”当天下午,李鸿章应邀观看了法军为国庆而举行的军事表演。晚上,他由一位懂得汉语的法国部长陪同,泛舟塞纳河上,观赏国庆烟花。
    李鸿章在巴黎期间,曾与俄国代表罗启泰、法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长汉诺多,分别就东省铁路和“照镑收税”问题,举行了会谈。
    东省铁路合同谈判事宜,表面上由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和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负责,实际上由李鸿章和维特暗中操纵。维特派罗启泰专程到巴黎会见李鸿章,表示俄国拟先派员前往黑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吉林地方“勘路测量,求发给护照,并电总署转致吉黑将军副都统就近派员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界接护,会商一切。”李鸿章满口应允,立即电请总理衙门照办。罗启泰还与李鸿章商谈了东省铁路轨幅问题。当时总理衙门主张轨幅按中轨敷设,罗启泰秉承维特意旨,坚持要求与俄同轨。李鸿章担心路轨争执危及密约,倾向妥协,遭到总理衙门的驳斥。但不久清廷屈服,允许与俄国同轨(五俄尺)。9月8日《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正式定议画押。
    李鸿章遵照清廷的指示,与法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长汉诺多就“照镑收税”事进行了磋商。汉诺多假惺惺地表示“照镑价法愿遵”,但随即提出两项先决条件:“必须各国皆允,越南陆路不改,请由驻京使公议”;允许“法员襄助”福州船政局,划定“一处未定”的中越边界。李鸿章批评汉诺多“迹近要挟,颇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情”。总理衙门闻讯‘徒呼奈何。
    李鸿章还先后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院和工厂、矿山等,“意甚欣然”。
    8月2日,李鸿章一行乘专轮从法浮海至英,开始了对英国的访问。在英国期间,李鸿章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皇,恭递国书,祝“愿两国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永敦辑睦”,拜访了前首相格莱斯顿;并同英国首相兼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臣索尔兹伯里就“照镑加税”问题举行了会谈。李鸿章和清廷认为“各国商务,英为领袖”,只要英国答应“照镑加税”,其他各国就没有拒绝之理。索尔兹伯里始则主张应等“修约届期再议”,继而表示“我必尽力,但须确询香港、上海商会众议”。据英国报纸透露,索尔兹伯里企图利用“照镑加税”问题从中国“还索酬报”,扩大在华侵略特权;李鸿章心知其意,准备“权轻重而量长短,可许则许”,但双方均不愿明言。
    李鸿章虽然与索尔兹伯里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但在英国的游览却获益良多。
    来自东方专制帝国的李鸿章,特意访问了作为西方民名人轶事主制度象征的议院。他先到英国下议院,坐在特设的座位上,旁听议员讨论国事,可惜当天参加会议的议员很少,“无甚可观”。随后,他来到上议院,观看了院中特设的“君主御座”,并同议员“略谈片刻”。
    素志“伟武以经文”的李鸿章,在朴茨茅斯军港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英国每年举行一次海军大检阅,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李鸿章抵英之日,检阅已经结束,各舰陆续散归防次。然而停泊在朴茨茅斯军港的,尚有47艘,“分列两行,如山之立。”李鸿章乘坐御舟,驶入舰队,绕过两周,直向朴茨茅斯进发。李鸿章惊叹:各舰“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他恍然如在“梦中”,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大铁甲船”,同时停泊在一个军港呢?他感慨万端,说什么“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李鸿章还先后参观了造船厂、槍炮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生产,使之感叹不已,说“天了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李鸿章侧重考察英国“物质文明”,某些英人非议他未免逐未而忘本。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李鸿章对英国政教熟视无睹。他曾欣喜地表示:对于欧洲政教,自己过去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这次“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他从英国等欧洲各国的现实中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
    李鸿章的访问,受到英国工商界的关注和欢迎。伦敦汇丰银行在水晶宫举行盛大招待会,出席作陪者多达3百人,耗资6千英镑(合银3万余两)。伦敦商业总局召开千人欢迎大会,伦敦中国会、电报公司盛筵款待。英国大亨们慷慨解囊,意在借助李鸿章开拓中国市场。他们希望李鸿章返国后,“重为京师内外诸大臣之领袖”,继续执行妥协退让、“通商兴国”的政策,为英国在华活动“解羁释缚”。李鸿章被他们的虚情假意所蒙骗,误以为他们“竭诚尽敬,出人意表,令人永远不忘”,并一再表示与他们“实具同心”,异时返国,甚愿力促其成。
    8月22日,李鸿章离英赴美,横渡大西洋,于28日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并于29日接见了李鸿章,“慰问周至”。美国国务卿还同李鸿章就“照镑加税”问题举行了会谈,表示“各国如允,美无不从”。9月3日李鸿章会见美国信奉基督各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了意见。美国教会领袖大肆宣扬来华传教士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所谓“功德”,力图把侵略说成“友谊”,并感谢清廷和李鸿章保护在华的美国教会和传教士。李鸿章一面“谦逊不遑”,一面为美国来华传教士唱赞歌,说他们没有刺探情报、干涉内政、侵犯官权之事,反而作了许多兴办学校和医院、募捐赈灾、倡导禁烟等公益事业。美国教会领袖听了之后,“无不畅然意满”。李鸿章还对美国教会领袖谈起的所谓“大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不管别人怎样评论,他个人“惟主二教相近一语而已”。美国教会领袖则把“孔子之道”比作“车轮”,把“耶稣之道”说成“御者”,“御者转其车轮,行平万里”,“欧美之兴,基于此矣。”其实,李鸿章和美国教会领袖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都不能科学的评价分别以“孔子之道”和“耶稣之道”为核心的中西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美国教会领袖公然扬西抑中,把“耶稣之道”说成是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的主宰,无疑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心理的反映,而李鸿章所提出的“二教相近”的主张,却明显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豁达胸怀。
    李鸿章在美期间,还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厅、自名人轶事由钟、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及其图书馆。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在美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界处,参观了著名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抵加后,李鸿章从多伦多转往西海岸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哥华,于9月14日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航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归途。他因“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途经日本横滨,拒不登岸,改乘招商局“广利”号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李鸿章此次出游,从3月28日寓沪至10月3日返津,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遍访欧美五大强国,在有清一代历史上实属罕见。他陈述返国时的心情说:“忽从西海,重复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
    李鸿章出访欧美,有得有失。失之于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他肩负的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重任,一是签订“中俄密约”,二是商讨“照镑收税”。后者被拒,前者贻害无穷。可悲的是,李鸿章引虎自卫而不悟,回国后反而沾沾自喜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他天真地以为一纸密约,给国家争得了“二十年无事”的“天下太平”。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李鸿章的幻梦。《中俄密约》签订年余,德、俄即狼狈为奸,先后强租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其他列强也竞相宰割中国领土。与中国订立密约的俄国率先伸出魔掌,使清廷迷惑不解,而李鸿章却开始有所省悟。李鸿章在写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
    德约甫成,俄事又起,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指。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子舆氏有言: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
    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方面的失计外,在思想方面却颇有所获,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欧美“立国政教”的认识,从过去的“耳食”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实感,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庞”的结论。因此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贪弱,须亟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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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维新之同志”
    李鸿章本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欧美列强也热切地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界大权”,使之东山再起。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10月24日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总理衙门大臣分为三类,即总理各国事务亲王、郡王、贝勒;总理衙门大臣,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由内阁、各部院满汉堂宫内特简。李鸿章属于第三类,没有什么实权,“听其为伴食之宰相”而已。清廷就在任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同一天,又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议处”。10月21日出访欧美归来的李鸿章,曾便道径游圆明园,凭吊废园遗址。殊不知当时慈禧、光绪正在主持修复圆明园的工作,每隔数日必亲临督视,所以该园已非废园而成为禁地了。李鸿章万里远归,未暇详询,出于好奇,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部议革职,“得旨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李鸿章既为“伴食宰相”,又以私游圆明园之细故,“奉旨河责,不为元老留体面”,因而深知政敌耿耿于怀,“忌者犹不能相忘”,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采取“韬晦”之计。李鸿章的亲信吴汝纶也劝他“宜少从韬晦”,遇事“虚与委蛇”,以免受到“语穽心兵,含沙射影者”的伤害。
    正当李鸿章继续“韬光养晦”之际,列强通过政治性贷款、攘夺路矿特权、强占领土并在特定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等手段,把中国拖到了被瓜分的边缘。负责对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总理衙门,事实上扮演了半推半就的出卖国家主权的角色。李鸿章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参与了诸如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重大问题的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谈判,并会同翁同龢等先后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胶澳、旅大、九龙租借条约。据维特供认,中俄能够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同俄国贿赂李鸿章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有关。当然,总署大臣包括李鸿章在内,对列强的侵凌,无不忿然作色,对清朝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
    就在李鸿章不断呼吁“变法自强”之际,在神州大地上奋然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1895—1898年间的维新运动,是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维新派站在一个极端,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守旧派站在另一个极端,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殊死搏斗。对于这场维新运动,李鸿章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变法自强”是他的素志。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首脑光绪所宣布的变法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并未脱离洋务派“中休西用”的窠臼。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不论是光绪的“中休西用”,抑或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是同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的,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并表示支持。但是,富于阅历的李鸿章也没有忽视“变法自强”吉凶难卜的严酷现实,因为帝后不睦,新旧水火,支持维新的光绪徒具皇帝虚名,而大权则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中。他对李提摩太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作不成什么事功。”长期浮沉宦海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变法自强”的艰难和卷入帝后、新旧之争的危险,因而“格外小心”,徬徨瞻顾,默不敢言。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金1千。当然,李鸿章对强学会也是有所不满的。首先,北京强学会在陈炽的倡议下,把李鸿章拒之于门外。陈炽此举,显然是由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误国,“虽身存而名已丧”的结果。李鸿章因公开遭到排斥而深感屈辱和恼怒,所以曾与闻北京强学会事的吴樵说他“已含怒矣”。其次,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维新派和张之洞系洋务派组成的,“主之者内有常熟(按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政敌、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张之洞系洋务派在强学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和自己的责任,对自己显然是弊多利少的。不过,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不满,并未导致破坏强学会的行动。但守旧派却因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而憎恨不已。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要求严禁。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崇伊在搞垮强学会之后,又于3月底上疏抨弹文廷式。前者虽与李鸿章无关,但后者却出于他的授意。李鸿章此举并非为了反对维新变法,而是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继续。李鸿章打击的对象,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弹劾过他“主和误国”的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官僚,首先是文廷式。作为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中坚的文廷式,“主眷日隆,名震中外”。朝鲜事起,攘臂言战,不仅上疏抨击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请旨罢斥”;而且集同志于松筠庵联衔奏阻和议。战后又“拟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语颇有侵合肥者。”不料所拟奏稿竟然落入合肥之手。李鸿章既被弹劾于前,又险遭奏参于后,新仇旧恨,耿耿于怀,必欲报复而后快。李鸿章指使杨崇伊“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然后亲自送给慈禧,“请禁勿用”,第一就是文廷式。杨崇伊随即写成弹劾文廷式的奏章,特地请李鸿章斧正。李鸿章在出访欧美临行前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他到天津后,又对人说:“劾我诸人,皆不安矣!”李鸿章出京不久,杨崇伊就上疏抨弹文廷式,要求立予罢斥。慈禧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慈禧罢斥文廷式,矛头是对准光绪的。因为文某竭力效忠光绪,慈禧“必去之心,已跃然愈急”。李鸿章及其亲信因串通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倒文的成功而欣喜若狂。沈能虎、盛宣怀立即由沪电港,向出使欧美路经那里的李鸿章报捷。李鸿章亲拟复电,令将“以后新闻”,“随时电告”。可见李鸿章虽身去异国他乡,但心却依然留在政潮起伏的北京。
    李鸿章从欧美返国年余,列强就在中国掀起了夺取沿海港口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祸,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康有为奔走呼号,给事中高燮曾奏诸光绪召见康有为。翁同龢也密荐康有为,“请皇上举国以听”。光绪根据奕䜣的建议,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总署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署西花厅约见康有为,“以客礼相待”,询问有关变法事宜。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以“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追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答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在这次谈话中,李鸿章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光绪得知会谈情况后,赞赏康育为,急欲变法,令庚有为条陈所见并呈递所著《日本变政记》。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名人轶事潮。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康有为说:
    时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
    曹孟其在《说林》中也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
    荣相既被命为直隶总督谒帝请训,适康有为奉旨召见,因问何辞妻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放居贤良祠,谢皇太后赏食物,同被叫人。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荣相即退出。康君告人,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
    荣禄对于康有为,既与刚毅合谋压抑于前,又想串通李鸿章谄害于后。李鸿章不仅把荣禄两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密告康有为,使之认识到“荣禄老辣”的本质;而且没有与荣禄沆瀣一气,只是以叩头“称皇太后圣明”来搪塞荣禄的威逼。李鸿章的同情显然是在康有为一边。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没有公开单独地上疏表示政见、臧否人物,但在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僚密谈和通信当中,或随同总署和内阁集体议复事件时,对戊戌维新及其弃旧图新的措施,大都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欣慰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为了使中国从贫弱而致富强,“惟在亟图变计而已”。他对戊戌维新虽持赞赏态度,但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予实际活动。
    李鸿章支持“整军经武”。当时光绪把练兵作为“大政”,颇得洋务派的共鸣。李鸿章认为“整军经武为国家根本至计”,可以防止“敌国外患”。
    李鸿章支持振兴农工商业。当时光绪主张“训农通商”,振兴农工商业。李鸿章深以为然,直到1899年他还致函李兰舟重申此意:“农工商各政,原属当务之急,富民之计,此为本根,振兴之权必操自上,设学堂以培植人材,开会馆以齐一条理,皆激励裁成之所系,不能视为缓图。”他特别注意开采矿藏问题。他写信给有关人士,表示支持当时某些“中外条陈”的意见,认为“目前致富之策,自以开矿为先”。他鉴于四川总督鹿传霖力阻宋育仁“挟洋师机器”回籍用西法开矿而感慨系之:“使中国多明矿学之人,何至如此!”似乎可以说,在李鸿章振兴农工商业的思想里,所谓“用西法”云云,并未超越洋务派的传统主张,而惟独在抨击守旧派阻碍民间投资方面才具有某些新意。这表明李鸿章认识到鼓励私人投资新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意对民族资本开放绿灯。
    李鸿章支持废八股、兴学堂。早在1896年李鸿章就曾对其亲信表露过心迹说:“取士之法,亟应变通”,“今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这显然是一种反对拆衷调和,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合理主张,可惜李鸿章却不敢公开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经维新派的斗争,光绪终于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据李鸿章的侄婿孙宝諠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在废除八股的同时,光绪又饬京师和各省一律举办学堂。深知“善教发为善政”的李鸿章支持各省举办学堂,尤其重视京师大学堂,曾劝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并推荐丁韪良充西学总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丁氏后来对人讲,“戊戌举办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李鸿章对于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的态度,则多少反映了他对改革政治体制的看法。因为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虽然并未触动君主专制政体,但却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政体奠基铺路之举。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而“所有各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著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具奏。诏书既下,礼兵刑工各部观望吏户二部,而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户部尚书敬信却持反对态度。李鸿章则遵旨会同其他内阁大学土上了一折一片。他们既承议“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又以防止“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为由,力主采取“庶名虽改而实犹存”的方针。他们根据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禄、鸿胪并礼部;并建议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光绪从之,下诏准行。这类改革尽管如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但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坚决抵制。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开制度局而变法律”,是康有为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就必须于宫中开制度局总其纲,下设十二局分其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他企图通过添设制度局和民政局,使维新派及其盟友参加中央和地方政权。守旧派也十分敏感,认为“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私人,祸将不忍言矣。”因此,设立制度局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慈禧和光绪对此都十分重视,成为帝后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斗争的焦点。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在复奏中,用偷梁换柱的所谓“变通办法”,否定了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当时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对于制度局问题的复奏,是由奕劻和世铎分别领衔的,主要反映了他们俩人及其后台慈禧的意图。但是,他们的复奏是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的结果,而李鸿章时为总理衙门大臣,理应参与讨论,目前尚未发现李鸿章缺席或同世铎∪劻发生争执的记载。李鸿章在自己的奏疏里或与朋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谈和通信中,也均未涉及此事。这似乎表明李鸿章在设立制度局的问题上,由于深知事关帝后、新旧的权力再分配,尖锐复杂,动辄得咎,因而徬徨瞻顾,沉默不语。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名人轶事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名人轶事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个字来形容康有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年梁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
    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
    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问:“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
    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孙:“是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李鸿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臣无可逃,实是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月7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政策和权力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当然,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维新派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顽固势力,企图改革某些封建上层建筑,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他们对洋务派李鸿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评,又因在变法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转旋逆流”。这种两面态度,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里,反映了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维新派的阶级本质和维新运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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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回光返照
    “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然若失,11月13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改道以后,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漂没”,“浮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腐败,河工各员贪名人轶事污盗窃,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年山东黄河决口,寿张々城、历城、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著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意。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力颓衰”,难胜艰巨。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月30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月11日抵达济南。随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1899年3月21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大治即根治办法10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认为卢法尔“拟议大办,甚有条理,但款巨时久”,因而“奏陈以俟采择”。纵观李鸿章履勘河工的经过和筹议情况,应当说是比较认真、务实的,从他出京视事到返京复命,历时4个月,驰驱两千余里,不避劳苦,潜心筹划,拿出了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通盘方案。这与那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以河工为利薮、置灾民死活于不顾者相比,显然是略胜一筹的。4月1日李鸿章陛见复命,“仰蒙垂询河事及洋务甚详”。延议决定“先用救急办法,剋日筹款兴工”,至于“大治”则拟分年筹办,并请简派熟悉河工大员督办。李鸿章向荣禄推荐周馥为河督,为人所阻未果。廷议治标之款,也因户部拮据而难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员督办,又不能如期加拨河工经费,因而所谓治标云云,就势必流于空谈。李鸿章忧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会激起人民造反,动摇清朝统查河事竣之后,有将近8个月的时光,李鸿章“养闲京国”,郁郁寡欢。9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凉。他对友人说:“忽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弥益伤怀。”11月23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新的任命,虽然使他能够摆脱“养闲”、“伴食”的处境,但终因无实可务、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怅不已。清廷起用李鸿章,虽然名曰“考察商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借助李氏之手压制反对慈禧政变的力量。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逐杀,业已在众多的海内外人士中激发了对慈禧的憎恨、对光绪和维新志士的同情。然而,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慈禧和顽固派,却得意忘形,继续倒行逆施,一心搞掉光绪,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免受“归政”的威胁。起初打算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并派法国医生人宫验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鼓动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华侨纷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面对这种局势,清廷“特命李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煽惑”。12月19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
    李鸿章署理粤督,是他积极争取外放和清朝统治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李鸿章不甘寂寞,幻想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美梦。戊戌政变不久,杨崇伊就上疏建议“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派李鸿章“前往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杨崇伊为李鸿章谋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桂冠,反映了他的亲家李鸿章的心声。但是,慈禧却另有打算,她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办。李鸿章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屡求“贵幸倾天下”的荣禄为之说项。荣禄与李鸿章,虽然不无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倾向和相互援引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当时慈禧因谋害光绪计划受阻,决定改取废立法,命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走访李鸿章,“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传达了慈禧废黜光绪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外情,烦一探其向背。”荣禄请李鸿章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就乘机索取粤督桂冠。他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点头称是,并得到慈禧的赞赏,“乃命督两广”。外国驻华使节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向他们提出废立问题,他们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外国公使暗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和李鸿章也因担心废立引起外国干涉和疆臣声讨而持异议。荣禄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统”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赞赏和认可。
    当然,慈禧派李鸿章督粤,既从属于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基于扑灭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海外华商中活动,“气势日甚”,深感不安。她认为海外华商大多籍隶广东,因而特派李鸿章督粤,设法进行镇压。移督两广,对于李鸿章来说,则为他在年近八旬的凤烛残年里,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焕发“政治青春”,提名人轶事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李鸿章由衷庆幸,只经过短短10几天的准备,就于1900年1月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南下,当月抵穗,20日正式接篆视事。
    饱尝了失势之苦的李鸿章,更加感到“权”的重要性。他决心把两广经营成自己的巩固基地,因而缉捕“匪盗”(即所谓“刮地皮”),绥靖“治安”,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广东南海县令的皖籍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重视。1892年冬,裴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傲慢不恭地大声说:“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裴氏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愕然。1900年裴氏以南海县令的身份晋见粤督李鸿章,双方进行了有趣的谈话:
    李问:“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
    裴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问:“十年尚不忘此语耶?”
    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
    李笑着说:“地皮须刮得净。”这次裴氏理解了李鸿章的用意。
    他说:“吾乡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
    李鸿章到任不久,便奏准恢复就地正法旧章以治“盗匪”,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4月1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李鸿章闻讯后,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人犯,就地处死3人,并饬缉捕“余匪”。5、6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由于及时部署和严厉镇压,有效地扼制了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的发展。李鸿章还积极购置军名人轶事火,计划编练2万5千人的劲旅,以备“平乱”之用。由此可见,李鸿章所谓“地皮须刮得净”的严酷性了。
    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革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关系,是李鸿章督粤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付所谓“匪盗”。如果说,李鸿章对一般“匪盗”采取赤裸裸的严酷手段,那么,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革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3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问题为中心政务。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6天,又下沼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岁骤。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名人轶事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罗赞新等3人家属,并请英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力图防止保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徬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年6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益,霑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1895年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孙中山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年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3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年春夏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僧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2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阶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3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象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盲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织的复合心态所索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儁,“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牴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宫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捎客”。7月2日卜力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他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7月13日在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后,卜力又电告伦敦殖民部:“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督的意见,但是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才准备撤销驱逐令。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但因英国政府制止而作罢。卜力随即决定在李鸿章过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欢迎声中登陆,拜会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面。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5年驱逐令尚未期满,不准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了“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李会谈。孙中山虽然推断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是侥幸心理却又驱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误以为“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因此,孙中山一面等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致来,一面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惠州起义事宜。
    卜力与李鸿章会见,首先谈到广东问题。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李鸿章回答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意旨,并且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绪签署。卜力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李鸿章婉言拒绝,并“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
    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李鸿章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杀害,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就说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英国殖民部却根据李鸿章与卜力会谈记要断定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事实证明,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但有迹象表明,直到李鸿章临行前,刘学询仍积极参与策李活动,甚至不惜撒谎设计。当李鸿章即将自广州动身的时候,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曾经拜访卜力,声称“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告诉他,虽然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之而留粤的借口,他是欢迎的。这位所谓“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的话,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捏造出来欺骗卜力劝阻李鸿章的,而这位神秘的官员可能就是刘学询。兴中会员陈少白也非常热衷,在本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还登上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行的刘学询再次劝说。刘学询无可奈何地告诉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18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两广独立”筹议的这场秘戏,至此方告彻底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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