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白话版,王安石传白话文在线阅读_梁启超

第十一章荆公之政术(三)
    第十一章荆公之政术(三)
    军政
    第一省兵
    宋朝因为养兵而使国家困顿,拥有百万的军队,所花费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见识的人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然而最终没能进行改革,是因为这弊端已经积累很久,若不是豪杰之士不能改变。而当时的士大夫们习惯于偷懒,他们没有谁的心力足以担当此任的。现在先来述说当时的贤人们所论述有关养兵的弊端,然后再说王安石裁撤军队的政策(下面所抄录的虽然很长,然而读了这些才能知道当时旧法的弊病极大,不得不改变。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军队相配合,而攻击他的人是无理取闹)。
    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1063年)知谏院范镇上书说:
    现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赋敛很重,国家财政费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为兵多。议论的人肯定要说这是为防契丹而准备的。契庙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为朝廷送给他们的金银等财物更有利。即使他们放弃这种利益而南侵,那么黄河以北,就连妇人女子,都要成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将有什么用呢?只是预先蓄养而使民困顿。从百姓中征兵就会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会空闲,田地空闲赋税就会加重,赋税加重民心就会背离;寓兵于民间百姓就会多,百姓多田地就会开辟得多,田地多赋税就会轻,赋税轻民心就会稳固。与其使百姓离心而防备契丹,契丹没有来而民力已经匮乏,不如巩固民心以防备契丹,即使契丹来了民力也有余,国家支出有准备,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数一二一样明白。而现在在此问题上犹豫的人,让我深感迷惑。当年汉武帝因为军事使天下因顿,是他用兵来征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扫平漠北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为军事使天下困顿,是不用兵养兵以至于此的缘故,并没有达到自己目的,何必要这样来做呢?
    欧阳修也论述这事说:
    国家从景德年间与辽国议和休战以来,已经有三十三年的时间了。当年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如今已经年老死尽了,而后来当兵的人还没有听见过战斗的锣鼓、见识过战争的场面。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饱暖,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的。现在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他拿,禁军分的口粮,自己不背却雇别人替他背。骄惰到这个样于,又怎么肯吃苦冒险去作战呢!前不久西边的将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遭失败,就是证明。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参加战斗,只是需要农民的供养,还是可以的,可惜他们空有一个士兵的虚名,其实却是骄惰无用之人。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壮的都在田里劳动,农闲时教他们作战的本领。现在则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着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壮的便被招去当禁兵,另外不够尺度较瘦弱的,都被送去当厢兵。官吏招人多的有赏,而老百姓正当穷困之时,便争着去当兵,因此一遇灾荒,留在家里耕田种地的只有年老体弱的人了。官吏对此却说:不招他们去当兵,恐怕他们去当强盗。唉!仅知道使他们一时不会变为强盗,却不知道他们将因此一生骄横怠惰变成寄生虫。古时成年健壮的人负责耕田种地,老弱的人游手好闲,现在是成年健壮的人游手好闲,而年老体弱的人留下来耕种,怎么这么相反呢?既然百姓尽力耕种,仍不免要吃猪狗之食,而一旦去当和尚、士兵,就会终身安闲,享受美好的食物,那么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减少了。所以说有诱民之弊,指的就是这个。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使用他们,就称这为暂时借用。那些官兵相互传告说,官吏央求我们了。而调遣军队的公文也称为请求。那赏赐是用来酬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没有劳心劳力的赏赐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八九百万,官吏不敢延迟一天。兵士得到赏赐,不因为没有功劳而觉得羞愧,而是去称量赏赐的多少,比较赏赐的好与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来呼叫,拿棍棒想攻击朝廷的官吏。没有事情的时候还像这样,因此知道士兵的骄横。兵士敢于骄横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他们没有正确的方法,制度没有建立。往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五十三年之间变更了五个姓氏的十二个君王,因为亡国被杀死的有八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余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灭亡了。那些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笨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实行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为环境和条件的制约。那个时期,东边北汉据山西,西边有前蜀、后蜀据四川等地,北边有契丹,南边有吴据淮南、南唐据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闽据福建、南汉据南海、吴越据两浙、楚据湖南、南平据荆南,天下分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环绕。以非常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实行割据,那些统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国家的时间短,威望德行没有融洽。强暴的君王勇猛的国君依靠武力实施统治,仅仅能够维持统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孙,不过一两次传位就要陷于败乱。因此养兵就像让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为害怕不敢吃,哪里还谈得上制约!天下的形势就像破屋子,修补内室则墙角坏了,修整椽子则栋梁倾颓,拼命支撑着,勉强存在罢了,哪还有时间制礼作乐,对各方面进行约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现在宋朝存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息了僭乱,没有能与我们抗衡的敌国;对内削除了藩镇割据,没有强大叛逆的臣子。天下实现了统一,海内平安。建立国家不能说时间不长,天下不能说不广大,可是军队不能够对外震慑却敢骄横国内,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却日益细碎杂乱,一切得过且过,与五代的时候没有差异,这确实太让人叹惜了。
    苏轼也论述到:
    军队没有事而要吃饭,这样就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让他们只吃饭而没有事做。这两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并行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有百顷的闲田就足以养马四千匹,而不用花费什么,聚集起四千匹马而运来百顷地上的马草,则它的费用要增加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轮流服役的士卒,而没有耕田的士卒,虽然都出身于农夫,而当他们成为士卒后,就不再关心农夫的事,因此郡县里没有经常屯驻的军队,而京师也不过有南北两个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要用虎符调动郡国的军队。到战事完后,军队就休整,各分散到原来的地方。因此它的士兵虽然不离开农业,而天下也不至于有匮乏,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唐拥有天下后,设置十六个卫府兵,天下驻军有八百余处,而屯在关中的,就有五百处,而他们没有战事时就耕田生产谷物,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增加县里粮食的存储,因此它军队虽然在京师,而天下也不至于困顿的原因,是他们不曾只吃饭而什么事都不做。而现在天下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不从事耕作的有数十万,都要仰仗着县官来养活,有汉唐的祸患,而没有汉唐的好处,选择了它们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这就是不分辨而将弊端全吸收。天下的财物,近的在淮河流域,远的到吴楚,凡是车船能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没有不把那里的财物都搜取到京城来的。天下安定无事,而赋税聚敛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财政部门所掌握的收入,仍苦于不够支出,这弊端都是由不从事耕种的军队在内聚集,而吃四方的贡赋的缘故。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驻在郡县中的。过去建国初,那些分裂的势力,拥有军队而不服,太祖和太宗,亲披战袍,经过奋战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们的君主而拥有了它们的疆土。而它们仍然有残余的力量,皇上怕复发,于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里,大到蕃镇州府,小到县镇,处处都有京师的军队。由此来看,则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来守卫,而这样能长久不变吗?花费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养兵的费用,没有比出征和行进更多的。现在派禁兵来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除了他们每月每年应当供给的外,而每天还要供给他们粮草,三年轮换一次,去的纷纷扰扰,来的接连不断,虽然每批不过数百人,而总共算下来,与数十万兵没有什么区别。三年一出征,农夫之力,怎么能不枯竭?来回运输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现在天下没有战事,武夫和凶悍的士卒,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视,然而都不得不成为闲居无用的士卒,他们以为给天子当兵,就应该吃好的穿好的,开府库,拿出金帛,如果有不尽他们意的,就群起而搅闹。这是做什么呢?天下是一家,已经是数千百年了,百姓拥戴国君,到海边都应是这样,和京城周围没有什么两样,也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只信任禁军。过去四川有均贼,近来贝州之乱,并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我认为郡县的士兵,可以慢慢训练而悄悄夺去他们的权利,那么禁兵就可以逐渐不用了。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场所吗?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各地没有什么不同,以前战国时各地都是要使用的。四川人的怯懦,吴地人的矮小,都曾与大国来抗衡,怎么能只用禁兵呢?现在的士卒,是疲惫、怯懦而振作不起来的,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对待他们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这样将吏们也无法使他们听从命令。假如禁兵渐渐减少,而供养他们的钱粮来优待郡县的士兵,那他们肯定会非常高兴,出于意外,他们会感激皇上的恩德,而愿为朝廷效力,又怎么怕他们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卫以及保卫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军,这样则内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养的费用,外也没有迁徙供名人轶事应的劳顿,费用的节省,就可以过半了。
    又说:(《策别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选择就已经很精,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农民中选择士兵,有固定的数目而没有固定的人;国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个士兵,如此而已。这样老年人能得以奉养,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没有不是健壮的子弟的。因此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耕作和打猎,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军队出征而供名人轶事应粮食,不曾喂养无用的士卒。使他们经历艰险,精于武艺,智慧足以跟随旗鼓的指挥而进退,强大锋利足以攻入坚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够自己保卫自己,这样损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到了后世,兵民既然分开,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于是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卒。既然募民而成为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等,都要托付到军队之中,他们的姓名既然已经写到官府的兵籍册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农民,只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后无家可归,那么他们肯定不愿意离开军营。因此就是那些没有用的兵卒,即使减少他们的粮食和报酬,也都要一辈子靠军营生活。所有人从二十岁往上一直到衰老,不过四十余年,身强力壮,足以上战场拼杀的,也不过二十多年,现在供养他们终身,就是一个士卒共有二十年没有用而却要官府供养。由此可以推断,养兵十万,其中有五万人是可以离开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没有益处的花费。现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过去陕西那一仗,都靠平民为兵。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旱灾和蝗灾,到近年青州和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日益多起来。查考资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募兵的数目,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没有经过训练的,不能顶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费,比古代多百倍。这实在不能长久不变。凡是百姓要当兵的,他们这些人多数不是良民,在他们少壮时,赌名人轶事博饮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舍身到军营中,等他们年岁大了,气力不足了,后悔也来不及。我认为五十以上,愿意再恢复为百姓的,应该听从他们。从现在起,百姓愿意当兵的,三十岁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百姓三十而去当兵,十年后回去,他们的精力还足以养小的送老的,还可以为他们的终身打算。在他们应募时,就已经知道在这里不出十年,而要为他这十年而打算,到时候削除了他们的兵籍而没有怨言。用官府终身供养无用的士卒的钱来招募别人,应征的人肯定会多,这样官府就不会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于无辜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超过十年就要恢复为平民,就会自爱而不去犯法,也不至于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一些无赖或自己去做恶人。现在天下的祸患,在于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们常常骄横凶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盗贼来攻而不能抵御,外族来抢掠也不能抵抗。现在如果让百姓来代替他们而来当兵,之后还可以恢复为百姓,那么天下了解军队的就多了,而盗贼和外族就会有所忌惮。
    读了这些就知道,当时养兵的弊端,是万万不能不改变了。而范、欧阳、苏这些人所建议的,就是后来王安石所施行的。要等到王安石的时候才改,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的大业,终究不是那些议论者所能办到的。宋仁宗是优柔寡断之主,不能和他来讨论大计。而神宗则是英明果断的君王,可以辅佐他并施行这些改革。然而皇上一谈到要实际操作,群臣们一个个都变了脸色,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首先阻挠的就是司马光,他说:
    淘汰的多了,人们惶恐且怀疑,会招来忧愁怨恨,虽然国家太平,法令严密,这种搅扰,也不会怎么样。可是诏书一下,万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动百姓,朝廷到那时想省事,把诏书收还,就会马上失去威严,之后就不能指挥这些骄兵了。如果硬要推行,则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导致张彦之乱,这事是可以借鉴的。
    司马光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当时反对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代表。问他们理由,不过就是担心骄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们造反,而决心姑息养痈。假如没有王安石,那么这件事也就因为听了别人的意见而废止了。当时皇帝和王安石议论裁兵的事,皇上说:“密院以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乱。”王安石说:“陛下亲身施行德义,勤劳于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建忠叛乱的原因,是因为德宗用卢杞这些人而疏远陆贽,他不亡国,是他的幸运。现在所决断的事都出于皇上,详细定立条例,逐渐来施行。”皇上的决心才下。于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下诏给各路的监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条件的记录下来,不能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任厢军的免为平民。不久又下诏挑选各路年龄四十五岁以下还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岁以上愿还为民的,听其自便。旧制兵卒到六十一岁才可退休,有进还不马上允许,这时免为平民的很多,冗兵从此裁减许多。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废除合并各个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数额改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之后总兵也进行调换合并,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营,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边的各路以及厢军调拨合并,都聚集并取整补零,都规定了人数。从熙宁到元丰,每年废除和合并都很多,而增加武卫军,严格他们的训练方法,不过几年都成为了精兵。
    冗兵应该裁减,当时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动作的原因,就是怕兵变。然而王安石毅然施行,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们所谓的可怕的事在哪里呢?该不是这些贤人们怕惹事,不肯负责任,不肯被埋怨,宁可坐视国家的凋敝,最终也不肯用自己的爵位名誉去尝试那成败不可知的事情。他们自己打算的是很好的,但不知国家要这些大臣们有什么用。治平年间的兵,共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到熙宁,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时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比之前裁去了一半。王安石初执政,而能节省宫廷费和其他经费十分之四,执政十年,而能逐渐裁减冗兵十分之五,他魄力的雄伟和果断、刚毅,难道可以衡量吗?他做事的艰苦和辛劳,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两者,都是当时的言论家们每天所谈论的。谈论而不去施行,王安石施行了,而这些人又都来诋毁他,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人心的人。而后的论史者,对这样的伟绩,熟视无睹,他们真可以说是没有长眼睛啊!王安石所裁去的士卒,《宋史·兵志》详细记录了他废除和合并的过程,将建隆以来的制度与熙宁以后的制度两相比较,学者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事,可以核查,这里就不抄录了。
    第二置将
    王安石裁减军队,不是退缩的政策,而是进取的政策。宋代的军队虽多而不能用,原因很多,而最严重的,就是将和兵不认识,兵和将不熟悉。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的弊病,怕有能力的将领拥有自己的武装,于是创立了更戍的方法,分派禁军去守卫边城。这可以阻挡那里悍将骄卒的跋扈之气,这办法很好;而也有它的坏处,不仅士卒轮换频繁,劳民伤财,还因为将不了解士卒,士卒不认识将领,使有兵等于无兵。到王安石执政,才派遣了一些将领到各路领兵,总管禁军,使兵认识将,将训练兵,平时有严厉的训练,而没有轮番调换的劳苦,有事再派遣,这实在是宋朝兵制的一大改革。现在考查当时将领的人数和他们所在的地点,列表如下页:
    天下共有都为九十二将,还有马步军十三个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都为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这是王安石所定立的常备兵的编制。一个将领一个指挥之下所管辖多少士卒,史书上没有说明,今已不可考;但知道忠果十指挥是各领五百人,而东南各路诸将所属的士卒有在三千以下的。大约各随屯驻地的险要程度来定数额的多少,数额不是一定的。
    这里所说的将,并不是将帅的将,而是一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的名称,大概类似于今天新军制中所说的“镇”,也类似日本军制中所谓的“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它以第一将第二将等作为它的记号,也与现在的军制暗合。而选择全国险要的地方,而分配使他们各有各的位置,这又是今天管军事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它第一项中的三十七将,是保卫京师的,并防契丹的。韩琦请求撤除以免契丹生疑所指的就是这些(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斋曾驳斥韩琦的说法,即使是御批《通鉴辑览》也不支持他的说法)。第二项的四十二将,是用来图谋西夏的。王安石对于这两个外敌,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它们,因此他把兵力布置在这方面特别多。他第三项的十三将,是用来保境内治安的,因此安排在后方,而它的兵力也只是全国的五分之一。
    将兵的制度,之所以和晚唐五代的制度不同,是因为它都是禁军,天子自己任命大元帅来统领,将官不可私自有自己的士兵,因此兵权没有旁落的祸患。这种制度之所以和建隆以来的制度不同,是将领与士卒相互认识,有训练的过程,而没有换防的烦扰。和当今相比,只有德国和日本的陆军编制法和它类似。像中国现在的编制,就是学习也是达不到。唉!王安石离我们太远了。
    自从元祐年间推翻新政,将兵这种制度,虽然没有全部废止,然而让州官、县官兼管军队,与将官分权,军令不出于一处,造成士卒日益偷闲懒惰,等到女真名人轶事人长驱直入,没有人能抵御,而宋朝也由此南渡了,悲哀啊!
    第三保甲
    裁判军队,设置将兵,这都是王安石一时权宜的政策,暂时救时弊而已。如果说他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还不在这里。王安石,大概是个全民皆兵主义者,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废除募兵改为征兵,于是保甲法兴起。
    保甲的性质有两个:一是地方自治体的警察,另一是后备兵和民兵。王安石办保甲的用意,本想来改革兵制,而他下手是从警察开始的。这里先说警察的保甲。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开始颁布保甲法,它的内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载很烦琐,这里综合一下并加以诠释)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同保不到五家的,归到地保。有从外入保的,就收为同保,等满十家才另设置为保。
    (二)每保设置保长一人,每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让主户有能力的人充当。每都设置都保正一人,副都保正一人,让众人所服从的人充任。凡任保正的正副保长,都要通过选举。
    (三)每户有两个男子以上的,先由一个人为保丁,附保两个男子以上,有其他的男子而且健壮英勇的也附在其中。
    (四)凡不在禁止范围内的兵器,都允许保丁使用。
    (五)每一大保,每夜轮五人防盗,凡是抓捕所缴获,赏给抓捕者。
    (六)凡是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抢夺人口、传布妖教、制造存放毒名人轶事药等罪的,知情不告的罚。但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能告发。
    (七)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过三日以上的,邻保即使不知情,也要给予失查的罪名。
    (八)此法先在京城地区施行,以后再推广到其他各路。
    由此看来,保甲法最初的性质,和今天所谓警察正相类似,这是很明显的。而它的警察权,委托给地方自治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了。警察权应当集中在中央,还是应当分到地方呢?应当用官吏来任这职务,还是以百姓来兼任这职务?这两者各有利弊,至今讨论政治的人也没能断定。而在地域广阔的国家,中央政府的力量,苦于不能全面顾及各个角落,那么使用官吏来做,还不如让百姓自己来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就是地方警察的性质。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并不是将它作为警察就完了,实际是想要改募兵为征兵,而借保甲为开端。当时宋的制度,有称为“义勇兵”的,数额不少,而他们的无用,也和禁兵、厢兵差不多。王安石是想用它的形式,而改变它的精神,这是立保甲的本意。开始创立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认为它正确。王安石与神宗以及大臣们反复辩论,才最终施行。今据《宋史·兵志》抄录他们辩论的词句如下:
    皇帝认为府兵要与租庸法互相配合。
    王安石却说:“如今义勇、士军轮番服役,已经有了粮饷,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内保卫外出戍守,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自然可以去做。只是义勇都是善良百姓,应当按照礼法道义奖励培养。如今颠倒的做法是将他们的手背刺字涂墨,训练而耗费,让他们转运粮食。这三方面是人们所不乐意的,如果再驱使他们迎敌,使得他们遭受杀戮,尤其是人们畏惧。”
    冯京说:“义勇也有因拉硬弓得以应试领受恩典的人。”
    王安石说:“拉硬弓却力量不够,就停止进取,这样朝廷有施恩过当的地方,并不是当初奖励让人从事军事的用意啊。如今想要处置安排义勇全都应当与此相反,使得害处在于不做义勇,而利益在于充当义勇,那么风俗能够改变而众人的武艺可以练成。臣希望选择乡里豪杰作为将校,稍稍加以奖励提拔,那么人们自会心悦诚服。假使如今招募士兵担任警卫,已经有累官至刺史以上的人,移此与彼,本来就没有不可以,况且不至于像这样耗费国家俸禄,已经足够让人们乐意去做了。陛下真能慎重选择,身边大臣都有行政的才干,那么将来可以让他们分头率领这样的军队了。如今招募的士兵是出于没有本事的人,还能够担任军厢主,那么身边大臣以上难道比不上这种人?这是先代帝王既有的法令,是国家社稷的长久计策。”
    皇帝认为他说的很对。
    皇帝又提到节约财政费用。
    王安石回答说:“裁军是最重要的。”
    皇帝又说:“比照庆历时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便举出河北、陕西的军队人数,忧虑招募的士兵太少,又训练选拔不精良,遇上紧急情况有时误事。
    王安石却说:“精加训练招募的士兵,而且鼓励三路的百姓学习军事,那么军队能够减省。为臣多次说过,河北从前被军人割据,内部对抗朝廷,外部与四邻为敌,也有抵御奚、契丹的,军队储备不必向外部寻求就足够了。如今河北人口繁殖增多,又拿着全国的物资去送给它,还常常好像不够,用来抵挡一面的敌对势力,那些设施竟然比不上军人割据的时候。那么三路的事情有应当议论和筹划的,只在于专一使用那些百姓罢了。”
    皇帝又说边疆部队不够用来守卫。白白耗费衣物粮食,但是巩固边境又不能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如今再裁军,就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来对付紧急情况的了,不裁减,那么耗费财物使得国家窘困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臣认为如果不能够治理军队,恢复古代制度,那么我国就没有富强的可能。”
    皇帝说:“唐朝定都长安,府兵大多在关中,目的是加强根本。如今定都关东则是府兵强大,那么京城反而不足以对付四方。”
    王安石说:“府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排,又可以命令他们进京保卫,那么不用担心根基不强大。”
    韩绛、吕公弼都认为进京保卫是困难的。
    文彦博说:“像曹、濮人专门当强盗,难道让他们进京保卫?”
    王安石说:“曹、濮人难道没有响应招募的,全都是强横狡猾奸刁的人?还不值得担心。义勇全都是善良百姓,又派有财力物力的人户担任将校,难道又应该认为值得担心吗?”
    陈升之想要让义勇逐渐戍守靠近京城的州郡。
    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要去除几百年招募军队的弊端,那就应该毅然决断,详细定立法制,使得它主次前后全都齐备。不这样的话,是没有补益的。”
    皇帝说:“控制并使用他们,在法令上应当事先制定条令,逐渐地推行。”
    文彦博等人又认为士兵很难派他们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戍守。
    王安石说:“以前的朝代出征流求,讨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项,难道不是府兵吗?”
    皇帝说:“招募的士兵擅长作战守御,所以可以依靠,至于民兵,却是军事和农作的事业各有一半,可以依仗来作战和守御吗?”
    王安石说:“唐代以前没有刺字的士兵,然而也可以用来作战守御,臣认为招募的民兵和士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看所任用的将帅怎么样罢了。将帅并不难找,只要君主能察觉发现百官的真假,善于驾驭控制他们,那么人才涌现且被我所使用,不怕没有将帅;有了将帅,那么就不怕民兵不为我所用。
    皇帝说:“治理边远地区的策略,一定要将那里的百姓编成什伍,开支节省而士兵众多,并且同招募的军队一起,互相参用了。”
    王安石回答说:“想要公私两方财物都不匮乏,替国家社稷长久存在考虑,招募军队的法令确实应当变革。”
    皇帝说:“枢密院认为肯定会发生建中那样的变故。”
    王安石说:“陛下亲身实践仁义,为政务忧愁劳苦,上下不相欺,肯定没有这种事情。建中之所以引起变故,是因为唐德宗重用卢杞这种人却疏远陆贽,他没有亡国算是很侥幸的了。”
    当时有散布谣言的,说朝廷教练保甲,将征发人去戍边,于是乡民惊扰,有父子抱头痛哭的,也有为了免于征发而自残的。韩维等人向上请求暂停施行保甲以安民。
    王安石说:“往日保甲,要得到他们自愿值勤的状子,然后才役使他们,大概对于人心来说没有什么惊惧的。况且如今窝藏强盗以及充当强盗的人,本来就认为新法对他们不利。陛下观察长社一县,所捕获的开封府地区大盗被保甲驱赶到外面的人到了三十名,这些人既不被京城地区所容纳,又被周围州郡剿捕,他们想想无以为生了,就专门进行煽动蛊惑。最近听说带头煽动蛊惑的人已经被捕,但是送到京城的也只有二十名左右。凭着十七县十多万家,而被煽动蛊惑的人只有二十名左右,不可以说很多。自古以来兴办事业,没有不用权威领导众人而能让上下一致的。如今联结十几万人成为保甲,又等到他们响应招募才派他们轮番值勤,这是因为陛下体恤他们到极点了。命令保甲轮流值勤捉捕强盗,如果听任他们自名人轶事由来去,那么谁肯听从命令?如果用法律驱使他们,又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况且统治天下的人,如果只是想听任民心所情愿就够了,那么有什么必要设立君主而且为他们设置安排官吏呢?如今周围州郡保甲,应该预先派遣官员宣示皇上旨意,然后按照法令推行它。”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说,百姓中有砍掉手指抗议保甲的人。”
    王安石说:“这件中是从蔡骃那儿得知的。赵子几派蔡骃查问,原来是百姓因为砍树误断手指,作证的有好几个人。大概保甲法,上从执政大臣,中间则是内外两制,下面则是强盗以及窝藏强盗的人,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可是臣召来乡民询问他们,都认为便利。那么即使有砍掉手指逃避丁役的人,也不全都是这样的。况且保甲不只是铲除强盗,原本就可以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当兵。人们既然都能射击,又建树旗鼓变换他们的视听,并且约定用免除赋税以值勤代替巡检士兵;又从正长以上,能捉拿强盗的人将官阶奖励给他们,那么人们竞相受到鼓励。然后让他们和招募的士兵互相参用,就能够消除募兵的傲气,而且节省财政费用,这是宗庙社稷长久的策略。”
    皇帝于是改变三路义勇同开封府地区保甲法一样。
    冯京说:“义勇已经有指挥使,指挥使就是那些乡里豪杰,如今又建保甲,叫什么人做大保长?”
    王安石说:“古时候百姓住的地方就是乡,五家组成比,比有比长,等到打仗,就用五人组成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组成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组成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只是根据事情起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是上古三代六乡六军遗留下来的办法。此办法记载在《书》上,从夏朝以来到周朝都没有改变。秦朝虽然分割田界,可仍将他们组成什伍,还是按照古代的制度,这就是军队众多而且强大的原因啊。近代只有府兵是近似于它的。如果舍弃已有的既定法规,却竟然遵守五代动乱亡国那样的残留法规,不足以带来安定富强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人们都很安逸不认为因循守旧是值得忧虑的,这是见识短浅。”
    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值勤。”
    王安石说:“等到他们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熟练,然后值勤。可是东边部队的武艺也不比义勇、保甲优异,臣观察广勇、虎翼士兵就是这样。如今充当募兵的,大都是偷懒刁滑不能自我振作的人,从事农业的,都是淳朴出力一心听从命令的人,那么紧急时就不如民兵能够派上用场。”
    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用的是农人士兵?”
    王安石说:“太祖的时代紧接着五代,百姓极其穷困,豪杰大多认为当兵有利。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以生为乐,而且军队中不再有像从前能提拔做公侯的人,豪杰不会再在军队中,而响应招募的人名人轶事大多是偷懒不能够自我振作的人而已。”
    文彦博说:“用道义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军队称强于天下。”
    王安石说:“用军队称强于天下的不合道义,然而有道德的人原本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正因为他能刚强,必定不至于柔弱。扩大六军,本来就是前代君主所崇尚的,只是不应当专事兵强而已。”
    皇帝说:“保甲、义勇粮草的开支,应当预先替他们打算。”王安石说:“应当减少招募军队的费用来供名人轶事应他们,所供名人轶事应保甲的费用,只不过是豢养军队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城地区募兵的人数已经比从前减少了。加强根本的威势,不可以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已经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招募军队。如今京城招募士兵,逃跑死亡停免释放,一个季度有几千人,只要不招补,就是能够减少。然而如今厢军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尽早训练民兵。民兵训练完成,那募兵就应当减少了。况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艺分为八等,奖励极为优厚,人们竞相私自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不一定值勤以后再进行学习。臣希望用几年时间,他们的武艺不只是超过义勇,一定会超过正规军。正规军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武艺,只不过应和官府法令而已,不像保甲人人有努力的想法。”
    以上都是初设保甲时王安石在朝廷上与人辩解的言辞,之所以要不怕拖沓而详细列出(所录还有删节),一是因为此法是王安石精神的寄托,应该传下去;一是因为《宋史》所记述王安石的政绩,一直是力求简略,无法从中考察他立法的用意,只有兵志中对此事,说得稍为详细一些,更不能不表述出来了。唉!我读这些而感叹王安石见识的高远,忧国的忠诚,做事的勇敢,实在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的。服兵役,是国民对国家最大的义务,是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因此士农工商,都应当为兵,而万万不能在士农工商以外,还有一个兵的阶级存在。假使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必定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而它的兵也不可用的。宋朝因为募兵的原因,而使兵另成一个阶级,它的积弊,当日的贤人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而且不必非要到遥远的宋代去求证,就是我们现在的旗兵绿营防勇,他们腐败的劣迹,本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王安石想清除病源,于是发明了专用乡民农民的义理,这是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罗他们治理湘军能有功勋的原因。他们说:“农民淳朴,一心听令,有了急事民兵足可以依靠。”在曾国藩的书信中,类似这样的话,数都数不清,如果不是真心做事而有经验的,不一定能想到这些。而之所以能使用他们的方法,就是首先对他们进行礼义的教育,而用名誉来鼓舞他们。曾国藩这些人之所以能建立大业,靠的就是这些;日本人每天自夸炫耀大和魂,于是屡次取得胜利,使世界各国对它瞠目相看,也是靠此罢了。而中国自秦汉之后二千年间所称的贤士大夫,能理解这一点的有几人呢?能知道而又能付之于行动的又有几人呢?在王安石当时所施行的新法中,就是于保甲法所注入的心力最多,而因此招致的诽谤和怨恨也最深重。其他的新法,大体上专门是为便民的,因此反对王安石的只有朝廷那些因意气而作对的人,百姓没有几人附和的,只是到了保甲法,因为它与裁减军队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这是一点;因为保甲法中的职责如警察以维持治安,那些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也怨恨他,这是第二点;然而这还不够,全天下的成年壮士,无论贵贱、贫富,都要从事武力之事,都要用纪律约束,那些不愿意的怨恨他,这是第三点。常人一般都好逸恶劳,喜欢放纵而不愿被束缚,况且凭中国数千年来已经习惯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叶,纪纲茫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于愉闲懒惰,已经成为习惯,现在忽然想束缚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劳,使他的负担加重,百姓会认为是害自己,反对新法也就很正常了。因此当时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说有斩断手指来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这是情理中应当有的事,未必就是诬陷诽谤之词。即使这样,这足以成为保甲法的弊端吗?子产有“孰杀”之歌(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谣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孔子有“麛裘”的诽谤(孔子始用于鲁国,有人作诗讽刺他说:“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凡一个政策在改革的开始,必定有多数人会感到非常苦痛。因为这个就废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还有什么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说:“自古做事,没有不使用权势率领众人而使上下如一的。”又说:“如果只听凭民情的愿望罢了,何必要立国君?”这难道是法家专制的言论吗?政治的原理,确实就是这样。痛恨专制,是痛恨专制的人害国害民而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事情是关乎国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权者强制来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可痛恨的呢?强迫国民去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一个国家应当有的;如果有违抗,就是对国家进行叛逆了。而王安石当时对于这些人,未曾进行过惩治,只是反复劝谕,而且为他们多方面想办法,诱导奖励他们,使他们自己逐渐醒悟,我只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议论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这些盲人的言论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关训练保甲为民兵的记述如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始设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合二十二县建设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学习一种武艺,设教头一名。总共禁军教头二百七十名,都教头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为三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骑马射击按九斗、八斗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为超等。遇上教练的时候,每月供名人轶事应钱三千,每日提名人轶事供粮食,官府给予兵器、战袍,又准备好银碟、浊酒作为犒赏。
    三年,大保长武艺学成,便建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练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靠近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训练他们。用大保长中武艺学成的十人连续教练,五天轮一遍。将他们的壮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为骑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府界法修成,便推广到三路,各设文武官员一名提举,河北就是狄谘、刘定,陕西就是张山甫,河东就是黄廉、王崇拯,用储备库藏豢养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他们的费用。这年,引导府界武艺学成的保甲,由皇帝亲自检阅,录用能干的人,其余的赏赐钱帛。
    四年,将五路义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联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长、壮丁一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比过去的费用节省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训练的赏赐钱一百多万不算在内。
    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义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况。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显著,开始时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盗贼都没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围的群盗,抢劫杀掠,每年动不动就有二百起,到这时就一个也没有了。仅长野一县,捕获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驱逐出来的大贼,就有三十人。接着是用他们做民兵,才开始训练时,人们的议论沸腾,当教授的技艺学成后,竟能超过正规军队。奖赏所需要的钱,都是从往年的财政结余以及禁军缺额所节省出的钱中支出的,没有费户部一点钱。司农官亲自参与这事,督察检查极为精细。县令有人强迫保甲买服装的,都予以处分,因此人们没有敢不奉法的。奖励既然丰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们都高高兴兴的前去(以上都节录自《宋史·兵志》)。由此来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余年经营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辜负;谁能想到宋神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坏殆尽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当时知陈州的司马光就第一个上书请求废除保甲法,他写到: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被破坏,戍守战攻,全都招募长期作战的士兵,民间哪曾练过兵?国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满头白发的老人不认识兵器,有朝一日田间的百姓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满地奔跑,老人叹气认为不吉祥。事情初创,调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户骚扰,一家也不遗漏。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者,到处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劳赏赐,浪费金帛,以巨万计数。这些都是鞭挞平民百姓,一铢一两一丈一尺地收刮他们,一旦使用起来就如粪土一般。可是乡村的百姓,只是苦于劳役,并不感戴恩德。农民的劳苦已经那样,国家的开支又像这样,到底用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让他们搜捕强盗,保卫乡村,那么有什么必要这样多呢?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而那些边远地方的百姓,以骑马射箭作为本业,将进攻作战作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从小到大,再没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从事种田努力耕作,即使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他们武器,教他们攻击刺杀,在教场当中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好像很整肃,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同敌人相遇,咚咚敲起鼓来,响箭开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接,他们败逃溃散可以预料,是必定无疑的。(后略)
    唉!司马光用来反对保甲法的理由,不过如此而已。我这里试着辩驳他:他说民不了解军事已经百余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复的。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为他们有学习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事,如果国家鼓励,就没有做不到的,而何况是百年前已经有,还没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马光所说,那么国家一切教育培训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难道只是保甲吗?他说“老人们不认识兵器,见有穿军服拿兵刃的,就叹息认为是不祥之兆”。他说话随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厉害。如果大臣为国家谋求百年大计,而他们的政策却取决于乡间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正因为百姓不认识兵器,政府才应该使他们振作起来,更不能停止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所作果断迅速,在规定的期限内就看到了训练的成果。假如像司马光所说,全国忌讳谈军事,而只是以手拿冰来嬉戏,这对歌舞太平确实合适,而之后敌人的战马长驱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祥兆呢?他说:“保甲法草创之时,调度无法,每户百姓都被骚扰。”凡是属于草创的事情,没有积累经验,举措有失当之处,在所难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应当施行。如果是应当施行的,即使有许多措施失当的地方,也不能马上停止。何况司马光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距离熙宁保甲法的草创已经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了此法,而这法也已经看到了效果。追究过去的罪过,这难道说公正吗?而何况过去因为百姓不熟悉而施行,本就会有骚扰,现在百姓已经熟悉了而要废止,难道说不是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别说以暴易仁了。他说“犒赏的费用,浪费国家的财政”,似乎是这样,难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费的,都是从财政或者裁撤军队的盈余中取得的,而没有动用户部的一文钱吗?不看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统计,因为改行保甲法的缘故,每年省六十余万的费用,而保甲和犒赏所需要的仅为三十余万,两者进行比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万吗?(这里所举的是京城周边的统计,汇总全国的数字,会更多)为保护国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费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现代的各国,不惜数亿万资金来建造舰队就是这个道理,更何况比以前有所节省呢?司马光的这些话,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至于他最后所论,说中国的百姓,即使教给他们军事,也没有什么用途。他这样说,给他加个对百姓大不敬的罪名都是可以的。如果像他所说,那么外国人,理应永远是征服者,而中国的百姓,理应永远是被征服者(参见前面奏议的原文)。人民即使经过了训练而仍不能战,那些募兵,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吗?那些募兵不能抵御外侮,就连五尺的儿童都知道,难道司马光不知道吗?现在只管说保甲不可参加战役罢了,而更不能依靠他们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根据司马光的用意,难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于北方异族天经地义而不敢背叛吗?唉!当时的那些贤人不满于新法,他们的理由仅是如此,从保甲法这一项,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保甲法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虽然议论恢复而没有真的施行。到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托言绍述时的事,又重新倡导。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经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旧样子了。高安的陈汝锜说的多好啊!他说:“宋朝,是由武力衰败而衰弱的国家。将权被释于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军,都去守卫边境以备征讨,而京城周围的兵也就弱了;招揽一些游手好闲之人给他们刺上字而成为士卒,既搅扰当地百姓,还因供养他们而使百姓困顿,他们所在地方的防御力量就弱了。因此金国一作乱,攻下了朔代,围困太原,取得燕蓟,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无人的感叹。而太后的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之恨。假如保甲不废,又能按时训练,号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敌忾,纵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入侵,又何至于一甩膀子就纵行数千里,没有哪个地方能阻挡他们的锋芒!而又何至于纷纷召集,颁下哀痛的勤王诏书啊!因此我认为编保甲法,训练民兵,已经预知将来必定有靖康之耻;而靖康时之所以河决鱼烂,正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了。顶着它的名义而放弃了它的实际,用度一天天多,而锐气一天天少,驱赶病残儿童赤手空拳与饥饿的豺狼搏斗,自然马上就死于利爪之下,这样还会去骂王安石吗?”(蔡上翔《年谱》中引)唉!这话真是说到了我心上。保甲法既然废除,将兵的制度也破坏,宋要想不南迁,怎么能够呢?然而给宋带来祸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吗?还是司马光呢?
    第四保马
    保马法,就是官府给百姓马,让百姓来代养,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等有急用时,就给他们钱然后拉去用。马是战阵的利器,于军事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历代都把马政当做国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国也是这样。宋代的马极缺乏,在这之前设置有群牧监,常以枢府大臣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然而官马作名人轶事弊很多,耗费很大,而不能收到应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时才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可自愿牧马,将陕西所购马匹挑选给他们。熙宁六年,又颁诏让司农寺立《养马法》,于是曾布等按诏令呈上规定:凡是五路义勇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有财力愿意养两匹的也可以。全都由监牧司现有马匹提名人轶事供。或者官府给出马价让自己购买,不要强迫。开封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能超过五千匹。除了追捕强盗之外,骑马超过三百里都是被禁止的。在府界的,免除收买粮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给钱币。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抵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纳钱。三等以上,十户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组成一社,以应付病死赔偿。保户马匹死亡,保户独立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户赔偿一半。每年检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一共十四条,先从府界施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州县推行。
    王安石所创的各个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来养,有损失就让他们赔偿,这不是施政的方法。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它有伤百姓,按理来说,这话差不多是可信的。即使这样,王安石当时施行这项法令,也是有原因的。王安石所最关注的,是训练民兵,也就是保甲。而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官府不给就没有用的,官府给却又没有,因此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自己养,这只是与保甲法相关联而已。然而既然用这种法令,也应该有它的方法。保马法,是他在不应该干涉的地方干涉了,这是千虑中的一失。现代的各国,用来筹划马政的方法很多,这不关大局,就不细说了。
    第五军器监
    兵器不精,等于把士卒送给敌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这样。宋代从仁宗以来,拘泥于太平,兵器都腐朽锈蚀得不能再用了。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说:
    汉宣帝号称中兴贤明君主,可是历史上所说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最精绝。这虽然是有关官吏的事,却关系到朝廷的政事。当今对外防御边疆祸患,对内戒备盗贼,可是全国每年征收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甲胄充实军库的按千万计数,竟没有一件坚固完好精巧锐利确实能够作为防备的武器。为臣曾经看到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于拘捕市民来服役,所制作的兵器,仅仅是外表而已。武器库的官吏,计算兵器多少储藏,不要求有实用价值,所以积聚的虽然众多,但大都破旧粗劣。治政像这个样子,想要抗敌决胜,抗外治内,确实不行。如想精简军备,对天下表示太平无事,金属木料、丝麻、筋胶、兽角、鸟羽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财力,无缘无故聚集工匠而毁坏,非常可惜。不如另行制定法规,收聚几州的作院集合在一个地方,就像现在的钱监那样,选择懂得工艺的官员专管这些事务。并且招募全国的好工匠分散担任匠师,而在朝廷内设工官来总管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细和粗劣然后奖赏或惩罚,那样人人尽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听从了他所说的,第二年,设立军器监,总管内外兵器的政务,设判一名、同判一名。下属有丞,有主簿,有管当公事。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这时废止,全部归军器监总管。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听任到军器监陈说,这时官民进献兵器制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泽是王安石的爱子,他的学问才能都有过人之处,可惜死得早而没有表现出来,而后人诋毁他不遗余力,即使是《宋史》记载的这奏章,也以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变更旧制。旧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想不更正,能够做到吗?看他所说的话,和现在东西各国的做法正暗合。国家要想强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设置专门的官吏来主持这事情不可。如果还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让各州官吏按照旧例贡献,就是想让武器不朽坏而凑合着用也不可能,何况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设置军器监,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当务之急,而执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泽在千年前能说出来,他的见识不是很高远吗?按《宋史·兵志》所记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它所发明的新式军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而元祐年间的改革,又全都废止了,仍让各路的作坊去制造,这真是元泽所说的聚集众人来毁坏天地间有用的材料啊。宋代这样做,即使不想南迁,怎么能做到呢?!
    综观王安石的军政,大体上还是合理的,与当今各国的军政很相近;而他想变募兵为民兵,更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现在的中国仍然不能施行,而不这样施行是断然不能图强的。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只是使人人为兵就罢了,而又使人人时刻都为兵。人人为兵,这是合理的,人人时刻为兵,这在古代的小国可能还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后的泱泱大国施行。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战争当做国家的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是为战争供名人轶事应物资的。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将经济当做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是保护经济的工具。人人无时不为兵,虽然说是农闲的时候讲武,而妨碍生产也是不少的。法令不是很完善,这是一点。再说古代的小国,如果都不当兵,就不能抵御敌人。后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数目从数千万增加到数万万,让人人无时不为兵,那么国家本来就用不到这么多的兵,况且搜罗整个国家的财物,也不能给它提名人轶事供费用。法令不很完善,这是第二点。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变为骑,虽说是执政无术,也是形势的必然。然而王安石这人人皆兵主义,就最终不能施行吗?回答是:“又不是这样。”现在世界各国区分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义务,然而服役于这个义务,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了这个时间,就分散去务农,没有什么大事,就不征调他们。这在各国已经是成熟的法令,即使将来有圣人,也是无法改变的了。问:“凭王安石的常识,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经看到了。”问:“既然见到了,为什么不施行呢?”回答:“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王安石执政时,国家本来就已经有募兵百余万,就是这各国的常备兵。按王安石的计划,本来是想把他们都废了用民兵代替。然而中唐以来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弊端,改变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渐改变;一方面减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补它所裁掉的数额,于是就有称为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备兵中的义务兵。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预备兵、后备兵中的义务兵,谁说王安石看不到这一点呢?假使没有反对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阻挠,王安石能更长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么怎知现代各国能行的军制,我国不能在千年前开创而成为世界的模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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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荆公之政术(四)
    第十二章荆公之政术(四)
    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这些了。此外还有一两点,在这里概括说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时所最重视的,他在《上仁宗书》中说的最迫切。他执政后,首先注意的就是学校。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学生员。四年,把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太学的讲舍,把生员分为三等:才入学的为外舍,外舍升为内舍,内舍升为上舍。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数。后来内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那一年,设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让陆佃等人为各路学官。之后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学校,学官共五十三人。马端临说这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是因为重视学官,不肯轻易授予随便设置的缘故。
    他们所教的,以经为主,每人专治一经。到熙宁八年,将王安石所编著的《三经新义》颁布于学校。“三经”,指《周官》和《诗》、《书》。
    按《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和后世攻击王安石的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曾策问王莽后周变法的事,苏嘉极力论说它的错误,得了优等。王安石发怒,于是逐走这些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学官,不是执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后就颁布《三经新义》等说法。考察王安石平时的言论,大多将学术作为正人心的根本,那么史书上所说的,估计不是诬辞。这确实是王安石政术中最丑陋的事了。要想保持社会的进化,首先要保证思想的自名人轶事由,因此现代讨论政治,没有不以整齐划一为宝贵,而只有学术不是这样,任凭它一起成长,信仰也根据人自己的所好,那样道理就越辩越明了。人的心灵,疏通而不会枯竭。强行束缚归于统一,就会产生弊病。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时减少,凭王安石的贤能,而仍旧走那条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当时,也并不是在新义之外,全都禁止异说,只不过是在大学以此为教育罢了。既然设立了学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们的主张。学校既然是一国学术的源头,那它的学说就会在社会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也是事实必然,是无法避免的。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国大学二三老辈的学说,很是被新上来的贤才所抨击,而全国的学习者,大都仍然学习他们,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这也不足成为王安石的罪过。王安石禁止异说,就算是损害了思想自名人轶事由,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禁止,只不过是提倡自己所主张的罢了。学者有自己所主张的学说,必定会想让它发扬光大而行于天下,这不仅不悖常理,也是责任使他这样,王安石有什么过失呢?如果学者不求自立,而只是揣摩执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这就是学者的罪过,而不是倡导新说人的罪过了。《三经新义》自从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除以后,南宋学者对它的抨击更加不遗余力,从此数百年来做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这样。《诗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他门人的手,已经失传。只有《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拾取重编,还可以看到。我曾私下读过,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实在是为我国经学开辟的一条新蹊径,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超过他的。这将在第二十章另外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而学者们不细看,随声附和恣意诋毁,不正像韩愈所说的“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王安石并没有禁止人学习王氏以外的学说,而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人们学习王安石的学说,那么束缚思想自名人轶事由、言论自名人轶事由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呢?这又是不能不说清楚的。哲宗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烧毁《三经义》的版,禁止学生们诵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学的学生们听说王安石死了,想设斋祭奠,也被禁止。二年,下诏禁止科举用王氏经义学说。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年),祭酒杨时上奏说王安石著的邪说污染了学习者的耳目,请求追夺王安石的爵名,使淫乱邪说不再迷惑学习者。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张浚为丞相,又申请禁止王安石的学说。由此看来,以王安石对比来看这些贤人,该是怎样的呢?在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时,御史中丞王过在朝廷上弹劾他说:
    《五经》含义精微,各家看法不同,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做正宗,所否定的当做邪说,这是一种偏见,严重失误。不久前指斥苏轼为邪说,因而加以非常严格的禁止;现在这一禁令已经放宽,允许采用其中的长处,确实是通达的见解。而祭酒杨时矫枉过正,又诋毁王氏之学是邪说,这又是不对的。学生习惯于使用王氏学说,听到杨时的建议,群起指责他,杨时退避不敢出门,学生这才散去。这足以看出杨时的说法是不能服众的。
    此言可以说是确切的评论。杨时是什么人呢?是程颐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进,而学者尊称他为“龟山先生”,在孔庙中成为从祀至今没有被废。儒者们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学说中功绩最高。当时程颐的门徒,自认为他们的学问是孔子的正统,凡与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著书立说,排斥别人的学说而宣传自己的学说,学者的本分就是这样,而为什么要挟持皇帝的力量来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争,在这之前不过是政见的不同罢了。等到程氏的门徒们得志,就开始禁锢苏氏的蜀学,然后禁锢王安石的学说,从此开始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争论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问是谁造成的这祸端,君子们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后来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伪学,读史的人都能排斥。韩侂胄禁伪学确实是错误的,然而能想到那始作俑者是谁吗?韩侂胄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请君入瓮罢了。我对于程朱的学说,虽说不愿学,然而也敬仰,怎么敢于妄加诋毁?然而对于诸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并且认为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不发达,都是由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思想的自名人轶事由而受牵连,所以今天因为论说王安石的经义而提到它。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取文武官员懂军事的为教授,教授诸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的成败、前世忠义的节操,对足以成为典范的加以解释,生员名额为百人。
    熙宁六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官吏学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学。同年,又下诏进士各科以及选官员子孙入官,都要加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在大学设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以及在外的良医来做,学生常进行春试,录取名额为三百人。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职、补职,和其他各学的方法一样。选用时,最高的是尚药医师,其次是医职,其他都根据等级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等(此事《宋史》没有记载,今根据《文献通考》,但《通考》没有说是哪一年设立,只是说神宗时罢了)。
    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观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师大学,而各州县的学校,规模好像没有形成,不知道是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是限于当时的力量无暇顾及。至于大学,和今天欧美各国相比较,虽不能说完备,然而看他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分科大学的制度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英国的阿士弗大学还要古老。假如不是中途废止,能继续它的事业并延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吗?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昙花一现,已经足为我国学术史的光荣了。在王安石最初设置法科时,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为一科,让做士的人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礼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为士果然能知晓道义,自然会与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晓道义,学习了法律也只能成为刻薄的人,为政哪里会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风俗敦厚了。”唉!司马光这种说法,在今天法制论盛行的时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见识的人都会明白他的错误,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今天的这些文明国,不曾研究法学的不能担任官职,那他们应该没有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了。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每项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反对,并不遗余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后世读史的人,对于当时的所有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在他给仁宗的上书中论科举弊端很详细,等到他执政,却仍然不改革,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自己说过原因,在他的《请改科条制札子》中说:“现在想根据古代的制度来改革它的弊端,只是担心没有下手之处,应当先去除对偶声病这样的文章,使学习的人能专心研究经义,等朝廷兴建了学校,讲求三代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只是不考诗赋而考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策,并不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可当时攻击他的人已经很多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议改变贡举法,去除诗赋、明经等科的考试,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直史苏轼上议,其中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假使三代圣人重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径,何必非要从学校中选出呢?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开始设学校,人们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道德品行有学问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业绩,就要改变今世的礼仪,变革今世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又得征发民夫来营建房舍,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学之人,设学校安排教师;把不服教育的,贬斥到远方,白白造成纷扰,这与庆历之时有什么不同呢?至于科举,有的说乡举应该重德行而轻文章,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取消诗赋;有的想要采用唐朝旧例,参考声望而取消封弥;有的要改变帖经、墨义而考试大义,这几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来改正不正之风,以好恶作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设科举建立名目来选取这样的人才,就是教导天下的人共同弄虚作假。在上者以孝取人,就会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会用残破车子、骑病弱马匹、穿劣质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无所不至。就文章来说,则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就政事来说,那么诗赋、策论都没有用处。然而从立国以来从未废弃过的原因,在于认为设定法规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样。近世文章写得华丽的,没有人比得上杨亿。如果杨亿还在,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晓经典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他们还在,就是迂阔荒诞的人了。从唐朝到现在,凭诗赋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么坏影响,而一定要废止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书,很是疑惑,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果说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其中不可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说科举法规已经完善,那是还没有啊。现在是少壮之时,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入仕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这是科举败坏人才,完全不如古代。”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经及诸科进士,去除诗赋,各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种经典,兼学《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大经,第二场兼经、大义共十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礼部考试就再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这是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沿袭数百年而到现在了。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么多,都被废除,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只有这权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废除而最终没有废除的,却沿袭数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举全部废除而用学校代替,这是最好的事了,而当时学校没有建成,而国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选拔人才。因此科举是不能迅速废除的,既然不能马上废除,那么与其试诗赋,就不如试经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很容易看得出的。苏东坡所说的,一是说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举贤能也不会由学校出;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然而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是说诗赋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毁兴学的政策只是劳民伤财,这真是所谓的莠言乱政,王安石斥责他们这些人是流俗是恰当的。现在科举已经废除,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说法的错误,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写在这里,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说法没有根据,所说都不成理,大概和这些类似。
    以上三章,王安石当时施行的措施大体齐备,其余的小节还有许多,不关乎一代兴亡大计,就不再写了。
    (考异七)世传王安石当国,设宫观祠禄这样的官来安置异己者,万口相传,不知这种说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王渔洋《池北偶谈》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设,不是祖宗原来有的,并且引用邱文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袭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据的是什么书?但考证《宋史·职官志》中说,祠禄这一官职,是用来让贤者养老的,开始人数很少,熙宁以后增加了。又说:“在京的宫观一职,旧制是宰相执政充当,前任宰相留在京师的,多授以宫观以表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创立的,这是很明确的。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后被授宫观这一职衔的不可胜数,就见于《临川集》中的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授以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以前。熙宁初年朝廷议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置使提举都监,确实是冗散,但现在所设置,都是兼职,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礼当尊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不能以职事来要求。废与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议冗费,那么宫观之类,自然有可议的,就不只是置使提取都监是可裁减的了。”根据这些来看,则王安石当国,怎么会有增加员数的事?《职官志》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话采用的。而琼山、渔洋这些人,对写在书上的祠禄来历全看不到,怎么和他们来论说历史?因为论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辩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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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荆公之武功
    第十三章荆公之武功
    俗儒诋毁王安石最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聚敛,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尽力说明了。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个又不能不分辨一番。
    现在外人动不动就讥笑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的没有武力,并不是从过去就这样的。是被宋代之后的学说贻害了。宋朝人以忍耻包羞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澶渊议和以后,全国都将能免去兵革为万幸,从此后每年增加岁币,求割地,如同小侯侍候大国,没有敢不听从的。至于那个小小的西夏,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叛服无常,即使韩范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鄜各州,仍然连年死伤不断,何尝有人献出一策,作为进取的计策呢?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我们的所有来防备。”就如同之前宋的君臣,不谋划怎样对付敌人,而只是侥幸于敌人不来。还有西南的土蛮,屡次蠢蠢欲动,是宋的心腹之患。而西南边场,也不安定。被夹在两大敌之间,已经一天也无法安定,更何况还有小丑偷偷地在后面觊觎呢?王安石的政策,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来增长军事上的经验,然后再来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他们如果联合来谋我,那么我就用慢的方法对待他们,先图谋那个容易控制的,然后再去图谋不容易控制的。收复河湟以控制西夏,控制了西夏以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毕生的抱负,而在他执政时就已经一步步地施行了。今天说一下当时的战绩,展示给读史的人,以求证黩武的诽谤是否恰当。
    第一河湟之役
    河湟是指什么?就是今天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这些地方,就是沿洮河一带。秦筑长城,起于临洮,汉代设置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称为断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右臂。自古与西北夷争强弱,没有不注重这个地方的。而且因为逼近陕西、甘肃的缘故,如果被敌人占领,则中原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蜀汉末,姜维多次出狄道来搅扰甘肃西部,魏人在这里建有重镇,使姜维的计划没有成功。晋朝衰落后,黄河以西闹扰乱。大概取得狄道就足以侵入陇西,狄道丢失而黄河以西就有唇齿之忧。北魏兼有秦、凉,把狄道看做咽喉之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作为屏障。唐抗拒吐蕃,以临州为扼控之道。到临州失守,而陇右也就成了荒外之地。这是古今得失的汇总。
    自唐中叶以后,此地被吐蕃占有,中间经过五代,最后到宋得了天下,百年来没有人谈论恢复的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前建昌军王韶到朝廷,上《平戎策》三篇,其中说道:
    国家想要取西夏,应当首先收复河湟;河湟收复则夏人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夏人每年攻青唐(今西宁)不能攻克,万一攻克,必定发兵向南,大肆侵掠秦渭之间,在兰、会一带牧马,截断古渭地区,把南山的生羌全部征服,西边修筑武胜,时常派兵劫掠洮、河,这样陇、蜀诸州都受惊扰,瞎征兄弟岂能自保?现在唃氏的子孙,惟有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这些人,他们的文书法令所能通过的地方不过一、二百里,其势难道能和西夏对抗吗?洮河的南面,至到洮、河、兰、鄯都是汉代的郡县,土地肥沃,有适宜种五谷的土地。这些地方可以耕种而食用,这些百姓可以役使,幸亏现在诸羌瓜分,没有统一,这正是可合并而招抚的时候。陛下如果能选择有才能、聪明机敏之士,了解情况的人,让其在他们之间来往,用忠信来招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慕,高高兴兴地有归附之意。只要得到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的小族,都可以驱迫而使用。各部落都失去了,唃氏怎敢不归?唃氏归附,河西的李氏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急的办法可以扫荡他的巢穴,慢的办法可以胁制他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那个地方行动,而在这个地方取得功效。
    王韶的疏呈上后,皇帝为他的话感到惊奇,王安石也极力赞同他,于是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年间,王韶请求修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来安抚和接纳洮、河两州的各个羌部,下秦凤经略使李师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便于这样做,于是皇帝下诏罢免李师中的职务。王韶又说,渭原到秦州,沿河五六百里,良田无人耕种的有万顷,如果开发千顷,则每年可得到三十万斛的粮食,请求在这里设置市易司,取它的盈余来开发土地,皇帝允许。任命王韶为市易事。李师中多次与王韶为难,说王韶所指的闲田,不过是驻边的弓箭手的土地,设置市易司,所收入的抵不上所花费的。王安石极力主张王韶的建议,因此罢免了李师中,让窦舜卿代替他。后帅郭逵告王韶偷偷贷出市易钱,王安石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使有这事也不足为罪,就把郭逵改派往泾原。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主持。熙宁五年,建古渭砦为安远军,王韶兼任知军事,行教阅法。王韶首先招降青唐部大首领,赐姓为“包顺”。八月,王韶进攻吐蕃,获得胜利,收复武胜。武胜,就是唐代的临州,现在兰州府的狄道。在这里建城,称为镇洮军。王韶寻找并在巩令城打败木征,《荆公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就是这时写的。书中说:
    洮河的东西两边,番人和汉人乱居一处,因此一定把武胜作为帅府,现在修筑城防,恐怕不应当小了。如果因为目前事情太多难于成就,城大了难于守卫,并且为了以后的一切着想,千万别毁了旧城。审查地理形势,等待他日再增大城防。城建成之后,我想应当建立集市贸易,一定要为蕃人的大巡检修一座大建筑。招募汉人中得力之人,给他们以官位,设置居民区和市场,使番人汉人官员和人民都有利,那么守卫就容易了,人民的聚集和依附一定会快了。
    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设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来投降。十二月,修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王安石《与韶第二书》中说:
    听说已经筑成了武胜城,并且讨伐平定了生羌,太好了。听说郢成珂等番人头领都聚集了族人等待招安,恩泽和威势的施加在此可以看到了。然而,使他们长久地暴露于外,怎么会没有劳苦呢?恐怕那样不足以使众人欣慰,要让他们看到内附的好处。我想应当让成珂他们把族人疏散,然后带领精壮的人马受招安,并且随情况不同适当地犒劳他们,使他们常心怀感激之情,城筑成之后,要再加以丰厚的赏赐。人少了那么赏赐就不费很多钱,赏赐多了人们就乐于被你所用。不知道是否应当这样?请再详细地说说情况。扫除强硬的敌人,一定要有谷物收获以供给军用,有土地可以招募人做弓箭手。只是恐怕新招的兵,不一定好用,如果招募秦凤、泾原两路的老兵来用,仍旧允许他们的家人使用本名,官员士兵都按原职使用,那么素有训练的士兵一定会镇慑住新兵,事情很难往远处猜度,心里这样想,说说而己。
    六年二月,王韶攻克河州,捕获吐蕃木征的妻子和孩子。河州,元魏时的枹罕,今天兰州府河州治。王安石有《与韶第三书》中说:
    现在熙河的急务在于修筑守备工事,严格地要求诸位将领不要轻举妄动。行武之人名人轶事大多把讨伐杀敌建立功勋作为任务,如果这样而不拘束他们,那么一定会造成忧虑不平静的形势。我认为王公应用恩泽和信义来抚慰诸羌部族,发现其中有才干的人,招收来为己所用。现在要多用钱和粮食来供奉戍边的士兵,以防所属的羌人部族叛乱。秉常和董毡如果真能使所属的羌人为我所用,那么不仅没有内在的祸患,而且应当依靠他们来抗击外来的敌寇。自古以来都是因为好坑杀人而导致了问题,因为能招抚而收为自己所用,都是王公所见到的。并且王师是以仁义为本的,怎么适宜多杀人来使怨言收敛呢?你说了青唐已经和各个部族有了矛盾,以后不再汇合,是当然的道理。然而近来董毡各个部族的事情安定了之后,应用军事的威力来震慑他们,而宽宥他们的罪过,并且让他们用讨伐贼寇来自己赎罪,然后加以丰厚的赏赐,他们也会因此为我所用,不再和敌寇汇合了。相比讨伐和驱使他们,使他们和敌人坚固地依附在一起来作乱,利害不用说了。又听说所属的羌族经过讨伐的,都已经没了积蓄,荒废了耕作,以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他们怎能不聚集为贼寇以阻断商业往来呢?如果招募他们做苦力和伐木的活儿使他们活下去,应当这样做,希望注意体恤他们。边疆的事难于遥知,我想王公一定有自己的计策,我想到了就尝试着告诉你。
    那年九月,投降的羌人有叛乱的,王韶回军袭击。木征乘此机会又占据了河州,王韶经奋力征战打跑了他。岷州首领王令征(与木征不是一人)率岷州城投降,王韶进了岷州。于是宕、洮、叠三州羌人酋领都投降。王韶的军队行进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里,得五个州,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岷、宕、洮、叠等地都是今甘肃巩昌府的属地。
    捷报传来,皇帝亲自到紫宸殿受群臣贺礼,神宗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赐给王安石,奖励他运筹的功劳。自从王韶做安抚使,不过两年,而开辟土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众,二百年来沦陷的故土,一举而收复,这可以说是震撼古今的奇伟功勋了。然而如果没有王安石知人之明,委任的坚决,调度的精细,怎么能有这样的成果?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中说:“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这之前满朝阻挠,比元和年间(公元805年~820年)讨蔡之时更厉害,而神宗得到王安石,超过了唐宪宗得到裴度,赐给玉带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信,只有王安石是无愧的。第二年四月,王安石又有《与韶第四书》中说:
    木征归附于大宋,那么熙河一带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应当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财产和谷物,作长久驻扎的打算。皇上认为您功劳和信义积累显著,他心胸开阔谦虚地把任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您,战场上的事情,并不是其他观点可以动摇的。您应当施展您的抱负,想着做什么事来报效皇上,其他的不必疑虑。
    看王韶所做的策划,和王安石给王韶写的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确实是不得已。王安石慈祥恻隐不想使百姓涂炭的心意,也可以看到。而评论他的人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作为王韶的罪名,而且也成为王安石的罪名。所谓的挑衅,是敌方没有争端而是从我方开始。曾想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六七十年间,不停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大事的,谁来挑衅过?争端由敌方开始,而我即使不想回应也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李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唃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要南侵,怕唃厮罗制其后,又举兵攻兰州诸羌。这个时候,就像是甲与乙遇到,在路上争斗,甲自知打不过乙,快速跑开以躲避,锁上门而守在里面,而甲还等在门口,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秦、陇,与这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抵御西夏,就必须占有熙河;要占有熙河,必须取得诸羌。要断绝夏人南侵,没有比这更为急迫的了。不去想夏人南侵是中原的大患,而以在边境挑起争端来加罪于王韶和王安石,难道非要开门揖盗才算是没有罪吗?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改了,还要将整个熙河都废置不要。当时有叫孙路的拿着图而上奏说:“如果这样,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没有这样做。过去汉灵帝时西羌造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该杀。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高祖才兴起时,就让郦商另驻在陇右,汉世宗拓展边境,在那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断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右臂。现在一州叛逆,就要放弃一方万里的疆土。如果让衣襟向左的人们得以居住在此地,士兵强悍,甲胄坚固,并靠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堪忧。”由此来说,河西是夏人必争的地方,它不可放弃,这是很明显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于傅燮的话,不会不记得,而他还一心要放弃,我不理解他是什么用心。况且崔烈时,也有叛乱者,而傅燮尚且认为崔烈可杀。收复熙河,已经有十余年了,王安石之所以策划它后面的事,即使赵充国想要在那里屯田,也没有允许,看他给王韶的信就可以见到。诸羌回头降中原,渐渐已经被同化,那些地方耕牧的收入,足以供名人轶事应守卫那些土地,不曾让朝廷为它担忧,有怎样的嫌疑而非要废除它呢?推想司马光的用意,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才能高兴。唉!这真是以国家大计,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古代大臣中像这样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唉!就这一件事看,元祐时那些人疯狂叫嚷着新法如何误国,如何害民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个看出来啊。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汉族与苗族相争的历史。从女娲、皇帝再到大禹,用兵有数百年,而汉族的位置,才能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迁徒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淮以南。之后,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从此就不敢和中原抗衡了。而一国之中也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的两个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因此招抚苗蛮部落,使他们同化,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也是至今没有完成的大业。自秦以后,最能实行这一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的辟西南夷,后面的就有本朝的两次改土归流,而中间就有王安石的经略湖川夷蛮。
    王安石设置的经略夷蛮,共分为两路:一路在现在的湖南,一路在现在的四川。湖南一路任命的主帅,就是章惇;四川一路所任命的主帅,就是熊本。现在分别说一说。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各个蛮夷,从春秋时就属于楚,战国时白起攻取了他们,设置了黔中郡。汉代改为武陵郡。后汉时被劫掠,马援打败了他们。经历了晋、宋、齐、梁、陈,有时反叛有时归服。隋代置辰州,唐代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对此地的控制没有断绝。唐代的变乱,蛮酋分别在各自的地盘割据,自封为刺史。马希范割据湖南时,瑶族聚集在一起,依靠山岭和大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概有十万人。到周行逢时,多次进犯边境,逼进辰、永二州,杀害百姓,抢掠牲畜,没有一年安宁。到宋拥取得天下,兵威不振,力量达不到远方,那些酋领们割据在那里,朝廷也就任命他们。因此他们日益骄纵。其中强大的有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彭氏,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彭氏,世代拥有溪州,州有三,分别叫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共六州;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共十一州,总共二十州。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诸蛮,自辰州到了长沙,各有溪峒,叫做叙、峡、中胜、元,则舒氏占据在那里;奖、锦、懿、晃,是田氏占有;富、鹤、保顺、天赐、古,是向氏占有。他们都盘剥百姓,而且自相仇杀,涂炭生灵,没有定法,又多次侵犯边境,成为百姓大患。到熙宁初,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峡州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百姓张翘也上书说南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利害。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用兵以威慑四方夷族。五年七月,派遣章惇任察方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这一年十一月,章惇就招降梅山峒蛮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通,他的地域东与潭州相接,南与邵州相接,西接辰州,北接鼎沣,章惇招降了他们。登记他们的百姓共一万四千八百户,土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定了税额,每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一次。修筑武阳、开峡两个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长沙府的安化县与宝庆府的新化县。
    熙宁六年十月,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向永晤、舒光银,各自献出土地投降章惇。只有田氏有勇猛的人,非常不好驯服,章惇进兵懿州、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州峒,都加以平定,于是设置沅州,将懿州新城作为治所。后来诚徽州的杨光富,也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于是设置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的靖州属下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正月,章惇又招降下溪的彭师晏。这之前,彭氏世代住在五溪,自己封为刺史,共几代,朝廷没有敢过问。章惇平定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彭师晏恐惧,章惇就和湖南的李平招降了他。属于他的二十州都归入宋的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下诏修筑下溪城,赐名为“会溪”,在那里驻扎军队,属于辰州,使他们和汉民一样缴纳租赋。
    章惇做制蛮事这一职务,三年多,所招降的大酋长有十几个,地域有四十多个州,现在的四个府。他又从广西融州开通道路,到达诚州府,增设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等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初,傅尧俞、王岩叟请求将熙宁间所置新州全部废除。因为蛮人已经习惯风俗很久,不便都废除,于是废除诚州而留下沅州,所开通的道路,所设置的砦堡,都毁坏了。从这时五溪郡县,就放弃不再过问了。
    王船山评论说:“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揣摩神宗用兵的想法而希望得到功赏,应被天下所反对,然而沣、沅、辰、靖这些地方,蛮人不再搅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都是文治之地,和湖北湖南的其他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可以埋没吗?章惇的事还没有做完,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人不再收敛,至今还是祸患。住近蛮人的百姓,性命妻子,牛马粮食,都不能自保,那么章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就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喜欢去找别人的错误,而自己不去反思呢?如果用大义来说,那他的功绩就不仅在此了。《论语》上说:王者不去治理夷狄。这里说的是九州之外,(节略)如果是九州之内,因为地势阻隔的民族,中间是夏地的,外面为夷;外面是夏地的,中间是夷,互相连接,而因为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一样,相互抗击而不了解,不是不可治,也不是不应当治。然而不去治理,那么君天下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君天下,就是以仁治理天下;以仁治理天下,没有比使那些与禽名人轶事兽同生的人们爱惜生命更重要的了。苗夷部落的那些头人,自己治理那些地方,都用暴戾淫虐来对待人民,与禽名人轶事兽一般生存,而相互杀戮,不在乎亲疏,仁人是不忍看这些的。于是杀了他们的头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给国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腥秽,让他们穿上衣冠,逐渐改变他们,使诗书礼乐的恩泽在那里生长,于是忠孝廉节文章政事等方面的人才,就是乘这种好的气氛而出现,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最大愿望吗?只这一点,那么他取蛮夷的土地,分立郡县,他的功劳就多,他的品德就是端正的,他的仁德就很大了。(中略)况且那辰、沅、沣、靖这些地方的山谷险要阻隔军队,难道不是汉唐时政治教化广泛施与的好地方吗?山高路险,即使有杀戮,仁人也不避讳。我的军队疲劳,我的军粮耗费,都是为了保护我边境的百姓,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也可以不避。君天下的人所应当想的是天职。章惇的用心,逢迎君主而多事来邀功,确实不足以到这种地步。而既然成了事,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他的功劳,就最终也不能加罪于他。到了今天,他所建的州县,都还能看得到。沿袭下来的设置,如城步、天柱这些地方如棋子般,都可看到。而那些没有平定,还是苗夷的巢穴,并借此来侵犯我郡县的,也是可看到的。哪个安哪个危?哪个治哪个乱?哪个得哪个失?探求事实,问问内心,怎么会掩盖呢?如果是小人来说,那么功也就是罪,是也就是非,还自认为是清议,不能改变。本来就有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心的。”王船山平日所持的言论,本来是不袒护王安石的,只有在论到这件事,可以说是能看到事情的大处。只怪元祐时那些贤人,对于已经有了的功绩,而务必要毁灭了才能痛快。说他骚扰生事,那么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后面要做的是修整罢了。国家花费不多,而时间长了,蛮民已经习惯了,非要将这些地方废置,他们的理由在哪里?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朝廷内外吵吵嚷嚷的那些人,都是出于意气和私心,而没有一件事是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考虑的。
    (乙)四川路
    巴蜀边外的夷人,自汉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白马氐等,之后他们离合叛服无常。熙宁初,泸州乌蛮有两个酋首:一个叫晏子,另一个叫斧望个恕,渐渐强大来,擅自劫掠了晏州山外十六姓和纳溪二十四姓的夷人,要从淯井入侵。熙宁六年,任命熊本为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熊本认为能扰乱边境的,只是村豪和向导,用计策捕到百余人,在泸州枭首示众,其他的人都害怕了,愿意冒死赎罪。熊本向朝廷请求重赏了他们,都踊跃听从命令,只有柯阴一个酋长不来。熊本汇合晏州十九姓的人,征发黔南义军的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击溃了他们,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都归附,愿意世代为宋的官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提点刑狱范百禄写文章说:
    这些愚蠢的夷类,位于淯溪之畔,成为毒蛇豺狼,凭靠边境顽抗。杀人抢劫货物,头颅遍布草莽,烧烤最为惨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虏最为悲伤。反复行凶作恶,怎可全部敷清?疆吏玩忽职守,闭口不敢声张。发奋之年,曾是强大防御。徘徊聚集在一起,三壕、罗募使我将佐倒毙,杀害我方士兵。西南奔走骚乱,皇帝赫然动怒。帝怒为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只有慈爱安抚。民所疾苦,只有加以除去。于是任用良材,允许对付变乱。粥熊裔孙,率领猛士。歼灭其大首领,将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羽处罪。既已夺去核心,又斩断其右股。寅年正月,出征有序。孤立击虚,深入险阻。兵从天降,举首相向。人马众多奔腾,无人敢于抵抗。烧毁他们的巢穴,及其粮仓积蓄。以及资财牲畜,变林霖为废墟。杀伤俘获,数以千百。径滩知道消息,全力靠近依附。丁为皇帝百姓,地为帝王之土。放下兵器,登记充入官府。力求赎去死罪,无人保留钢鼓。歃血为盟以敬神天,下视这些狗鼠小辈,岂敢忘记诛杀灭绝,触犯法网。颂扬皇上恩德,使其返回原处。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以头叩地,泣血诉语:“天子的恩德,如阳光雨露遍布护育。三五小人,请求与泾同列。”大国有令,警告你们:天既饶恕你们,你们不许侵侮我方。十九姓人,前去安居。官吏治理你们尽责,出力出布。官吏颁时你们耕种,种稻种黍。惩戒今日之事,改变以往习惯。小的有堡障,大的有城戍。你们如果不服从,攻打捉拿你们。还有猛将,快速强劲的骑兵军队。辅助黔州军队的,有毒箭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上天不再容忍你们,暴露你们的住处,使你们不能遗传衍生,想后悔又如何能够呢!
    文章写成,在武宁砦立石碑。熊本还朝,神宗慰劳他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日间去除了百年的祸患。”于是提拔他为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从此开始,边外的诸夷,相继归附。淯井在今天的长宁县北,长宁现在为县,属叙州府。乌蛮居姚州,就是今天的泸州。
    熙宁八年,渝州南山的燎木斗反叛,下诏让熊本去安抚。熊本进驻铜佛坝,打败了他们,木斗没有了勇气,以秦州五百里土地来归附,设置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渝州和秦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府。
    第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之役
    熙宁八年冬,安南国主李乾德进犯,攻下了钦、廉二州。第二年春,攻下了邕州(今天的广西南宁府)。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为副使,发兵进讨,王安石自己写了敕牓说;
    皇帝告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州管内溪峒军民官吏等,安南世代接受王爵,从先朝对这里安抚赐予很丰厚,包容你们的罪过,已经到了今天。而你们攻犯城池,杀伤吏民,破坏国家的纲纪法制,现在就要执行刑罚而不能赦免,秉承上天的意愿进行讨伐,师出有名。现在按照时令兴师,水陆并进。上天助我顺利,已经有了胜利的征兆;人们懂得屈辱,都有同仇敌忾之气。王师所到之处,不迎接王师,而奔离逃散,使当地百姓,长久遭受涂炭,如果能归附,率领众人自动来降,以爵位赏赐,比平时要加倍给予,过去的罪恶,不再追究。乾德幼稚,政令都不是自己发出。归附到朝廷的时候,待遇如当初一样。我的话不会改变,大家听了不要疑惑。这里的编户,因为征伐已经极端困乏。已经派了使者,都宣布了恩旨。暴征横赋,到时就免除。希望我们这里,永远为乐土。
    熙宁八年春,郭逵到长沙。先派将领收复了邕州、廉州,而自己率军西征,到富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蛮人用精兵乘船迎战,官军没能取胜。赵卨分派将吏,伐木制造攻击用具,机石如雨,蛮船都被打坏。再设伏攻打,斩首数千人,杀了伪太子洪真。乾德害怕,派遣使者,拿着降表,到军门请降。富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离乾德驻地已经不远,然而士兵仅有八万人,冒酷暑进入有瘴气的地区,死的人过半,于是不再渡富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取得他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后回兵,群臣称贺。下诏将广源改为顺州,赦乾德罪,归还他的封号。从此直到宋末,安南没有再敢侵犯边境,每年的贡献也没有断过。
    (考异八)《续通鉴》中说:“自王安石执政,锐意以武力开拓疆土。知邕州的萧注喜欢谈军事,羡慕王韶等获得高位,于是上疏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虽然奉命来朝贡,实际上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取将来肯定会成为祸患。诏以萧注知桂州经略。萧入朝,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萧注有些为难,于是让沈起代替萧注。沈起迎合王安石,就一意从事攻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开始有了贰心。”又《宋史》在他的传中说:“间谍得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的文书,说中原兴青苗助役法,使百姓穷困,现在出兵要去拯救。王安石得书后大怒,亲自起草敕榜诋毁他们。”《续通鉴》又说:“张方平说:把西北壮士骏马,弃于南方炎热偏远之地,这祸患就说不完了。如果是士兵老了,财物用了,无功而还,这才是社稷之福。后来发生的都如他所说。”现在考查这些说法,都以诋毁王安石为目的。至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入侵,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而他安定边境的功劳,都略去不写,这是宋以来史家常用的做法,我已经司空见惯,已经不再为此感到惊骇了。而这些言论内容残缺,诬陷诽谤,有些实在是不能不分辨的。考求《宋史·萧注传》,记载有他请求图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的上疏,而不说是哪一年所上。又说,熙宁初任萧注为桂州知州,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他回答说:“过去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人生长教育已经十五年了,不能轻视。”又说:“萧注到桂林,求教山川环境、老幼是否平安,都很高兴,他的所作所为李乾德都知道。”萧注知桂州,不知道是在哪一年,然而沈起代替萧注,是在熙宁六年,那么萧注治理桂州,应当在四五年间。既然进朝廷见了皇上才就任,那么他朝见皇上的时间,应当更在前。而他对神宗所说的话,说是十五年前的事,现在和过去已经大不一样。然而萧注倡议取安南,应该在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和二年之间。这时王安石仅为群牧判官,还没有执掌朝政,对王韶能有什么呢?以遥远不相关的事,而牵连来放到罪名中,即使是周兴、来俊臣这些人来断狱,也应当不是这样。《续通鉴》所说,大概是本于《宋史·沈起传》,沈起的传和萧注的传,同在一卷,前后只差数页,而它们的文字相互矛盾竟能这样,学者还能把《宋史》当做可以信赖的史料吗?考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自从李公蕴篡黎氏而自立,一直怀有异志,他的儿子德政,德政的儿子日尊,都很勇猛威武。景祐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归附宋朝,李德政派兵千余人在边境捕捉他们。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进犯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和诸峒,掠去人口马牛,焚烧房屋而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灭占城,俘虏了占城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侬智高反叛,李德政率兵二万,声言入境去帮助他。等李日尊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进犯钦州;五年进犯邕州;嘉祐五年,又上表索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闷洞等地。他们父子祖孙,虽然受中国册封,实际上是自己做皇帝,到李日尊时竟自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来看,早就应当讨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了。它多次侵犯边境,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没有断绝过,哪里是王安石好用兵而私自在边境上挑衅呢?而和青苗、助役等法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原新法施行数年,只听到臣僚们在朝廷中相互攻击,没有看到百姓在田野中揭竿而起,即使夷人假借异说为发兵的借口,也何至于用到这些?史家这样说,是想要将天下的罪恶,都归到王安石身上。再看王安石所写的榜文,则是王者之师,仁人说的话,与所说的大怒而诋毁,也太不像了吧?当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包藏祸心,是人们都看到的。假使宋稍有意振作,就早已经给以惩罚了。只以满朝懈怠成性,怕谈军事,使它骄纵,使它夜郎自大,才至于两个月之间,连攻陷我三个州。这时王安石当国,怎么能坐视不管?然而王安石这时正锐意改革,内部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不想马上用到外面;况且辽、夏两个大敌在前,更不适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也是不太愿意讨伐的,使用剿灭的办法来安抚而已,读榜文这层意思是可以看出的。史家赞美张方平的话,说他是先见,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士卒老、财物费、无功而返,是什么来应验了?赵卨等人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春出征,冬天就大捷于富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不能说是士卒老;洪真被杀,乾德乞求降,夺了他数州,设置为郡县,不能说是无功。如果将不灭它的国,俘虏他的王看做罪过,那么当初用兵时,计划本不是这样的。大概是要养它的力量而有所等待。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阯人自从这以后,直到宋末,不敢再进犯,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役对他们的惩罚已经够了。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应验指的是什么。如果按当时朝廷大臣们的意见,敌人虽然压境,而仍然不要去想怎么去应战,应战就是“好事”、“黩武”,然而钦、廉、邕这些郡县,差不多也要沦为燕云十六州,而形势也不会到用岁币向李乾德求和而不算完。唉!
    综合这些战役来看,就知道王安石当时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绝非如诽谤诬蔑他的人所说的“黩武”,而他所提拔使用的人,如王韶,如熊本,如章惇,如赵卨,都是文臣而富有大将的才略,所作所为都有功,那么王安石的知人善任就可以看出了。唉!数千年国史中,像王安石这样的有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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