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_在线阅读_苑书义

第六章“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
    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战略地位却极重要。朝鲜由于封建制度和李氏王朝的统治,长期陷于贫困和衰弱的状态中。中朝国境毗连,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建立了深厚友谊,但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朝鲜维持着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宗主藩属关系。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竟相插足朝鲜,朝鲜成为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的焦点之一。时人指出:“各国之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彼以为朝鲜得,而中国之左臂断,进可以制东三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上。”日本利用同朝鲜地理上的邻接,和其他列强远隔的便利条件,成为侵犯朝鲜的急先锋。早在谈判和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期间,李鸿章就发现日本觊觎朝鲜的野心,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属邦土不可侵越”条款,“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并多次告诫日本对朝鲜应“释衅修好”。1873年来华换约的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朝贺同治皇帝“大婚亲政”为由,进京呈递国书,特派柳原询问总署大臣毛昶熙:“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毛昶熙等答复说:“中国对于朝鲜,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狡猾的柳原默不置辩。副岛返国路经天津,李鸿章劝日本接受丰臣秀吉征韩失败的教训,对朝鲜应“释衅修好”,“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假意表示:“君言诚是,鄙意亦只欲如此办理”。李鸿章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日本对朝鲜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致函总署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名人轶事蔽”。日本陆军比海军强,距朝鲜又最近,日本侵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鲜,“则为辽京根本之忧,前订规条以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等语,实欲预杜此意”。然而,规条和告诫都无法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副岛一经回国,就主张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1875年日本即蓄意制造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是年9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驶入朝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海防军向日本军舰发炮警告,日舰竟然攻毁炮台,并派兵登陆,攻城残民。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舰队来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岛,以追究“责任”为名,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䜣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䜣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
    倡议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1879年说:
    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朝鲜通商,似可密劝勉从所请,并劝朝鲜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聘问不绝。总理衙门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让李鸿章照丁日昌所陈作为己意转致朝鲜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主持大政,晓畅时务,当时虽已退休,但声势犹存。他曾致书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鸿章复书“略及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意”。此时若由李鸿章出面写信给他“藉为开导,尚非无因而至”。
    李鸿章称赞丁日昌所言“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他遵旨致函李裕元,发挥丁氏建议,请求将其呈报朝鲜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可否。”李鸿章写给李裕元的信,虽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却如实地反映了他对远东形势的看法和所拟推行的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政策。
    首先,他认为“日本行为乖谬,居心叵测”,亟宜设法防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对于邻邦朝鲜和中国,“难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鲜“固不可无以备之”。
    其次,他认为朝鲜应该在军事和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两个方面采取应变措施。在军事方面,应该“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在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方面,应“恪守条约”,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同时“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前者是加强国防建设,后者是讲求“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接远人之道”。李鸿章认为,这是保卫朝鲜的必要措施。
    李鸿章说:“西人恃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结英、法、美或俄国侵略朝鲜,使朝鲜“势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欧美各国同日本争夺朝鲜的现实,企图劝导朝鲜与英、美、法立约通商,“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讲和通好。显然,这是一种均势思想,企图在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李鸿章的均势思想,同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缺乏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英、美、德、法距朝鲜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他轻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通例”和“公法”,错误地以为英、美、法不会“无故夺灭人国”,无意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护过境船只”。因而,朝鲜只要与英、美、法立约通商,就能使之以为我用。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许欧美列强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他还劝导朝鲜应随时派人到有约之国,“通聘问,联情谊”,“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约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其实,无论是立约通商,抑或是“通聘问”、“联情谊”,都不会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获得它们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势力。
    生活在封闭社会里、遵循传统治略的李裕元复信表示:朝鲜本意“不欲与他国来往,牵于众议,不敢主持。”但“拟仿古外国人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斡人员赴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
    1880—1881年间,美国派遣薛斐尔出使朝鲜,企图以日本为媒介与朝鲜立约通商。俄国除兵于黑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海参崴等处,如“不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于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胁迫总署劝说朝鲜“急与各国通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鲜君相“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但因统治阶层中“议论纷歧,尚难遽决”。清政府为了加紧推行牵制政策,也改变属藩“公牍往来职之礼部”的旧制,决定“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李鸿章受命之后,面临着如何处理朝鲜与他国立约通商的问题。驻日公使何如璋从维护宗藩关系出发,主张中国应派人前往代为主持,或请旨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并于条约内声明:“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李鸿章认为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却窒碍难行,势必引起朝鲜的疑虑和欧美列强的反对,不如对朝鲜“密为维持保护”更为适宜。
    李鸿章主张朝鲜应先与美国立约。他认为美国“最为公平顺善”,“无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难解纷”,“联美”有利于朝鲜。他邀请朝、美代表来津“面议其大略”,再赴朝鲜。所谓朝、美立约谈判,实际上成了中、美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李鸿章督同马建忠、周馥代拟了朝鲜与美国通商章程草稿,而美使薛斐尔则提出了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条约》为蓝本的约稿。双方分歧的焦点是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中方代拟约稿规定“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里玺天德俱平行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此援护,或从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非常明显,前半段是要美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后半段是要美国“援护”朝鲜抵制旧、俄侵略。而美方约稿同中方代拟约稿比较,所差甚远,对于中国属邦,“均未提及。”李鸿章与薛斐尔晤商4、5次,辩论20余日,因未取得一致意见,谈判移至朝鲜举行。李鸿章奏派马建忠前往朝鲜会办,并派丁汝昌酌带兵船偕同薛斐尔东驶,以壮声势而杜要挟。马建忠、薛斐尔抵达朝鲜后,即与朝鲜代表会谈,并于1882年5月22日签订《朝美条约》。这个条约,是美国强加给朝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美国攫取了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经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公使驻京等特权。这个条约不仅威胁朝鲜的独立和生存,而且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
    《朝美条约》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签订的,他本想藉此恢复中国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华条约》之后动摇了的在朝鲜的地位,希望美国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中国得到的只是对于美国并无任何约束力的朝鲜国王关于朝鲜为中国属邦的声明。《朝美条约》为欧洲列强开辟了入侵朝鲜的道路。继美国之后,英、德两国相继与朝鲜签订了以《朝美条约》为蓝本的条约。朝鲜国王也照例在约外先行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李鸿章认为“既有照会另行声明,载在盟府,日后各国设相侵凌,或朝鲜有背叛之处,中国尽可执义责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辙。”
    李鸿章推行牵制政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藉以保卫朝鲜,巩固中国东北边疆,但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时值李鸿章丁母忧,以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闻讯后,一面派遣丁汝昌、马建忠率军舰3艘赴朝,一面调拨招商局轮船运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庆军6营东渡,以便镇压朝鲜“兵变”,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防制日本乘机扩张侵略势力。李鸿章虽然在籍守制,但仍关注朝鲜政局。他断言朝鲜军民围使馆杀伤数人、阻挠公使各节;都是违和约,背公法的;给予日本以“口实”,日本出兵朝鲜“虽似恫喝,实有兴师问罪之意”。他象张树声一样,站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朝鲜人民的对立面,企图以朝鲜起义者的头颅来维护受清廷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统治,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战争。清廷深感局势严重,急令李鸿章迅速返津商定朝鲜内乱。8月25日李鸿章自合肥启程,于9月5日抵达天津。在此期间,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解送天津,并逮捕、杀害所谓“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多人。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李鸿章抵津后,认为“朝鲜事大致就绪”,于是便着手处理善后事宜。
    李鸿章认为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捕治“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深合机宜”,日、朝《济物浦条约》“尚属无甚流弊”,只是赔款偏多,然而中国“未便从旁代为翻案”。他为朝鲜“国势粗定”和日、朝之间“暂弭衅端”而称快。他主张日军未撤之先,吴长庆所部庆军6营应暂留朝鲜弹压坐镇。他断定朝鲜壬午兵变“发于乱军,而成于昰应”,主张将李昰应幽禁于保定,永远不准返回本国,“以弭该国祸乱之端”。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
    壬午兵变和《济物浦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某些清流派健将,力主以兵威慑服日本和加紧控制朝鲜,因而在清朝统治阶层中爆发了一场关于对日、朝政策的论争。
    1882年9—10月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承修、张佩纶相继上疏,建议乘镇压壬午兵变胜利之机,对日采取攻势政策。李鸿章遵旨议复,提出自己意见。李鸿章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承修、张佩纶在对日本的认识和所应采取的政策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和根本性的分歧。他们都预见到日本侵略着将成为中国的“巨患”,试图谋求驭外固圉之道;不同的是对于中日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政策的差异。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承修和张佩纶断言中国比日本既富且强,小小的扶桑三岛不堪一击,因而主张以兵威慑服日本,或“示将东渡”,或乘机东征。李鸿章则不然,他并不相信中国实力超过日本,深感跨海远征难操胜券,因而主张充实海军,力图自强。
    就在争论对日政策的前后,清朝统治层也探讨了对朝政策问题。
    1882年张謇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南通人)1868年中秀才,1876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1882年随吴赴朝,协助“理画前敌军事”,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勤苦办事的良好素质。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既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深沉忧虑,又流露出浓厚的封建“上国”的错误情思。他建议对朝鲜援汉设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据张謇说,当时中国朝野和朝鲜上下对于《朝鲜善后六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是之,或非之。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仅拒绝接受,而且“悍然斥之”。是年10月张佩纶又奏陈朝鲜善后六事,主张“理商政”,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预其内政,“预兵权”,选派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代购洋槍,为之简练诸军;“救倭约”、“购师船”、“防奉天”、“争永兴”。清屯令李鸿章悉心筹度,妥议具奏。11月15日李鸿章遵旨复奏。他对张佩纶的建议,除“理商政”、“争永兴”两条有较大保留外,其他诸条均无原则性分歧。他认为“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并预其内政,职似监国”,必将招致朝鲜的抵制和列强的反对。所谓“争永兴”,即反对俄国侵占朝鲜的永兴湾为海军基地。李鸿章则断言俄国“本意非即欲进据永兴老,永兴接近元山通商口岸,将来各国贸易互通,俄国力难独图占夺”,因而“似只可从缓筹议”。
    李鸿章虽然不赞成派遣职似“监国”的通商大臣,公开干涉朝鲜的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但却主张在别的名义之下加强对朝鲜的援助和控制。1882年10月李鸿章与朝鲜代表赵宁夏等议定中朝水陆贸易章程8款,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李鸿章拟定这个章程的指导思想是:“务期彼此两有利益,而仍不悖属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之体统。”他从对抗日、美和加强中、朝关系出发,在章程中规定:“朝鲜久列藩封”,“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霑之列”;中国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兵船可以在朝鲜沿海游弋并驶泊各处港口。这些都是第一次在条约上得到明白确认。当然,这个章程也不无“彼此两有利益”之处,如中朝互派商务委员“照料本国商民”;两国商船听其驶入彼此通商口岸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易,照章纳税;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等等。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既加强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又促进了中、朝贸易的发展。朝鲜国王致函李鸿章说:“所订章程八条,悉属公允,喜出望外,并于章程之首声明中国优待属邦,不在各与国均霑之列等语,俾小邦感奋自强,用答我大朝怀柔之至意,此诚数百年来未有之特典。”此外,李鸿章还通过吴长庆转送从天津军械所调拨的新式军械,并派庆军营务处袁世凯主持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两营的训练事宜。
    朝鲜国王认为此举使朝鲜“无兵而有兵,无械而有械,用为保邦制治之本”。李鸿章还应朝鲜国王之请,代聘前驻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商务,并选派马建常伴往联络商办。翌年6月根据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奏派道员陈树棠充任驻朝商务委员。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加紧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并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1884年12月日本策动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发动政变,劫持国王,组成亲日政府,宣布“废止朝贡虚礼”。史称“甲申事变”。一时人心汹汹,声称“将入宫尽杀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亲至清军驻地,“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请求援助。时吴长庆已奉李鸿章之命,率庆军3营撤回辽宁驻札,留驻汉城的庆军3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袁世凯受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事务。吴、袁一面联衔上书李鸿章,要求派兵援护;一面随机应变,率兵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救回被劫持到宫外的国王,恢复保守派政权。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馆,狼狈回国,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12月10日李鸿章才通过丁汝昌得知“甲申事变”的消息,“殊为骇诧”。他一面电令驻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设法劝息”;一面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主张南北洋派舰驶往朝鲜,进行弹压,并派大员驰往查办。12月16日清廷决定“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遂派吴大澂“乘轮督队迅往,确查酌办”。当时日本政府中,出现了和战之争。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内阁考虑到日本军事力量尚非清军之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加紧扩军备战,再图大举。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谈判。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诼纷纷,多以为日本会乘机要胁,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电告李鸿章:伊藤等“来华议事,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前者意在将罪责转嫁给中国,后者企图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碍。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等“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4月3日中日谈判开始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是惩办在朝武弁和中日撤军问题。伊藤始则要求中国单独撤军,继而表示中国如肯撤军日军也可商撤。李鸿章起初答以“中国留兵在朝并非多事,似与日本无涉”,接着主张中日同时撤军,但又企图取得日本承认中国对朝鲜的派兵权。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耳。
    李鸿章本欲保留中国的派兵权,但却无意中承认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权。伊藤喜出望外,立即声明:“与我意相同”。
    此后,李鸿章虽然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但却遭到伊藤的坚决反对和引起伊藤关于两国共同派兵权的反要求。李鸿章无奈,便向清廷请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伊藤在谈判中,还根据竹添掩饰自己罪行的报告和所谓日本被难商民的口供,提出惩处清军统将和偿恤难民的要求。李鸿章则凭藉袁世凯、陈树棠的报告、吴大澂的调查和朝鲜国王的咨文,指明竹添应负全责,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之事,“一非情理,一无证据”,坚不允从,惟答以个人名义,“行文戒饬”,“俾得转场完案”。
    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四个月内,中日军队均自朝鲜撤回;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练兵;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这个条约虽然暂时解决了“甲申事变”所遗留的中日之间的问题,但却由于日本获得与中国同样的向朝鲜的派兵权,这就无异于把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以致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可悲的是,李鸿章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沾沾自喜。他对清廷说: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当然,经过谈判,李鸿章对伊藤有所认识,并进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后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证明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变”后10年间,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国,纵容日本向朝鲜伸展侵略势力。俄国则有意同中国拉关系,以与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国内专心扩充军事和经济实力;一面采取比较隐蔽的渐进的方式,扩展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比如借助美国影响朝鲜的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图谋控制朝鲜的工商业,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国南下等。
    当时中国朝野围绕对朝政策问题,争论不休。1884年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莫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有人附和袁氏意见,主张废朝王,设监国。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实行这种改变中朝传统关系,用类似西方殖民体系的办法对待朝鲜的主张,必将导致列强的干涉和中朝关系的恶化,使中国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朝鲜中立。首倡此议的是德国驻朝鲜署使。1885年初德国驻朝鲜署使建议“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其他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不得借道于朝鲜国。”李鸿章看到这个建议后,怀疑德国署使“与日人通谋”,蛊惑朝鲜,因而拒绝接受。1886年中国驻俄公使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提议中国对待朝鲜,如“能收其全国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李鸿章反对将朝鲜改为中国行省的所谓“上策”,认为“联络英、俄保护朝鲜,可称老谋深算”。他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总署答复说:“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他表示“失此机会,殊为可惜”。
    既然不能使朝鲜中立化或在朝鲜设立监国,清廷和李鸿章便采取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干涉政策,以期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抗拒列强的侵扰。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闵妃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政敌大院君送回朝鲜,企图利用大院君钳制朝鲜宫廷;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李鸿章推崇袁世凯“才识开展,明敏忠亮”,堪任斯职,并特意在其头衔上增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两字,“略示预闻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意”。他还致函朝鲜国王,吹嘘袁世凯在朝有“扶危定倾”之功,暗嘱以后遇有“内治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紧要事宜”,应“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1885年11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袁世凯行险侥幸,崇尚权术,骄横专断,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竭力维护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虽然看出袁世凯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不完全赞同他的举措,但是面对列强的诡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和竞相争夺,又不得不倚之为左右手。袁世凯在朝鲜推行积极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阻滞列强在朝鲜扩张侵略势力;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刺伤朝鲜的民族感情。但是,直到1893—1894年间,袁世凯仍然执迷不悟,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朝鲜政局,把朝鲜国王的假意敷衍,误认为是“情甚殷洽”,断言“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说什么“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时势,应不至这有兵端。”李鸿章由于轻信了袁世凯对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的错误判断,以致未能及时调整对朝政策,并放松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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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避战主和
    1894年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名人轶事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后者为“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常熟人。咸丰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都是封建统治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1894年是慈禧六旬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的引起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争就因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义军,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身负军事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危及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又害怕引起列强干涉而不敢贸然派兵赴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及至6月初,李鸿章听信了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一改往日的慎重态度,决意“遣兵代剿”。他令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练1500名分坐招商轮船赴朝,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政府,并郑重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李鸿章出兵朝鲜,得到光绪的认可。光绪指示李鸿章:
    此次朝鲜乱匪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心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这道谕旨不仅肯定了李鸿章“遣兵代剿”的决策,而且有意“厚集兵力”,以期早日扑灭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烈火,维护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光绪和李鸿章的“遣兵代剿”,既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又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政府见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得逞,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护卫队”800人直趋汉城。接着大队日军在大岛义昌统率下,陆续拥到朝鲜。到6月13日止,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8000人。日军基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需要。尽占险要之地,铁舰扼守仁川,陆军进占汉城。清政府出兵朝鲜“原为属国定乱”,人数既少,又“专剿内地土匪”,并没有进驻汉城和通商各口,致使中日抗争之始,日本就“著著占先”,中国则“面面受制”。
    日本出兵朝鲜,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响。李鸿章和总署采取同一步调,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和驻津领事反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强调中国按照保护属邦旧例,派兵“戡定内乱”,日本不必特派重兵,更不宜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别滋事端。然而,日本断然拒绝中国方面的要求。
    清政府在阻止日本出兵朝鲜失败以后,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局面,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日本政府为了侵占朝鲜,破坏中日关系,向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李鸿章经与总署磋商,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批驳日本的无理要求。汪凤藻建议采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通办法,“拟答四条:一,倭认韩为中属;二,华允倭会剿;三,乱定照约撤兵;四,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对于这种“以认属替会剿”的方案,李鸿章复电拒绝。他认为日本绝不会承认朝鲜为中国属国,“徒说无益”。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乱,即将平定,“实无庸多兵会剿”。在他看来,惟有劝导朝鲜“以后自行整顿内治,彼此皆不干预,尚是正论”。6月21日汪凤藻遵命照会日本政府。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向汪凤藻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
    清政府为了促使日本自朝鲜撤军,还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李鸿章和总署认为,日本是以朝鲜“不办贼”“借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军,中朝就必须切实镇压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他们指示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韩剿匪”,并饬令叶志超、聂士成“相机助剿”。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将东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起义镇压下去,“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这是由于他们轻信了日本关于“俟贼全平再撤”的谎言,尚未识破日本的侵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因而作出此时日本“不敢遽谋吞韩”的错误判断的结果。
    李鸿章和总署还天真地以为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是消除“倭衅”的“釜底抽薪”之计。他立即指示袁世凯:“无论倭肯撤兵与否,韩必自将内政整理,除贪、奖廉、恤民、察吏,庶旁人无可借口,务随时切劝。”
    清政府处理朝鲜问题,主要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中朝两国主权,同时也有保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意图。清政府为出兵朝鲜事给日本的照会中有“保护属邦”字样。日本政府一面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一面胁迫清政府修改照会中“属邦”二字。李鸿章致电汪凤藻说:“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李鸿章将此意电告总署,得到总署的坚决支持。日本政府见此计不成,便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号,胁追朝鲜否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内部亲日势力迅速抬头。6月28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独立自主的国家?”,限期答复。李鸿章闻讯后,指示袁世凯:日本胁迫朝鲜“不认华属,断不可从”,务必劝说朝鲜国王坚持定见,如果朝鲜国王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中国定将“兴师问罪”。李鸿章的本意,是企图“以此胁韩,勿令轻许。”当时日本政府抓住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宗藩关系问题,竭力破坏中朝关系,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本应顺乎历史潮流,主动废止中朝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独立自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中朝两国的反侵略联盟。怎奈清朝封建统治者不识时务,抱残守缺,以致失掉朝鲜的友谊,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当时清朝统治层虽然都主张“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军和保持中朝宗藩关系,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李鸿章则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对备战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李鸿章虽然早在6月14日就宣称入朝清军“此时防日较重于防匪”,把防御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对备战却采取消极态度,认为敌强我弱,“越国进剿,毫无把握”。慈禧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作寿和削弱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权势,支持李鸿章的主张。6月中旬,汪凤藻、袁世凯皆请“厚集兵力”,遭到李鸿章的拒绝。6月22日总署电询李鸿章:“倭如添兵不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第二天,李鸿章复电说: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调,那将如何收场呢!“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但是,光绪却认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辨,已属无济于事”。日本已派大军进入汉城,倘若对朝鲜“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他指示李鸿章就“如何及时措置”问题,“妥筹办法,迅速具奏。”6月30日李鸿章遵旨复奏,一面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胁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一面又说“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妨大局。”光绪看后,非常气愤和不安,7月2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鸿章对“外援内防,自宜先事豫筹”,并责问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7月4日李鸿章复奏说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须“备饷征兵”。光绪无奈,便于7月11日决定给李鸿章拔款300万两,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随时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
    光绪指示李鸿章妥筹战守事宜,李鸿章就提出如何处理在朝清军问题。当时驻军牙山的叶志超向李鸿章提出派军增援、撤军回国、“守此不动”等上中下三策,请求裁夺。李鸿章斟酌再三,电告总署说:“钧署现正与倭商,未便遵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李鸿章虽因受张佩纶“先班师示弱以骄敌”思想影响而倾向中策,但却不愿明言,因而特地电请总署核示。过了两天,光绪下谕,指出撤军“殊属非计”,而“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就在李鸿章有意撤回驻朝清军的同时,御史张仲炘上疏,抨击李鸿章“观望迁延”,请“一意决战,以弭后患”。
    7月14日以后,中日关系急骤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呈送第二次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书,指责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是“有意滋事”,声明“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面对如此严峻局势,光绪和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7月14日光绪决意进兵,下谕说: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光绪过去倾向于实力备战以为和地,现在则转而“一力主战”了。
    慈禧虽然不愿开衅生事,但却认定日本是个“小国”,堂堂中华岂能容忍“小国”凌辱,因而在一定时期“主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时人说“西后藐日而轻战”。
    与此同时,李鸿章由于日本的咄咄进逼和清廷的屡屡切责,也开始从“重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轻军事”,转而积极备战了。7月16日他遵旨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率军入朝,进驻平壤。7月20日,又拟雇英商高升等船,运兵赴援叶志超。
    除了作军事上的准备外,李鸿章还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他只看到列强之间的争夺,却无视它们在对外扩张中的勾结,因而对列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虽然并非拒绝“以夷制夷”,但却对英、俄调停怀有戒心。
    6月20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已经向欧格讷、喀西尼提出请英、俄两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因为“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正因为他发现日本“畏俄”甚于“忌英”,所以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的调停上。他既给予俄国以调停的“优先权”,又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俄国当时希望维持远东现状,并鉴于李鸿章给予自己“莫大利益”,因而决定调停中日争端,以便从中渔利。6月25日李鸿章对总署说:俄皇已通过驻日俄使“勒令”日本政府“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果日本拒绝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李鸿章深信俄国将能“压服”日本,军机大臣们也“喜压服说”。
    其实,俄国并不愿用强力干涉朝鲜问题,担心援助中国会把日本驱向英国怀抱。7月9日喀西尼派人通知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便用武力强制,至于朝鲜内政应改革与否,俄国不便与闻。这使李鸿章深感失望。然而,7月22日俄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李鸿章时却又声称:“看倭人现在情形,劝息势须动兵”。李鸿章信以为真,说“贵国如派兵船,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他电告总署:“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但总署却声称对俄国“不可倚以为助”。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调停的同时,还企图利用英国同日、俄两国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当时英国远东政策主要着眼于防俄,力图防止俄、日联合。7月2日李鸿章在会见英国驻天津领事时,乞求英国速派海军司令带领舰队径赴横滨,与驻日英使同赴日本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他鼓动说:日本必定遵办,而英国与中日两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欧格讷“似不以为可”,“未电本国”,并遭到光绪的斥责:“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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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消极防御
    正当李鸿章和清廷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本政府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挑起战端。7月27日军机处上奏光绪,建议撤使:布告各国和对日宣战。与此同时,总署电询李鸿章关于撤使、布告各国的意见。第二天,李鸿章复电总署:
    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钧署拟稿必臻周妥,内属国一节,朝鲜与各国立约时,均声明在先,各国虽未明认,实已默许,可否于文内轻笔带叙,斯我先派兵非无名,后来各国调停议结亦暗伏其根。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总署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于7月30日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公论难容”。8月1日光绪颁布宣战上谕。
    从中日战争总体上看,日本采取战略进攻态势,清政府则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同日本政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心策划、主动进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不过,既然日本业已挑起战争,清政就不能不采取实际作战措施以应变。丰岛海战之后,清政府逐渐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线为重点的三位一休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战略防御体系反映了清朝统治层的共同的战略思想。
    平壤是朝鲜旧京,“实为朝鲜全境之中权,乃图朝鲜必争之地。”奉天是清廷陵寝宫阀所在,京轰的东部屏障,因而被视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统治中心,日军的战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集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力加强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线。这种防御体系,重在陆路,而忽视了与之休戚相关的争夺黄海、渤海制海权向题。当平壤、黄海大战之后,面对着”水陆两军新有挫失”、风传日军“图犯北京”、“谋袭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严酷现实,李鸿章上疏说:“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李鸿章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符合清廷故意愿,立即得到光绪的批准。此后,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这个战略计划来指导防务的,即使日本把军锋指向辽东和山东半岛、力图摧毁北洋海军基地、动摇渤海两翼钥形屏障之后,清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变动防御重点,仍然坚持重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京畿而轻视辽东、山东半岛的作法,致使清军兵力布署出现了反常现象:敌锋未及的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京畿地区大军云集,游移于战场之外,而敌人主攻的地区兵力严重不足,寡不敌众。实践证明,这种战略计划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以辽东和山东两个半岛为战略重点,控制渤海,拱卫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束畿。
    清朝统治层虽然在战略恩想上并无二致,但是在战略防御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光绪倾向于积极防御,而李鸿章则坚持消极防御。光绪和李鸿章关于防御方针之争,主要表现在对北路援军和北洋舰队的指导上。
    关于北路援军的进止,光绪在发布宣战上谕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鸿章“加电迅催”,“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光绪的意图是北路援军应取攻势,直趋汉城,与叶志超军合力夹击日寇。当时在朝日寇兵力尚单,加之朝鲜官民的支持,清军南北夹击,扭转战局是可能的。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知道朝鲜是个半岛,担心日本利用海军优势,截断北路援军后路。8月5日他致电卫汝贵说:“日兵船赴大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再相机进止。但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8月11日卫汝贵等提出“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的方针,李鸿章据以电告总署,井作了“查布置情形,尚属周密”的评语。8月16日光绪指示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一面并将布置后路情形复奏。”第二天,李鸿章请总署代奏:“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光绪认为这是一种“株守以待”的方针,势必造成“坐失事机”的恶果,因而接连严令李鸿章命平壤前敌各军迅图进剿,先发制人。然而,李鸿章却坚持己见,拒不遵旨。8月25日光绪根据李鸿章的提议,任命败军之将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命其督率诸军,相机进剿。”叶志超始则提出“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继而声称“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李鸿章对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见”,对后者则未置可否。光绪览奏,“殊深疑闷”,特于9月4日严令李鸿章对“所言分布进剿机宜”,“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并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懔之!慎之!”就这样,一个要“先发制人”,一个坚持“株守以待”,争论不休。光绪“屡促进剿,而李鸿章总以兵力不敷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机加紧备战,“密为布置,修治台垒,造置铁路,守御益固,攻取益难。”李鸿章坚持“株守以待”的消极防御方针,使清军失掉了主动出击的有利时机,导致平壤战役的失败。
    关于北洋舰队的作战方针,光绪与李鸿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积极还是消极防御上。
    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有关战况,一面命令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在不到二十天时间里,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鲜洋面梭巡。8月3日光绪质问李鸿章:“前据电称,丁汝昌寻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威海避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为藏身之固?”并令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李鸿章一面为丁汝昌辩解,一面电示丁汝昌:“参折甚多,谕旨极严、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8月13日李鸿章鉴于日本海军“乘虚往来威海、旅顺肆扰,各处告警”,并有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之谣,因而责令丁汝昌:“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然而,一纸电令,并未能改变丁氏的“偷懒畏葸”。当时光绪“屡催设法接济”牙山叶志超军。据说光绪“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军,诘责庆邸,掷碎茶碗,谓丁汝昌不能战,糜费许多饷何益?”由于丁汝昌“气馁”,“海军胆怯”,“水路无从接济”,叶志超军面临覆没的危险。于是,李鸿章电令叶志超向东边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上游水浅处觅间道北移。
    当时日本海军声东击西,经常窜到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网”。8月23日光绪判断日舰“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于是指示丁汝昌将北洋舰队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洋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处,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门户”。光绪的主张同李鸿章的想法颇为相似。8月29日李鸿章上书光绪,建议采取“保船制敌之方”。他认为中国“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国“快船不敌”日本,倘与日本“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他主张中国海军不必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戈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日本“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样不仅北洋门户“恃以无虞”,而且威海与朝鲜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担心中国海军东渡袭其陆军后路,就不敢让其海军舰队全部驶寓仁川进犯中国各口。8月31日光绪肯定了李鸿章的“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
    光绪与李鸿章的一致之处,是放弃争夺黄海制海权,严防威旅门户,保船制敌。这就既使援朝陆军陷于孤立,又把战火引进北洋沿岸,显然是一太失策。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岂不怪哉!”
    光绪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则在于是否“相机迎击,以期力挫敌锋”。黄海战后,由于李鸿章处处迁就丁汝昌,致使这种分歧更加突出。9月29日光绪根据赫德的“倭兵三队来华,头队指黄海”的消息,谕令李鸿章:“威、旅及内海各口防务十分紧急,海军修补之船须赶紧准备护口迎敌”。10月2—13日间,李鸿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镇等舰“出巡威湾旅一带”。10月17日丁汝昌虽然率舰出巡,但却从旅顺驰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间,日舰护送陆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李鸿章获悉后,立即电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旅湾游戈。丁汝昌重施故技,从威海径直驶入旅顺,泊锚不动。当日军进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之时,光绪电令丁汝昌率舰前往皮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然而,丁汝昌拒不应命,并逃离旅顺,返回威侮。李鸿章既声称断日军后路接济,“力固不能”;又对丁汝昌率舰“仓皇出走”避匿威海之举不予深究。11月9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带舰来津“面商往旅拚战、渡兵、运粮械接济”问题。丁汝昌遵命赴津,与李鸿章、汉纳根面商。12日李鸿章报告总署说:“丁汝昌拟即率六舰由津赴口外巡徼,遇敌即击,相撞即攻。”但“若令护送运船,适以资敌”。在这一点上,与汉纳根的意见相同。当天,丁汝昌率舰“赴旅顺口探巡”,不过只在旅顺口外待了几个小时,就匆匆退入威海,坐视旅顺陷落而不救。旅顺失守,威海吃紧,李鸿章断定“湾旅敌船必来窥扑”,便于11月27日电令丁汝昌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光绪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深知“海军战舰数已无多,岂可稍有疏失?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名人轶事由”,因而要李鸿章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李鸿章当即责令丁汝昌妥筹电复。1895年1月16日丁汝昌指出:若“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李鸿章认为丁汝昌“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请总署代奏。光绪经过慎重考虑,在21—23日三天之内连下三谕,既批准李氏之议,说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前据李鸿章电奏,预筹水陆相依之法,尚属详悉”,又反对坐守待敌,要求李氏迅速筹办“应如何相机合力出击之处”。
    李鸿章遵旨电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丁汝昌却认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1月24日李鸿章答复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及岘帅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由此可见,光绪希望“保全铁舰”,并“屡催出口决战”。李鸿章虽然不无赞许之意,但当丁汝昌坚主“避战保舰”时,却又往往采取迁就态度,结果导致威海陷落,舰队覆没。
    随着战事的节节失利,清朝统治层里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决意削弱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设法迫使慈禧重新起用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擢升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然而事与愿违,奕䜣因“年已老,又叠经废置”,锐气尽销,因循苟且,并没存成为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帮手,反而支持了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求和活动。翁同盒龢、李鸿藻虽然跻身枢府,但却无力改变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把持“权而要”的军机处的局面。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要求起用奕䜣、提拔翁、李的同时,竭力“摧析”为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所倚重的李鸿章。他们深知要想增强权势,坚持抗战,就必须更易将帅,夺取军权。“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
    1894年8月,志锐、文廷式等先后上疏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请求另行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军机处以为不可,驳之曰:“环顾盈庭”,“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9月翁同龢、李鸿藻利用平壤之败,主张对李鸿章一要“严议”,二要“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光绪虽然将所谓“严议”束之高阁,但却给予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是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对李鸿章的一次小小打击,也是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为了缓和民愤而勉强吞下的一个苦果。李鸿章获谴后,上疏抗辩,声称平壤之败,系由众寡不敌,器械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他抱怨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岂能决胜疆场.他还委婉地批评了弥漫于统治层中的轻敌和速胜思想,恳请光绪“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多筹巨饷,多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进行持久战。10月,丁立钧、张謇等分别上疏“请罪李鸿章”。张謇抨击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恳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张謇此折“当日流沫传诵”,据说李鸿章看后,还击节赞之为“笔意矫健”。
    “时人吴汝纶看出“中国士夫”“唾骂”李鸿章,系“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这里所说的“政府”,显然是指光绪、翁同龢等而言。李鸿章对于来自“政府”和“士夫”的攻击,深恶而痛绝之。11月他借洋人之口,进行全面反驳。他的顾问、美国人毕德格在美国休假期满返回中国途经日本时,曾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论中日战事。李鸿章特地把他们谈话“节略”呈报清廷。
    据“节略”记载:
    日本官员:“中国皇上以及枢府是否仍以李中堂为可靠,信任无疑?”
    毕德格:“李中堂勋业冠绝,近今平日复极忠诚恭顺,虽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故朝廷倚畀极隆,频颁异数,现方督师,此岂非皇上信任不疑之据!”
    日本官员:“李中堂督师无功,朝廷积渐生疑,一切恩赏势必尽行夺回。”
    毕德格:“李中堂惟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任情诬调,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恩自坏其长城,其害中国较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试问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手乎?”
    日本官员:“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所谓“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言官“任情诬誷”“自坏其长城”,“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手”云云,都是李鸿章所欲言而未敢吐露者,既反映了他的心声,又增加了对清廷的压力。他甚至不惜借助日本官员之口警告清廷:“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
    当然,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并没有被压服,反而倡议募湘勇以制淮军,选派爵势相当的亲信大员为钦差大臣以分李鸿章之权。12月,光绪特授湘系首领、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专办故事。文廷式奏请饬令刘坤一驻扎天津,“整饬军务”,“以制僵蹇之疆臣”,“以驭骄惰之将领”,翌年1月,光绪任命王文韶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湘军犹如淮军,刘坤一、王文韶也并非是安邦定国之才。文廷式失望他说:“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伪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
    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不仅直接攻击李鸿章,,而且还把矛头对准李鸿章的两个亲信,即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和“东方赘婿”张佩纶。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指责丁汝昌“畏缩贻误”,企图以徐建寅代替丁汝昌,夺取北洋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始终出死力”庇护丁汝昌,说“海军人才无出其右”,“从古立大功者类皆谤书盈筐”。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虽然没能搞掉丁汝昌,但却把张佩纶“驱令”回籍。张佩纶因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战败,夺职遣戌三载。1888年戍满释回,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当时菊耦甫逾二十,而佩纶已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颇为得意,声称“老年得此,深惬素怀”。李鸿章择婿佩纶,意在用其长才,并藉其疏通李鸿藻。佩纶以“北学大师”、清流“四谏”之一而“作东方赘婿”,颇受时人讥评。梁鼎芬有诗云:“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见者皆为之失笑”。佩纶就婚李氏后,住在北洋节署,一面“安神闺房,陶情诗酒“;一面干预督署公事,群相侧目。张佩纶被“驱令回籍”后,李鸿章黯然神伤,并上“辨疏”,遭到斥责。
    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采取的种种措施,目的都在于倒李,削弱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权势,敏锐的吴汝纶,洞若观火,暗中对密友说:“朝中不信李相,颇有意摧折之,幸大后尚倚重耳。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用“危疑”来形容光绪与李鸿章的关系,说明统治层中矛盾的复杂而又微妙。当然,光绪“摧折”李鸿章,没有慈禧的默许是不可能的。慈禧不同于光绪之处,就在于她对李鸿章“倚重”大于“摧折”。据翁同龢日记载,有一次慈禧接见军机大臣,谈到中日战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世铎、李鸿藻“颇赞此论”。慈禧还愤愤地表示:“言者杂邃,事定当将此辈整顿。”慈禧既深虑淮军难驭,而不敢罢斥李鸿章,又痛恨言官喧嚣,决意在中日战后加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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