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_在线阅读_苑书义

第五章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名人轶事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9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速同心协力的必要”。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月清廷特地将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年1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槍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将来中日两国“情谊日密,耦俱无情”,倘若中西关系一旦有变,日本就“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李鸿章以为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当然,这只不过是李鸿章昧于日本和国际大势而产生的幻想。李鸿章在复奏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向他通报总署动向,并将自己与总署“来往信稿钞呈,以备采择”。曾国藩“采择”李氏意见,上疏陈言。清廷赞赏曾、李看法,指示李鸿章事先作好与日本代表谈判的准备。李鸿章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因而督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与西方列强订立的条约,总结中国与西方列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教训,另拟两国修好条规、通商章程。
    1871年7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当时双方分歧很大,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应否援照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成例,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通商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问题。日方认为中国既然允许西方列强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那么对日本就“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自破条规”。清方则表示:日本与中国相距较近,中国“不能有来无往”,中日立约断不能与“西约”尽同。清方拒不允许日本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原为渐次挽回各国条约张本”,为修改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准备条件,因而用意不为不深。李鸿章先让应宝时与伊达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难,继而亲自会见伊达,“面加剖断”,“以绝其观望之心”。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李鸿章本来就有虚骄之气和轻日心态,伊达的蛮横无礼,使他极为反感,他乘伊达“措语罅漏”,抓住把柄,声色俱厉地进行反驳。当时日本尽管野心勃勃,但毕竟羽毛未丰,缺乏足够的实力迫使清政府就范。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前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裔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政府对条约内容表示不满,并于订约的第二年派遣柳原来华要求修约,特别是要求取消两国遇事调处条款和清政府在日本口岸对本国商民的领事裁判权。李鸿章认为日本“狡黠可恶”,决意“坚守前议,不稍松劲”,始则拒绝接见,继而面加驳斥,并复照日本外务省,表示“两国初次定约,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日本政府鉴于李鸿章态度坚决,成约不可再改,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想在批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即窥探清方虚实,寻找借口,以便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4月30日,李鸿章与副岛种臣正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批准书。次日,副岛专程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副岛也优礼相加,双方“畅谈半晌”。副岛痛言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主权,宣称已派岩仓“赴西洋更议”,但“能否议改,尚不可知”。李鸿章对日本的作法深表赞赏,“极力怂恿”,并希望日本一旦改约成功,务请“随时照录斩约知会”,以匣效法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日议约过程中,李鸿章虽然力图设法防止日本“侵越属疆”,但对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却缺乏应有的警惕。副岛派柳原前光到总署质问中朝关系和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遇难船民之事。总署毛昶熙正言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琉球是中国藩属,“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居心叵测的柳原则表示:“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虽然总署将上述问答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接见路经天津回国的副岛等人时,却未提及此事,拆之以理,反而听信闽人游击吴世忠关于高族“赶捷强狠”,英、美“屡发兵船注剿失利”,“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认为所言似属有理”。及至1874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李鸿章才如梦初醒,发觉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矣。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责指挥军事,发兵3000余名图谋从台湾南端下手侵占台湾东部。美国从人员、船只上支持日本,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实现侵略台湾的野心。5月日军在台湾琅登陆。清政府获悉后,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预筹布署”。李鸿章认为台湾全境(包括“生番”住地)均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人侵,主张通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与备防逼使日军撤退。他向清廷提出应当采取的两项对策,即第一要求美国遵照“万国公法”撤回援口人员,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第二要调派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附近一带择要屯扎,如果日军擅自登岸,“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使敌人无隙可乘。李鸿章在得知沈葆桢出防台湾的任命后,致函祝贺,并奏调驻防徐州的淮系提督唐定奎部铭军槍队6500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还令津沪各机器局失烬现存炮械军名人轶事火陆续解济。
    日本在侵略台湾的问题上,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替使用两手策略,一面用武力进攻,一面进行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讹诈。由于当地人民的抗击和沈葆桢的防御部署,羽毛未丰、实力有限的日本很快就发现依靠武力是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的。7月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嘻笑怒骂,厉声洁责”。他指斥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还担心日本翻译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日:“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9月,日本政府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天津,寓居美国领事馆。美国副领事对李鸿章说:看大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柳原、大久保相继到达北京,先后同总理衙门大臣举行谈判,他们一口咬定台湾番地非中国营辖,既不认错,也不退兵,而“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李鸿章建议总署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日本侵台问题:(一)开门通商。他认为如果把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就可以利用各个列强互相箝制的均势,去扼制日本的侵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二)“以抚恤代兵费”。他认为用“犒赏”士兵、“抚恤”难民以换取日本退兵,虽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却能够收复失地,防止战争,以节省的资金筹备海防,此实乃“忍小忿而图远略”的作法,(三)列强“公评”。他认为日本代表如果坚持己见,双方难以取得共识,“似可与商明请令各国公评,作一转笔。”他寄希望于法、美、英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仗义执言”。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惟恐冲突扩大,赞成李鸿章的意见,趋于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政府代表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名人轶事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承认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
    经过日本侵台事件,使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昔日的“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及至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俄关系因伊犁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利用这一时机,吞并琉球和攫取在华侵略特权,从而促使李鸿章产生“联俄制日”的想法,与那些主张“联日拒俄”的军政大吏相对立。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督军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回伊犁成为解除西北边疆危机、保全领土的一个关键。是年12月底,清政府特派的全权大臣崇厚到达圣彼得堡,并于翌年1月开始与俄国代表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地区形势、俄国情况均茫然无知,完全听任俄国方面的摆布。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下管实际上育什么重大损失。川月2日他与俄国代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签订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收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崇厚订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总理衙门认为偿费尚不过多,“通商则事多轇轕,分界则弊难枚举”。王公大臣、言官疆吏,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新约。1880年1月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刑部洽罪,随之定为斩监候。2月清廷声明拒绝承认崇厚所议条约,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准备与俄国再度举行谈判。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长子)由通西学而入洋务,1878年接替郭嵩焘出使英法,是一位有才干和爱国思想的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家。清廷希望借助曾纪泽,挽回崇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然而俄国却陈兵边境,指责中国诛吏背约,有违国际公法,有辱俄国体面,其势汹汹,中俄战火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1879年4月日本正式宣布废除琉球国,把它改为冲绳县。1880年3月日本向清政府提出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日本愿把琉球群岛最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重山列岛划归中国,中国应当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应同意修改1871年的中日条规和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商深人中国内地的规定,并给予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的待遇。清廷陷于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联日拒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挽回崇厚所放弃的边界和通商等方面的权利,否则就暂不收回伊犁,不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关系仍维持汀约以前的状况。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益难处置”。他权衡敌情国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近攻”的策略,“联俄拒日”。他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下在彼”,加之日本“畏俄如虎·诡橘嗜利”,绝不能帮助中国抗拒俄国,并且终将成为中国心腹之患。而俄国则不然,中国从黑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到新疆,与俄国接壤约万余里,“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因此,要巩固边防、海防,抗御俄国侵略,就必须“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炮”,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守俱有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饷数千万金”是无法想象的。目前与其联络弱小的日本以对抗强大的俄国,莫如联络强大的俄国共同压制弱小的日本,易操胜券。正是基千这种考虑,李鸿章倾向“联俄拒日”。他虽然承认崇厚订立的条纷“有大损于中国,群情愤怒,固无足怪”,但却断言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邻,用兵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师必不壮”。俄国必将乘机胁迫中国“分界修约”,并进而发动战争,用武力胁追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因而,他建议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
    李鸿章主张“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当时日本公使宍户玑频繁地出人总署,“偿结球案,牵涉改约”。季鸿章认为这是“乘俄事未定,图占便宜”。然而,总署却既优外患,又受到舆论界“联日拒俄”说的影响,遂与宍户玑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地送货各事”。李鸿章既看到这个协议使中国“吃亏较钜”,又深知日本“断不肯助我拒俄”,于是据实陈奏,主张等到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和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终于决定废除中日间的初步协议。1881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矾愤愤地离华回国,企图迫使清廷改变名人轶事态度。李鸿章看出宍户玑出都返国,“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就不妨采用孙子伐魏救韩之策,“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如果日本徘徊审顾,不敢挑起衅端,中国当“蓄锐扬威,待时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1882年2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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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秘和中英交涉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在对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李鸿章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这种情况,在他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而引起的中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秘鲁是掳掠、虐侍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葡、荷、西、英、美、法等西方殖民强盗,在各自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资本家开发各地资源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隶。华工出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有所谓“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和“合法化招工”之别。“猪仔贩运”是掠卖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苦力贸易”是掠卖契约工。“赊单苦力”名日“自名人轶事由移民”,实则为猪仔贩运的翻版。“合法招工”实际是掳掠合法化。
    华工乘坐“苦力船”漂洋过悔,远适他乡。“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华工在“苦力船”中“成为十足的囚犯”,稍有怨言,即“惨遭毒刑,甚至槍杀”,死亡率极高。及至抵达目的地,华工又被投入另一座人间地狱,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成为“隐蔽的苦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隶制”的牺牲品。华工的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设各种刑具,门禁森严。每天在工头监督下工作,劳动长达11至16小时,甚至20小时。稍有懈怠,即遭鞭笞,并给带上脚镣干活。晚上睡觉用特制木器锁脚,以防逃跑。好容易熬到期满,雇主不给满工执照(证明是自名人轶事由人),强迫续期,否则送宫罚作无钱宫工,同罪犯一样。西方记者供认,“华工较之黑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又下等矣。”由于受尽难堪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
    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的行径,遭到华工的反对和中外主持正义的人们的谴责,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关注。1866年总理衙门同英、法公使商定有约国在华招工章程22条,赞成劳务输出,但反对拐骗、虐待华工,规定严禁“别有招致之法”,“有入胆敢私行骗往,勉强胁从,即照刑部奏定新章,立予正法。”正因为有此规定,英、法两国政府均拒绝批准。1869、1871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诉苦求援禀文,认为“此等工人生长中华,佣工外国,惨遭凌虐,生死含冤”,“殊堪悯侧”,请求美国驻秘鲁大使“休察实情,设法援手,俾愿留者不致再遭凌虐,愿归者得以及早还乡”。1873年总理衙门得知秘鲁代表葛尔西耶在英、法公使的支持下来华商定通商条约的信息后,致函挛鸿章,说秘鲁凌虐华工,应令其将华人全行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才能商议立约问题;嘱咐李鸿章于葛尔西耶抵津后,“与之逐层辩论,斟酌办理”。
    早在60年代,李鸿章就开始关心海外华侨,并惩办过拐骗华工出洋的人贩子。1870年他建议清廷在中日立约后应“派大员长驻该国京师,或委员近驻长崎,兼充各港领事”,以资联络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保护华侨。1872年当他得知秘鲁轮船“玛那西”号拐运、虐待华工途经日本被扣的消息后,立即表示秘鲁“为无约之国”,胆敢拐骗、虐待华工,“不胜发指”,建议清廷派员赴日会审,“彻底根究,以做效尤而保民命”。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抵津之前,李鸿章经过反复筹思,拟定了谈判方针。他认为秘使“来意无非为招工起见,若不招工自不立约。”但是秘鲁、葡萄牙等国贩运猪仔,危害极大,无约则无从追究,有约则或可“明设防闲”。
    如若准其议约,就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严定招工章程,以除民害。”他预料秘鲁公使必定“纠缠”,各国公使必将“代为说项”,谈判不会一蹴而就。他向总理衙门表示,要“恪承指示,内外一意坚拒”,“据理斥驳”,决不“稍涉游移”。
    10月24日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秘鲁虐待华工和中秘议约问题。葛尔西耶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什么报纸“传闻失实,编造谣言,万不可信”,而秘鲁新总统“极其仁厚公道,立有保护华工章程”。李鸿章针对葛尔西耶的狡辩,痛斥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义”之国,向来不与中国通商,而专心“拐骗华人出洋”,不仅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而且也为西方各国所共知。他先后出示揭露秘鲁拐骗、虐待华工罪行的秘鲁华工诉苦求援禀文、威斯敏斯德所著《华工出洋论》和东洋华商所刻《夜半钟声》,以确凿的证据,批驳秘鲁“保护华工”的谎言,并坚定地表示,秘鲁“素未立约,已拐去十万余人之多,今惟全数送回方可与商公事。”葛尔西那一面矢口否认凌虐华工,一面攻击各国“猜疑谗毁”,要求中国派人前往查办。李鸿章鉴于葛尔西那的这种态度,便向总署建议:接受葛尔西那的要求,派人前往秘鲁调查华工状况;与葛尔西那先订保护华工章程,暂不作为条约,等查明秘鲁华工情况后,再定可否立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总署的赞许,但却遭到葛尔西那的断然拒绝。葛尔西那声称:“无论如何,章程当立在条约之内,未便另订章程”,若准立约,即与妥商,否则就先回国。“词甚决绝”。李鸿章不为所动,双方相持不下。
    英匡公使威妥玛亲至天津,力劝李鸿章不可任令葛尔西耶回国,“致难转圆”,并怂恿与之立约。李鸿章深知威妥玛是受葛尔西那之托,答复说:“总署早经照会贵大臣及美、法各使,均共闻知今秘鲁既不遵办,非我所能作主。”威妥玛碰了钉子,回到北京,就邀请葛尔西耶进京,以便设法求助其他列强,对总理衙门施加压力。12月中旬葛尔西那由津赴京,李鸿章对他说:“封河后政务殷繁,我须照例回省,亦不能在此接应,若有公事只可明春回津。彼此商办。”这样,中秘会谈第一阶段就宣告结束。
    葛尔西耶进京后,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声请”,并令汉文翻译梅辉立至保定李鸿章处“说项”。李鸿章看出威妥玛“似两面要好,实为秘鲁主谋”,虽经总理衙门“婉言拒绝,来春恐仍有晓读,秘使方肯出京。”果然不出所料,1874年5月葛尔西耶在梅辉立陪同下,又回到天津,重新同李鸿章举行会谈。葛尔西耶“狡执异常”,梅辉立“名为从中调停,实则偏助一面。”李鸿章顶住压力,与葛尔西那“逐层辩论”,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并开始谈判通商条约问题。葛尔西那坚持和约必须同“西国一律”,提出51条约稿。李鸿章拒之,另拟20条。葛尔西那不以为然,改拟16条。李鸿章与之“逐条逐句参稽辨难”。葛尔西耶反对载入“前拟查办华工若不如法条款即作罢论一条”,要求按照各国和约通例,“声明批准互换”。李鸿章则表示“若将第十六条一体均沾一款删去,我亦可将作为罢论一条删去”。葛尔西耶声称“此条为西国各约最要之款,何可轻视。”双方争执不下,葛尔西那“拂衣而去,意甚决绝。”这时总理衙门在英、美、法等各国公使的压力下,趋向妥协。李鸿章既感到孤掌难鸣,又觉得海疆多事,既然秘鲁已经同意订立查办资遣华工专条,还是不与之决裂为好,因而密遣亲信委员策动美、法领事出面调处,终于在6月26日与葛尔西那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派员前往秘鲁查办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外国侨民一切利益;华工受雇主虐待,可向地方官员及至高等法院控告;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通商条约规定:中秘两国互派使节;两国居民在对方国内享有同等利益和权利:两国人民可以自愿往来居住,但“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李鸿章向总署表功说:“为此一条反复争论,字字较量,几乎舌敝唇焦,乃得大书特书于册。”葛尔西那认为各约无此严厉,秘鲁“吃亏不少”。英、美、法各国领事也“啧啧称善”。“嗣后中国只要能够按照条约严禁,不仅秘鲁不敢违抗,就是“各国招工之举,亦得援引辩证,冀稍敛戢”。当然,李鸿章也作了一些妥协让步,同意保留一体均沾条款,并在查办华工专条中,“添叙批准互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等语”。
    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艾勒莫尔来华换约。李鸿章由于事前派遣容闳前往秘鲁秘密调查,得知中秘条约签订后,秘鲁迫害华工依然如故,非常气愤,特向艾勒莫尔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或加订条款,或添用照会,再将前次议定和约一并互换”。经将近一个月的反复辩难,终于迫使艾勒莫尔通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实力保护”华工,不容稍受委曲情事,并同中国使臣“实力会商华工事宜,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就在艾勒莫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出照会的同一天,即8月7日,中秘条约在天”津正式互换。
    历时约两年的中秘订约谈判和互换,表明李鸿章坚持原则,扼理与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李鸿章所以这样作,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为了“保民命”、维护清朝的统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保护华工,“拯其危急”,可以使“海外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所失,忠义之心,不禁油然而动,有俾大局,诚非浅鲜。”其次是基于“理”、“势”的考虑。李鸿章认为秘鲁“向系无约之国,照章应不准装载华人出口,其私行装载者无非拐骗贩卖,实中国百姓所共恨,亦万国公法所不许。”拐卖华工如此,虐待华工何尝不是这样,中国“词直理顺,不患无以应之”。秘鲁虽为民名人轶事主之国,但“多沿西班牙旧俗,上下欺蒙,以营私为急务,规模狭小,百务废弛。”在李鸿章心目中,秘鲁是一个没有“教化”的小国,“国贪势弱”,远隔重洋,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既然中国较之于和鲁,我直波讪。我强彼弱,那么,李鸿章在谈判中敢于冒着决裂的风险,就不难理解了。在中秘条约互换之后,李鸿章深知靠一纸条文并不能禁绝秘鲁拐骗、虐侍华工的悲剧重演,因而建议清廷:“迅派正使、副使前往秘鲁,按照条约等件,凡遇可以为华工保护除弊之处,随时商同该国妥立章程”,以期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十数万华人,“将死而得生,免危而复安”。清廷深以为然,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不过直到1878年初,在清廷简派公使已将近3年的时候,陈兰彬才磨磨蹭蹭地出洋赴任。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幸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中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的特点是执意抗争的话,那么在中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李鸿章就以“委曲求全”而著称了。
    马嘉理案是英国想借开辟滇缅商路而侵人云南的结果。1873年云南回民起事失败后,英国庄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当局倡议组织“探路队”。从曼德勒北上勘查滇缅陆路“各个商业路线”。1874年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当局组成以陆军上校柏郎为首的“探路队”前往中国云南,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一多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赶到缅甸陪伴“探路队”进入中国。7月英国驻华使馆向总理衙门索取“三、四名官员”从缅甸进入云南“游历”的护照。时值日本侵台,总理衙门不敢开罪英国,答应了英国使馆的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选派马嘉理为翻译前往缅甸迎接英国“探路队”。马嘉理于1875年1月到达缅甸的八莫,2月初陪伴“探路队”从八莫启程向中国边境进发,全队连同护送的兵士近200人,引起中国边境居民的极大疑虑。2月21日马嘉理在中国边境蛮允地方被杀,伯郎等受阻返回八莫。这就是乌嘉理案。
    马嘉理案本来是英国入侵云南引起的,但是大力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英国保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狄斯累利政府,决定借题发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利用这一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大的侵华权益。3月19日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6条要求:中国和英印政府农员调查滇案,英印政府另派“探路队”入滇,偿款15万两和中英商定办法优待外国公使;免除厘金和解决悬案。其中前3条和滇案有关,后3条与滇案风马牛不相及。这6条要求构成了英国当时借口滇案而实行讹诈的基础。
    肩廷得知马嘉理被杀后,十分诧异,急忙指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速查办,随后又陆续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前往云南究办。但对英方的6条无理要求,开始则表示断然拒绝。威妥玛鉴于一时尚无强力手段追使清廷就范和列强并不同意英国超出滇案以外的其他要求,所以改变策略,企图首先解决前3条要求。威妥玛以撤使、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用兵相威胁,清廷步步退让,原则上接受了英方的前3条要求。4月初威妥玛离京赴沪,拟向本国政府进献贯彻侵华要求的方略,并与柏郎会商,以便扩大事态。8月初威妥鸡由沪返京路经天津,主动找李鸿章商办,企图借助李鸿章追使清廷屈服。清廷也指令李鸿章“设法密探,窥其奢意之处,迎机开导”,倘若威妥玲“有所筹商”,就由李鸿章与丁日昌“相机而行,力顾大局,俾免决裂”。
    对于马嘉理案的处理,李鸿章始终主张“委曲求全”,和平了结,避免战争。究其原因,仍不外乎基于”理”与“势”的考虑。首先,他认为马嘉理案“其曲在我”。早在4月间他就得知怕郎带兵人滇之事,认为英国公使威妥玛事先既对总理衙门“隐约其词”,又未商明云贵总督,因而断言这“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但是,到了8月间,他就改变了腔调,说“中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这里所说的“曲”,主要是指杀死马嘉理而言。但是话又说回来,马嘉理若不陪伴柏郎带兵侵入云南,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变成刀下鬼呢!其次,他认为中英两国虽然贫富强弱悬殊,但是“挨度彼此情形,皆育不值启衅之势。”从英国来说,英国是海军强国,分布各埠的军舰数十艘原可立即调动出击,但“劳师袭远,所费不赀”,并且有“碍商务,其他列强也将乘机“而议其后”,所以英国“不愿启衅”。从中国来说,中国梅岸线太长,“备多力分”,海军装备也“瞠乎其后”,加之外战必将引发内乱,“内地匪徒”“闻风思逞,实恐剿不胜剿,防不胜防”,所以中国也“不愿启衅”。“既属两无所利,所以和好一说,最为稳着。”他深知要和平了结,中国必须在权益方面对英国作出某些让步,因此对总理衙门说,“语云:‘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不能消也。”所谓“断腕消毒”,就是在“不大碍国体”的前提下,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酌量允行”,以防中英“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动兵”。
    8月3日威妥玛在李鸿章面前,大肆低毁总理衙门,说中国“今不改变一切,终恐不能自立”,而“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李鸿章对威妥玛“狂妄无理之言”,表示“殊堪骇异”,当即“严词辨驳,并晓以国政非尔等所能干预”。随后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7条要求,其中包括: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优待公使: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朝廷应降旨贡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遣使与责:问岑毓英等偷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在这些偷旨中,凡遇“英国”二字,必须抬写。这些要求,首先着眼于扩大英国在华的实际利益: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威妥玛才竭力设法打击清统治者的威信和封建体制。李鸿章认为威妥玛“诡谲多端”,担心和局破裂,建议总署在这7条当中,酌允一二,使威妥玛“得有转场”。清廷再次退让,决定派兵部侍郎郭嵩焘赴英致歉;答应贡问岑毓英失职,但不公开发钞;对于优待公使及通商等问题,则留待威妥玛回京后再者。威妥玛见清廷没有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十分不满,于8月底前往烟台,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会商武力要挟问题。随即在9月间回到北京,继续与总理衙门谈判。威妥玛步步进逼,总理衙门步步退让。威妥玛公然要求将岑毓英及各宫各犯提京审讯,并追问优待公使及整顿税厘两事的切实办法。总理衙门准备在增开口岸及整顿商务等方面设法屈从英国要求,但断然拒绝将岑毓英等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审讯。1876年6月威妥玛总括英国的要求,列为8条,以此作为免将岑毓英等提京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条件。威妥玛提出的8条要求实际上是多年来英国企图扩大侵华权益的一个总结,所谓解决马嘉理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总理衙门对于威妥玛的无理要求,既感到中国损失太大,不甘心于接受;又害怕谈判破裂,不敢于拒绝;于是,请求赫德出面调停。威妥玛十分骄横,只要总理衙门提出修改意见,他就以将岑毓英等云南官员提京审讯相要挟,并提出要慈禧召见英使,亲自表示歉意。总理衙门不允,威妥玛就第三次出京赴沪,以示决裂,并通过赫德指名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全权大臣去烟台与他谈判。7月28日清廷答应派李鸿章去烟台与威妥玛会谈。李鸿章在接到特旨任命之后,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深感进退两难,写信给沈葆桢说:“彼族以便宜行事求朝廷,弟岂敢以便宜行事应付彼族,稍不如愿,恐乓端随其后,若使其如愿,天下之恶皆归焉”。他担心遭到国人责难,更害怕惹恼洋人动武。他特地向总理衙门倾吐苦衷,乞求支持。正当李鸿章料理启程之际,天津城厢内外,“遍贴告白”,绅民集会并派代表到总督衙门攀留,“声称若即启行,必卧路攀辕,否则即与洋人滋闹,情势汹汹”。李鸿章“目击舆情如此,不敢不稍作迟回”,并派许铃身等带领绅耆数人赶赴烟台,面见威妥玛,“邀请来津会议”,结果碰了壁。加之美国公使西华也劝说李鸿章赴烟“愈早愈妙,早完一日,则少费一日周张”。因而,李鸿章于8月17日从天津展轮东驶,第二天到达烟台,并于8月21与威妥玛开始谈判。
    早在7月间,由于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英国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所以英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臣德比训令威妥玛从速解决云南问题。加之威妥玛因超出滇案以外的其他要求和不容他国干预其事的态度,已使英国在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上处于孤立地位。当时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和西班牙等国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动向,力图防止由英国单独处理与各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威妥玛企图在6月提出的8条要求的基础上尽早和平了结。李鸿章因“内顾中原则创痍未复,外顾各国则战守难凭”,所以抱着“不得不隐忍以图息事”的态度,力求避免战争,妥协了事。中英谈判一开始,威妥玛就把议题归结为滇案本身、优待公使和通商税务三个部分。为了追使李鸿章作出让步,威妥玛坚持要求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说有确凿证据说明岑毓莫为滇案的主使者。威妥玛表示:此事“若不允行,他事无可商办。”李鸿章事前受到严令,不得允许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因而要威妥玛拿出岑毓英“指使文札信据,或的确可靠见证”,如经“查验果系毫无虚伪,亦可据以请旨定夺。”但是,威妥玛却以翻译需时,迟迟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李鸿章鉴于威妥玛“口气甚紧”,致使“各件均无头绪,焦虑莫名”。因而决定“联络各使以间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援,而讽令公论。”他故意装作镇静、优闲的样子,先后应邀参观德国、英国军舰,并设宴招待英、德、美、法、日、奥七国公使和英国两位海军司令,“仿照西例”,饮酒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谈,“兼欲激射英事,群情欢洽”,“公论颇不以提京为是”。这使威妥玛感到如不尽快达成协议,对英国未必有利,因而在散席后,“独留絮,语,似稍活动。”在随后的谈判中,李鸿章“就势转圜”,提出另议其他办法作为不将岑毓英等提京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换条件,这正中威妥玛下怀。威妥玛立即表示同意提出全部条款,但声明:“此番所要各条,滇案、优待、通商三事均当包括在内,中堂必须全然答应,此案即可算为完结,不必再说提京一层”。9月5日威妥玛将其要求以书面形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李鸿章,其中除滇案、优待、通商三事外,又有要求人西藏等地“探访路程”的专条。李鸿章虽然在“口界”免厘和憎开口岸两个问题上有所争辩,但基本上同意了威妥玛的全部要求。9月13日中英烟台条约和人藏探路专条正式签字。
    这次中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本来是因马嘉理案而引发的。《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偿银20万两给英国、派员赴英表示“惋惜滇案”等了结滇案办法,在条约中只占次要地位,而主要内容则是:英国得派员至云南调查,准备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人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人西藏;开放宜昌、芜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人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一次,全免各项内地税。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名人轶事供了有利条件。9月17日清政府批准了《烟台条约》。不久郭嵩素奉命赴英道歉,随后留驻英国,中国派遣公使常驻外国从此开始。李鸿章对于签订《烟台条约》之举,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得意地声称:“自英国威使与总署理论滇案,夏间悸悻出都,鄙人奉命驰赴烟台,妥为商办,迭经设法牢笼,据约力争,仍就总署所允八条原议,略放删改,迅将全案议结,案内凶犯罪名,悉予宽免”。有人批评“添开口岸,滇蜀驻员”,使“通商之患,将无底止。”李鸿章辩解说:“不知中土门户早经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总署已允,该使尚未肯结案,幸将前请觐见及王公往来、土货准华洋商人领单免厘各节,概行抹去,于国体饷源尚无甚窒碍。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所谓“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云云,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烟台条约》签订不到10年,就发生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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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李鸿章在“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的迷梦被法国炮火粉碎以后。就情不自禁地卷进了中法和战的漩涡。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洁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及至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清朝统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给予援助的清势下,也不能不言所行动。早在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年以后,法国积极筹划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并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西南边疆。面对法国的咄咄进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最早关心中法和战问题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1881年他在与法国频频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同时,建议清政府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总理衙门首先与李鸿章商讨,李鸿章提出:采取军事措施,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弋,“藉壮声威”;通过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途径作越南方面的工作,“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他认为这样“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我国”。随后总理衙门上疏陈言,清廷决定战备、和议双管齐下,“以理谕之,以势遏之”,“二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相为用”。
    1882年4月,李威利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形势日趋严峻。在清朝统治层中,积极备战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5月30日清廷饬令滇粤陆军出防场外,广东兵轮效期出洋,福建兵轮亦调得力者前往,“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正在这时,李鸿章因其母去世,回籍奔丧。直隶总督一职由淮系要员张树声署理,而中法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争则主要由曾纪泽负责处理。曾纪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针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不断升级而接连提出抗议,强调中国与越南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力主维持中越权益。法国则坚持越事与中国无关,以不子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对抗。这样,中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陷入僵局。
    9月车鸿章奉命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随即谋求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会谈。11月24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这样,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主战线就从巴黎转至天津。在谈判当中,宝海一面老调重弹:法国与越南前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为了“靖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中国追兵深人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衅端;一面提出以中国撤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进行欺骗和讹诈。李鸿章倾向妥协,建议清廷不要错过机会,“速致滇粤疆吏转饬将领按乓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12月28日宝海与李鸿章的代表马建忠会商协议条款,据称“相互辩论三时之久,稿经七八易而成”。条文要点是:倘中国将云南、广西之兵自现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国即声明它“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和“毫无贬削越南之谋”;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并在保胜设口岸,驱除“盗贼”(主要是指刘永福黑旗军);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李鸿章公然把这种妥协让步的协议,看成是自己折冲樽俎之功。
    李、宝协议原意是要为中法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1883年1月总理衙门对协议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到2月却因法国内阁发生变动而出现波拆。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名人轶事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名人轶事华强硬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他们不满意前任政府对越事政策的“迁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侵略方针,断然否决李、宝协议,并撤销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这使得李鸿章骤然陷人被动的地位,朝野责言繁兴。曾纪泽攻击李鸿章为宝海所骗。而有的外国评论家却悦“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其实,李、宝都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协议,主要是因为它以议和来掩盖阶段性军事准备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条款又未能满足其侵略餍欲,当然这也同新旧内阁对外政策的激缓有直接关系。
    法国内阁改组,李、宝协议告废之后,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法军在加强对越军进攻、占领南定等地的同时,蓄意向中国挑衅,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运米船只,加紧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这使李鸿章十分恼怒,当宝海再度见到他时,“这位总督象拳师那样紧紧握着双拳”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事情似乎只有这样办”,表示要以武力一决雌雄。
    清廷的态度一时也有所改变,谕令有关大员实力讲求战备,“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诡谋,而维大局”。5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请假回籍葬母的李鸿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训,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也许真的觉得只有他这位“威望素著,通达事变”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鸿章自己所察觉到的,“这次任命是他仇敌企图毁掉他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
    面对此情此势,李鸿章非常气愤,报怨这是“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敌,复奏公然提出不去广东、暂性上海的方略。清廷无奈,只好照允,并于6月6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月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警告“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6月16日他又上《法越事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的避战求和的观点。他承认法国侵略越南对于中国育着严重的危害,说“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名人轶事蔽”,“边患固无已时”。他认为法国并越之念甚坚,不会甘心释手,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但是,对于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并没有使之得出应该抗战的结论和下定抗战的决心。他声称“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兵端一开,中国既添近优,又贻后患;越南悖妄,毋须顾之。李鸿章避战求和的主张,遭到清流派健将的批驳。张佩纶、陈宝深、张之洞等在李鸿藻的支持下,纷纷要求清廷对法采取强硬政策。他们打着“天子守在四夷”的旗号,主张援越抗法,以固藩篱而卫门户。在他们看来,虽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只要海陆军有机配合,扬长避短,并非不可与法国决以胜负,只要坚持持久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他们指出,列强恣意侵凌,民族危机白益严重,并非导源于抗战,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几冀和局”造成的结果。
    李鸿章在避战求和思想的支配下,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后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在上海,自6月6日至7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会谈五次,另外还间有函件往来。当时法国政府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不但承认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而且承认它所谋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脱利古既然受命于此,又因原来就是法国政府“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所以与李鸿章一开始接触就表现得十分骄麦、强硬,声称“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中国若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有时,李鸿章稍事辩驳,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孪鸿章则以相当的耐心和柔韧应对。开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主要胶着点在于:脱利古强调,法国对越用兵,是为了维护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所“应得之权利名分”,与中国无涉,中国不论明助或暗助越南,即为与法国失和。李鸿章表示,中国并不打算与法国失和,没有也无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为中国属国,对法越1874年条约,中国“未尝明认”,他并致电曾纪泽以统一口径。曾纪泽认为,李之“驳甲戌约”,“申言尤妙”,亦着力坚持之。在脱利古看来,李鸿章“系统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种最傲慢的态度”,他认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国麻烦、厌倦和疲竭,激起法国国内舆论反对内阁。但脱利古认定,中国的武力准备“虚而不实”,主张法国应立即对越南宣战,“给顺化方面以重大的打击”,从而压迫清政府改变名人轶事态度。然而脱利古在谈判中却改换策略,“忽变前此凶悍情状,似欲和衷婉商”,企图施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柔的伎俩,诱骗清政府承认《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认可法国对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放弃过问越事的权利,允许法国染指云南。李鸿章当即表示“各节与中国意见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国日后不能干预越事,断做不到”。李鸿章看出与脱利古的会谈在短时间里难有突破性进展,便于7月5日离沪赴津。脱利古向其政府报告说:“李躲避了,……他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进行的谈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愿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它更小心不向我们宣战”。正是抓住清政府的这一弱点,脱利占主张与中国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采取“刚勇”、“强力”的行动,说这样做,“那些只与强者协商的中国人,必将首先向我们让步”,“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法国政府没有与中国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但却派军直逼越南部城顺化,并于8月25日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9月18日脱利古与李鸿章在天津恢复会谈。脱利古表面上“词气甚和”,但实际上变木加厉地进行讹诈,提出所谓三条办法: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剿除北圻土匪;另计中法边界。据脱利古的解释,“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是基于越南地方现在全归法国保护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刘永福的黑旗军;所谓“另订中法边界”,是指在法国保护全越的前提下,“拟将广西、云南边界再放宽些”。李鸿章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商量”,明确表示:“越南为中国属国,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今法国恃强称兵,而日此事与中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法国之意,不认越为中国属国,不欲中国与闻越事,并疑中国驻兵越境即为暗助黑旗。在中国之意,则认定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并可自护边界,且亦不自今日为始。两国各执一见,愈说愈远”。
    李鸿章还希求通过划界将法国势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内为界,南北分别由法国和中国“保护”,即大致以北纬21°分界。其实,法国并不是真正要与中国分界保护越南,而是企图以“低廉的价码”,换取清政府对它控制整个越南的承诺。对李鸿章的方案,脱利古当即拒绝,提出“由滇粤原有边界约拓开十五里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与中国滇粤接壤的宽十五里一线地带,其余的越南领土全部归属法国。这显然是谈判桌前“漫天要价”的惯伎,李鸿章指责说:“此语与中国命意相距太远,亦与法国外部之语不符”。李鸿章坚持原议,“舌敝唇焦”地争执,脱利古“坚执不允”。这样,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李、脱天津谈判期间,法国已任命巴德诺为驻华公使,令脱利古返回日本。10月28日脱利古离华东渡,李、脱谈判便以破裂而告终。李、脱谈判的破裂,固然在于法方条件过苛,要挟过甚,但也表明李鸿章并非毫无原则地一昧妥协退让,他甚至产生过“此后但备与法人动兵”的念头。
    在李、脱谈判的同时,曾纪泽则在巴黎与法国外部直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就结果来看,曾氏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也同样陷于失败。李鸿章本来不愿让曾纪泽在对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与之平分秋月,当他在上海与脱利古会谈之初,就曾建议清廷特简“洞达时务之大臣驰往法国”,以取代曾纪泽,被清廷拒绝。曾纪泽也在极力争夺对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全权而排斥李鸿章。当李、脱上海谈判中断的时候,曾氏乘机向法国方面强调:“李鸿章实际上并未负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国政府“只可真正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他在与法国外部会谈中,放弃了否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权的主张,明确提出中法分界“保护”越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之权”,但同李鸿章一样,这只不过是“以虚求实”的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辞令而已,他甚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他还否认刘永福黑旗军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只是不情愿听任法国“驱逐”而已,这与李鸿章的口径也无二致。稍后,他向法国提出关于解决越事的6条办法,主张将法国侵略势力限制在南圻,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中国有权过问越事,允许各国通商红河,开放山西对岸的屯鹤关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主张,大致是持赞同态度的。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在有关越事的实际主张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异的,二人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实质性问题,而在于表面态度的刚柔上。曾纪泽好示“刚严”,显“豪气”,谈判桌前,他常以声色俱厉回敬对方的蛮横无理,动辄诉诸新闻手段揭露对方,不惮于“不见礼于敌庭”,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多次出现僵局。而李鸿章则显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柔”、“圆滑”,有时故作忍让之态。曾纪泽尝责言:越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让’”,并说:“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如系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从李、脱谈判时期曾、李二人的举措看,其“柔”、“忍”、“让”与“刚严”的区别似乎主要不是实际主张的歧异,而是表面态度的不同。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但驻扎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却“弃军而逃”,“率行回省”,黑旗军也因寡不敌众而撤退。法军在12月16日占领山西城,致使清朝统治层中的某些人仓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议。然而这时李鸿章却“慷慨激昂”地发出主战的呼声。12月17日即法军占领山西的次日,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说:
    ……臣惟中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遵罢之理……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纵观李鸿章此番言论,其中对士大夫“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和”的指责,显系针对曾经攻讦过他的某些主战论者而发的,虽然挟杂私人成见,但也不失为切中时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对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应当说是符合实际、颇有见地的。“决计坚持,增军缮备”的主张尤为切要之见,难能可贵。而四个“不以……”之论,在对清廷的委婉批评箴劝之中,显示出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见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的表态,不仅是由于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形势激发了他的对外抗争性所使然,而且与清流派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中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以来,清流健将对李鸿章有打有拉,既时有责言,抨击他“怯敌”、“过于谦和”;又设法联络,力图对他施加政治影响。1883年12月张佩纶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因“全力主战”,被有的外国人视为“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主义——的产物”。张佩纶自告奋勇赴津游说李鸿章,“鼓舞其气”。慈禧认为张氏“奋勇能办事”,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氏于12月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鸿章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鸿章致函李鸿藻说:“日前幼樵来晤,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跳动名……洵如尊旨,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鸿藻之意。张佩纶的天津之行,当是清流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心谋划、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动。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战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紧锣密鼓地出场配合。已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呼喊尤力。他于1884年1月初上《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强调须“决战计”,说“事已至此,羁縻无益”,主张在越南与法军一战。由于李鸿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战舆论更占了上风,以致于以“转圜”为言的翁同龢,尽管“仍力言之,然无和者”。
    当然,尽管这时李鸿章与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异口同声,但李鸿章的主战表态并不见得言由其衷,颇有委蛇保荣的意味。
    中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以来,李鸿章处于“谤议喧腾”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筹边计折》前夕,更有人对他激言弹劾,说他“岁费国家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予罢斥。舆论可畏,而清流派则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舆论,慈禧对他们仍旧放纵和利用,派系斗争复杂,政局叵测。李鸿章自然不会冒然拒绝清流派的联络,招其劲矢,故作出亲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态。对于其他门户,他也因事制宜,巧于应酬。
    李鸿章的圆滑并不是多余的。当时清朝统治层中确实构成一种特别复杂的多边关系网络,慈禧就是主宰这个网络中枢的蜘蛛。她的心机和下一步行动,即使李鸿章这样的权至们似乎也无法捉摸。他们似乎在沉闷的氛围里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而对他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着实叵测。1884年4月他们所预感的风云果真到来了。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组,以奕譞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取代了奕䜣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并给清流派当头一棒,从而一改“当国者益厌”的“言路纷嚣”的状况,“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况下少李鸿章便很快收敛了他那主战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战求和的老路上去,充当了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的牵线人和全权代表。
    福禄诺是法国海军舰长,被赫德称作“聪明、诡谲、富有野心的‘玩火者’式的人物”。此人在中国多年,且曾久居天津,认识了李鸿章。1s84年3月下旬福禄诺和当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晤谈,随后德瑶琳便亲自赴津将福禄诺的密函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李鸿章。福禄诺玩弄恫吓手法,企图胁迫李鸿章就范,声称:法国“拟调兵船人华,将夺据一大口岸为质,若早讲解,可电请其国止兵”。李鸿章果真被吓倒,致函总署说:“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掠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旱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这时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直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曾纪泽,因其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举措使得法国大感恼怒,特别是他在致德报函中,公开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法皇被掳、怯军覆没的色当一役相对比,使得法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掀起了驱曾的喧嚣。福禄诺在给李鸿章的密函中,就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李便顺水推舟地怂恿情廷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任命驻德公使李凤苞暂代。此后曾纪泽虽然以出使英、俄大臣的身份,仍然对中法和战之局育所献议,但毕竟是局外旁言了。这时清廷已决心与法言和,谕令李鸿章“为保全和局起见”,“通盘筹划,酌定办理之法”,但“不别贻后患”、“不稍失国休”。其实,既然妥协议和,又怎能不贻后患、不失国体呢?清廷此举,无非是既要求和苟安,又要推卸罪责。李鸿章看透清廷险恶用心,为了避免充当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也玩弄手法以应付清廷,说自己“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议和,”即使“竭诚筹办”,但“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他要求清廷钦派大臣前来“统筹斯事”,并对“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使其有所遵循。情廷无奈,只得提出4项限定性条件:“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不变;杜绝人滇通商;黑旗军不能任法国驱除;不付赔款。同时,清屯令廷臣集议,致使战和之争又起。5月4日御前大臣和预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纳谟祜领衔上《预筹和局折》,联名的各类官员竟多达158名,其中包括原清流健将陈圭琛、黄休芳、吴大澂,以及湘系要员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主张议和“收束”。而持有异议另拆具奏的只有31人,其中除了张佩纶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其余多是科道言宫类毫无实权的人物,如孔宪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承修、吴峋、刘恩溥等人,他们虽然主张“力筹战守”,但又表白不敢一味以“和议为非”,只恐“李鸿章为彼族所误”,“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清廷支持前者,压制主战派,因而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议和进行得非常快捷,从5月6日开始会谈,到5月11日就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亦称《李福协定》,凡5款,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
    李鸿章将这样一个和约,夸耀为自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成功,说福禄诺原议仅3款,是他与之“再四推敲,酌改数次,始能办到如此地步,实已舌敝唇焦”。清廷也认为条约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其实,这是一个大伤国体的屈辱条约。赫德评论说:“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却在表面上一点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个李鸿章对法所得胜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国失败的记录。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为,比法国国会的方案还有驰骋的余地。我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破的之论,它满足了当时法国侵吞全越、窥向中国的贪欲。茹费理“曷胜欣喜”地赞扬李鸿章说:“我快乐地体验到了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的”。他称誉李鸿章“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李鸿章对此则表示“欣悦之至”。
    条约如此屈辱,恐怕连主和派中的许多人都始料不及,这给了主战派反击的把柄。主战派对李鸿章群起而攻之。在签约的第二天,孔宪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承修等20余人就联名上奏,指斥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谓‘中国所争在体制,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为舛谬”,声称如遵此约实为下策,主张以继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来“迁延时日”,让有关疆吏将帅统筹战备,俟“防备已周”,“以战则克,以和则固”,赢得主动,否则,即使“竟与约和”,也要以红河为界划分保护区,不可全弃越南。接着御史47人会同翰林院弹劾李鸿章。主战舆论不容置若罔闻,清廷只得作出几分主战的姿态。6月18日清屯令左宗棠复入军机,这是一项对战和之局颇有影响的人事安排。次日,李鸿章即致电潘鼎新:“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清廷还指示有关疆吏将帅,“仍当视以必战之势”,“认真布置,力筹备御”,驻越各军仍在原处待命。但是法国却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6月23日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代表向法军解释尚未接到清政府的撤防命令。法车在观音桥(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这就是所谓“北黎事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风波再起。
    “北黎事件”发生后,法方便敏感地注意到李鸿章“显出惊慌的样子,恐怕这是在北京得到胜利的反对派的成绩,而李已不再是事态的主持人”。这是事实。因为李鸿章签订和约成了众矢之的,处境难堪;加之李鸿章在谈判中确有如清廷所申斥的“办理含混”之处,为法国制造衅端进行讹诈提名人轶事供了借口,从而使之更加被动。清廷一度将李鸿章撵出中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事局之外。
    法国一手挑起了北黎军事冲突,反诬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大肆讹诈,要求中国“火速”撤军并于京报声明,至少赔偿兵费2亿5千万法郎,提名人轶事供履行李福条约的担保。7月12日法国驻华代名人轶事办谢满禄将上述要求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总理衙门提出,限期照办,否则法国便“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将军舰调往福州和基隆,意在武装占领这两个沿海口岸并在此征收关税作为“担保”。面对法国的军事部署和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讹诈,清廷倾向妥协,决定遵守李福条约,撤退保胜、谅山各处防营,帛命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去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曾国荃身为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总督兼南洋大臣,又是主战派人物,但在会谈中却表现得颇为软弱和笨拙。他自己也承认“舌战实非所长”。李鸿章窥其穷蹙,乘机怂恿他勿以廷旨为限,“当相机为之”,“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曾国荃竟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50万两(合350万法郎)。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笑柄”,清廷闻讯后严旨申饮曾国荃等人。法国则一面坚持勒索赔款,一面诉诸武力。8月上旬,法舰进攻基隆,形势危急。清廷乞求列强调停,但“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美滑无力”,难以奏效。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赔款议和条件,说不然“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慈禧六神无主,竟召奕譞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曰:“可以打。”慈禧说:“打就打到底。”慈禧又召见御前大臣、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集议,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许久无人发言,左宗棠起立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遂命罢朝,含泪以左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外界认为“李鸿章地位甚为危险”。其实,手握军权的李鸿章在统治层中仍不失为举足轻重、安危系之的人物,身陷僵局的曾国荃、陈宝琛等致电总理衙门,乞请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认为“转圜”之事,“非李不能了”。李鸿章仍然力主避战求和。8月23日他致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要他在枢廷活动,“设法回天”。不料就在当天,法国舰队在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突袭福建水师,炮轰船厂。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清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虽然迫于形势,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指不再请外国调停)之类的话,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指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甚至拿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败来作为他坚持避战求和正确的根据。但当时清廷的抗战态度似乎是坚决的。9月3日慈禧以有人奏劾张荫桓私函上海道接洽赔款问题,将张荫桓等6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李鸿章与清廷的态度之所以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所考虑和争取的是维护王朝的体面,而统治层中的主要舆论,社会各界高涨的抗战热情,都支持了这种心理需要。但李鸿章所着眼的却是敌我力量对比。他深知与法国的坚船利炮相比,中国兵单饷匮,而北洋海军又处于初创阶段,劣不敌优。而法国方面,在进行战争压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诱和的尝试。10月初正当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际,李鸿章却与法国领事林椿密谋和议,德璀琳也积极插手调停活动。当时伺机排斥李鸿章、德璀琳,力图包揽对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的赫德认为,“李鸿章和德璀琳的声望和信用已受到威胁,他们所企求的是使天津条约毫无保留地被接受,这使茹费理和福禄诺很高兴,引导法国以为李是他们的盟友,但另一方面这使中国不愿意谈判,或提出困难的条件来对付”。他看出清廷的心态是:“要和平,但不肯‘丢脸’要和平。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的实质,而是丢掉他的虚名。”基于这种认识,赫德提出一个既维护法国侵略权益、又照顾清廷“体面”的折衷方案。清廷表示接受,但法国却于1885年1月7日予以拒绝。就在这一天,赫德指令金登干去巴黎,表面上是去同法国政府直接商谈1884年10月在台湾被法军扣留的中国海关供名人轶事应船“飞虎号”的释放问题,实际上是开辟与茹费理直接联系的渠道,以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这次的确成功了,他告诉金登干:“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设法碰到它”,“连总理衙门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尽管李鸿章并不情愿被排斥于局外,企图插手干预,但因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而落空。在和议基本达成,《中法停战条件》签字的前夕,赫德致函金登干说:“李鸿章在这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多管闲事——他并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命令。衙门——特别是新王名人轶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我盼望我们是接近结束了。”清廷所以支持赫德主办与法议和,而排斥李鸿章干预其事,一则是对李鸿章在中法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中的表现不满和失望;二则中日关于朝鲜问题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涉确需有人主办;三则似乎是接受以往“厨子太多打翻了汤”的教训,企图专用赫德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以便借助英国政府调停,促使和议成功。清廷之所以急于议和,一则因为战局渐渐向有利于法国方面转化,法军在中越陆路战场取得明显优势,占领谅山并一度攻陷镇南关,法军又加紧在中国沿海进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扰,而中国财政拮据,军需不支,不得不屡借外债;二则因为日本利用朝鲜开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发动甲申政变,插手朝鲜问题,与法国的侵华战争遥为呼应,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法国政府这时也想乘胜讲和,以保证自己在和议中的有利地位。
    但是就在基本达成巴黎和议的时候,1885年3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局大变,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法国由于军事失败引起政治危机,茹费理内阁倒台。可是就在这种有利形势下,金登干却得到清廷认可,与法方代表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大旨为:双方遵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兵日期。中国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让步,甚至连法国当局都惊呼“简直不能想象”。停战协定签字后,清廷立即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前线爱国将士“拔剑斫地,恨恨连声”。而清廷却以所谓“乘胜即收”来替自己对外妥协辩护,压制前线爱国将士的抗敌愿望。
    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要议定正式和约。法国新政府任命巴德诺为全权代表,清廷则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但事实上,有关中法正式条约的谈判主要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天津进行的,主要谈判者是金登干(在赫德指使下)和法国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而不是李鸿章与巴德诺。具体的程序是:法国把自己所拟定的条约草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金登干,金登干电告赫德,赫德递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总理衙门;清廷就这个条约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其间曾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经赫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谈判,每当双方就某几款取得协议后,才由中法政府把这几款分别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李鸿章和巴德诺,由他们就细节和约文加以核对。所以,他们在天津的工作基本上只是“督同中外翻译官,详确考究,讲解文义”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明确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指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所谓“由内主持”,系指由慈禧决策。正如赫德所说的:“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条约草案是由法国方面拟出的,清廷认为“无甚为难”,基本上可以接受,所争议的主要是在关系自己所谓“威望体面”的虚文上,如翁同龢所说,“不过皮毛耳”。这样,李鸿章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中,也就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很少接触实质性问题。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正式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亦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上签字。该约的主要内容是: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圻”,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界地区向法国开放通商,指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为通商处所,法国在此享有和其他通商各口相同的权利,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纳税“照现在通行税则较减”,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从而使法国夺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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