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白话版,王安石传白话文在线阅读_梁启超

第二十章荆公之学术
    第二十章荆公之学术
    王安石的学术,内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外在于治理国家,付诸实用。他存身自立、行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学术。何必在这些之外再寻求他的学术呢?即使这样,他的学术也有可以论说的内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无不认为经学是根源。而所谓的经学,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汉初兴时,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经学都只解大义,不去研究章句。而它的大义也都是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的。因为是口口相传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当然地解说,应当能得到经书的本意;因为它很少写到竹帛上,能听到的人很少,也就无法长久地传下去。那些大师们不在了,经学也就很不好解了。两京的那些研究经典的人们,强拉硬扯地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解释经书,是不是真的得传授于孔子门徒,已经搞不清了。即使有孔子门徒的传授,也不过许多义的一义,它不足以展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这时候如董仲舒的《繁露》来解说《春秋》,刘向的《新序》来解说《诗》,他们的解说,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师所教来写,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图。把经中的含义引申发挥,为经学开了一条新的蹊径。到东汉末,离古代更远,口口相传的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个儒者出现,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作为教学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义可能还有没解释清楚的。从魏晋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欢学习,而只用文字相崇尚。有三五个知识渊博的,还出自佛学门下,而儒术不足以成气候。这时期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人的跟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有创见的内容更少。到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剖析,经学的壁垒又有了新的变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则不去讲,说只对身心性命有好处,经世致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实现。到极点的时候,以至于只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把这几种摆在众经之上;而汉代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都被束之高阁。身心性命不可不讲这固然是对的,然而这是孔子所谓的智慧在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们说的,而性命与天道,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用这些给普通人讲能得到什么呢?再说经世致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只要对身心性命有好处,其他的都可不学,那么六经应当再删除十之八九,而孔子仍然留着这些来供后人作为玩物丧志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呢?宋儒的学术,虽然不能不称为经学的一部分,然而它不足以称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明代王守仁的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学派兴起,他在宋学范围中,确实独树一帜;而对于经术,他的功过和濂洛关闽都差不多相等。本朝继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复古倾向严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惠,引导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使这一流派巩固。从乾嘉到现在,各个经书都有了新的解释。每一词每一义,都一定要寻求它的出处。空言和臆想成为严格的禁地。解释古代的名物制度,来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文字,没有不能理解的句子,这功劳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贾、马、服、郑这些功臣们,如果说得高一些,可以做他们的诤友,这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一言以蔽之,是致力于章句的学问而把它的技艺发挥到传神的极致。由此看来,则两千年来所谓经学就都明白了。由宋到明,是发展到另一支,虽然有所得,也没有大家出现。而从两汉隋唐开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绩,不超过章句。如果章句都没有搞清楚,还怎么去谈大义?固然是这样。然而如果理解了章句,治经的事业就已经完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天下有这样的学术吗?就是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这些经师,谁敢说他的学问就是经学?不过说我这样做,是为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们玩索章句的劳苦,使他们能倾注全力来从事讲求经典的大义。讲求大义,实际是研究经学唯一的目的;玩索章句,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误把手段当做目的,那么终身不会从经学中有所得。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就成了无用的多余之物。必明大义然后才能称之为经学,既然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得这些经书的大义呢?这确实是最难回答的一个疑问。而两千年来多少大儒相互谦让而不敢来做这件事,原因正在于此。我所要明确的大义,也想探明它确实是这本经的大义;然而怎样做才能确定这就是这本经的大义呢?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这些经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如果不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们。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当面去问他们,那么他们如果不说,就不知道这经书的大义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只有先秦的儒者们可以谈经学。其次西汉的儒者们,也可以免费谈经学。从此往后,口传的东西都没有了,而经学的趋势必定成为绝业。后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经书的大义,都是因为这些。然而就一直这样长此下去吗?那么孔子编著六经,果真是留给后人玩物丧志,使天下的人颇费精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对天下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要用这纷乱的东西呢?因此后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样亲耳听到孔子亲口传授,没有办法,也只能独自抱着经卷,来揣测圣人的想法,自己寻求所谓的大义。所求得的大义,果真是孔子的大义吗?这就不敢说了。然而假使十义之中,有一义与孔子的相一致,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这样的方法来寻求,必将有一个是符合的,而天下也会因为思想自名人轶事由的缘故,精神会越来越通畅和深刻,或许还能发掘出古人没有的深奥道理,不只是为六经的注脚,而且还将成为六经的羽翼,这样它的功绩不是更大吗?我认为汉代以后研究经学,除了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可行的了。假如连这种方法都不用,那就无异于说应当废除经学而不许人再碰这些。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学的,有汉代的董仲舒、刘向,而把它光大的,则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自己写作了《三经新义》颁布到学校中,“三经”,指《周官》和《诗》、《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诗义》、《书义》出自他儿子王雱及其门人之手。这里抄录它的序。
    《周官义序》中说:
    士人被流俗之学困顿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关心这件事,想用儒家经典的义理来成就他们。因而召集学儒之臣,阐释经书的意旨,要把它传布到学校之中,而臣王安石实际负责《周官》一书的工作。政事之中体现着的道之本义在于人的贵与贱的地位差别。行事的先后有一定次序,多和少有一定的数目,是快还是慢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制定法令制度并且应用它于法律,将这些法令制度推行于人。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当官,当官的人都完全遵守和推行法令制度,这种情况没有能超出成周那个时代的。那些法可以在后世施行,文章记载在书册之中的,没有什么比《周官》更全面。大概是国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而尊崇它,延续增添使之完备,到了后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哪里是仅仅靠了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呢?这就像四时的运行一样,阴阳之气积聚形成了寒暑的变化,并不是一天就行的。从周朝的衰落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几乎完全没有了,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已经不能再见到完全的经典了。在这样的时候,皇上想阐释和发扬古代经典的旨意,我真的想不遗余力地去做,但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知道了建立政治制度、施行它去做事,追寻圣人的旨意并且恢复它的难处。然而我看到圣人想改造法令制度成就功业,在心性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凭借和辅助,这完全是承继先圣之德的时世呀。用现在的观察与学习去考察所学得的古代东西,这就是见到了事情就能知晓它的道理,我真的不自量力,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我鲁莽地为这件事竭尽全力,却忘了自己的才华不能达到要求。仅仅把这部书排列出二十二卷,共十几万字。有皇上的关心,再加上有关部门的工作,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只是在等待下诏书颁行了,以此为序。
    《书义序》说:
    熙宁二年,我因长于《尚书》而入侍皇帝,因此参与了政事。而我的儿子雱负责实际讲解的工作,有所得之后写成文章献给皇帝。熙宁八年,把他的学说传到太学。虞、夏、商、周几朝遗留下来的文字,在秦代之后几乎完全消亡了,到了汉朝只存下了一部分,依赖学者和官员们的记诵和解说。因此没有消失,但君主们却不知《尚书》的用处,上天赐予皇上以大智慧,开始实际运用《尚书》中的道理来验证它,用对事物的决断来考查它,又命令臣子们来训释它的旨意,使天下之人和后世之人能明白。然而我和我的儿子所知道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只是从您那里承接下来的一点。《尚书》言辞深奥,含义丰富,而我们的解释却十分浅陋,使命十分重大却以轻眇之心去作了,太惭愧了,谨为之序。
    《诗义序》说: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诗,它们的旨意都还保留着,文辞失传的仅仅有六篇。皇上先让臣子王雱训释它的文辞,后来又让我们训释它的旨义。书完成之后要把它赐给太学,颁布给下,又让我来为之作序。我恭敬地做了拜手稽首之礼后说:《诗经》向上能够与大道相通,向下合乎礼义。理解了《诗羟》的文辞和它的旨意所在,就会产生君子;遵循着它的道理而行事,圣人因之而成就。然而从孔子的弟子赐和商于一言有所得,孔子就高兴地勉励他,可以说《诗经》的旨意是十分难于明白的。从周朝衰亡直到今天,世事混乱,难道不正应该推行《诗经》之道吗?皇帝陛下德性纯良而且丰厚,神仙都为之动容,施行政事十分练达,做事十分合理,四方之民都愿归服而无后悔之意。每天每月都在接近圣人之道,学问上走向了光明正大之境,就是《周颂》所形容的王者之圣明,也还不足以来说明皇上的情况。先是自己得到了《诗经》的微妙道理,然后又命令跟您学习过的臣子来阐释那濒于灭绝的道理,愿意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圣道之恩泽。我们所知道的,就像小火星一样,哪里能体现您日月之光的一点呢?姑且承接了圣明之人的劳动结晶,代为存贮罢了。《谷粱传》中说:“完美的事物很久才能完成。”因此《棫朴》的作者把“寿考”作为自己的言辞,大概是将会有来者来琢磨其文章辞句,按圣上的志向来完成它。我又衰弱又年老了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真是幸运之极,谨为之序。
    这三篇序,文字高尚纯洁,庄严持重,书的内容,也可以略看得出了。如果想寻求王安石治经的方法,特别要看他所著的《书〈洪范传〉后》,文章中说:
    古代做学问的人,虽然用嘴提问,却用心去传授;虽然用耳朵去听,却将意义授予学生。因此做老师的不厌烦,而求学的人也有所得。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思冥想不明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他们,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地步就不开导他们,举出一个事情而不能用许多相关的情况未印证,就不再说了)孔子怎么敢于专爱自己的道理,来统治天下的学者,却不让他们早些有智慧呢?我认为,问的不切要,那么听的就不专心,思考的不深入,那么得到的知识就不牢固,不专心又不牢固,那么可以进入的,只是嘴和耳朵罢了。我要教的,不是让学生口耳的学问提高。孔子死后,大道日渐衰落,到了汉代,出现了作传作注的学者。做老师的则只有讲述却没有学生的回应,做学生的则只读书却不发问。不是不想问,是因为他们以为经书的意旨尽在于“传”、“注”之中了,我可以不提问就得到了。岂止是没有问题,还将不会思考。不是不想思考,是因为以为经文的意旨尽在于此了,我可以不思考也可以得到了。如果这样,即使传、注已经做得很好了,固然可以使学生口耳的水平有所提高,却不足以使他们的心智得到提高,何况传、注之中还有不好的呢?过了一千多年,圣人的大道最终不能被人明了,而求学的人也不能用圣人的言论来施行于世上。
    读了这篇,王安石怎样做学问和怎样教导别人做学问都很清楚了。用心传授,以意传授,恳切求教,深刻思考,而将所学的东西施行于世间,王安石研究经书的目的都在这里了。我认为不只是研究经书,百科的研究,都应当是这样。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而只靠在讲堂上听传授讲义,那么即使记诵极多,最终也不能有创造性地阐释发挥,一国的学术,也就没有进步了。《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书,用意良苦,曾放几百颗石莲子在几案上,边咀嚼边思考,吃完了还没有想出来,往往咬到手指流血而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说法虽说不知可不可信,但他致力于学问的坚韧刻苦,思考的深刻投入,可见一斑。黄山谷诗中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掉《三经新义》的版,这书就很少在世间流传,元明以来就亡佚了。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中有这本),王安石的遗言,才能借此得以没有失传。我曾取来阅读,它的阐述和发挥很多,不是后代的儒者所能赶得上的。全谢山说:“王安石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是他那和字说纠缠在一起的部分,不无穿凿的内容。”(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这仍在赞誉王安石专句之学。章句之学,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不动就说王安石诋毁《春秋》,说它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现在考证林竹溪《斋学记》中说:(《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说:“王安石不曾废《春秋》。废除《春秋》,把它当做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都是后来无所忌惮的人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宗文,字求仁,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主旨,王安石回答他,只是关于《春秋》说,此经比其他的经尤其难,盖三传都不足信也。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疑问处缺少,后来有印行的,名为《易义》,这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的年代不远,他这么说,很公平。现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说《春秋》是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作为他的罪名,冤枉啊。”
    今按《答韩求仁书》,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实如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问《春秋》的话,就是对于问《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这两种经书微言大义,比其他的经书都深奥,如果不是受孔子亲口教授,没有办法理解。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没有不谬以千里的。王安石不敢臆测,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被蒙蔽是因为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正应当因此而认为王安石做的对,而怎么能诋毁他呢?况且古代的学校,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诗》、《书》,而孔子正言,也仅在诗书执礼,难道不是因为《易》、《春秋》的大义,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说的吗?而王安石只把三经设立在学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出来,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写得好了,于是诋毁《春秋》而废止。说:这是本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不能在学官中教授,不用于科举。”李穆堂驳斥他说:“王安石想解释《春秋》,还没有著书,别人是怎么知道的?见到孙莘老的传而嫉妒,诋毁他的传就足够了,何至于因为传而诋毁经呢?诋毁传容易,诋毁经难,舍弃容易的,而选择难的,傻子也不会去做,而王安石会那样做吗?而且据邵氏辑的序文,说孙莘老晚年时为儒士们穿凿的说法而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莘老的这个传,应该成于晚年。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岁,孙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议大夫,而死于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死时六十三岁。这样孙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看到,而嫉妒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乱编造,后人相信了他,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区别。”又说:“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这种说法,曾从先达那里听说过,说是见于临汝闲书,大概痛恨解经的人,而不是诋毁经书。王安石的弟子陆佃、龚原,共同研究《春秋》,陆佃著《春秋后传》,龚原著《春秋解》,遇到疑难处就认为是缺少文字。王安石笑着说缺文如此之多,那么《春秋》就成了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了。大概是说研究经书的人自己不理解经书,就不应当把它当缺少文字对待,意思实际上是尊经,而不是诋毁经书。”现在看孙莘老的《春秋传》,不只是周麟之有跋,杨龟山也有序。杨龟山说:“熙宁初,崇儒尊经,训示开导了许多贤士,认为三传的异同,无法考证,对于六经尤其难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学官,并不是废而不用。而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就缺少不讲了。”这正和尹和靖的说法相同。杨龟山平时最好诋毁王氏的学说,而他这样说,为什么后人不提起这些,而只信周麟之的话呢?
    王安石生平所著书,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现在流传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共一百卷,后集也在其中,不是原来的版本),《周官义》二十二卷(今《四库》所收录的《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而根据尹和靖说这并不是王安石的书),《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对于书是无所不看,到老更加热心,在晚年写的《与曾子固书》中说:
    (前略)我从百家诸子的书到《难经》、《素问》、《本草》、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无所不问。后代的学者,和先王的时候不一样,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了解圣人的原因吧。有了真知然后再去读,就可以有所选择,所以异端的学问就不能使自己混乱;也因为不使自己迷乱,因而就可以有所选择,更加明了大道。子固看我所掌握的,还能被异端的东西所迷乱吗?现在迷乱的风俗,不在于佛学,而在于学问上。士大夫们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语恭维,不知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子固认为是这样吗?(案:子固来信规劝王安石学习佛学,这是王安石的回信。)
    王安石晚年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学和道学两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世,在他的《读老子》一篇中讲:
    道术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末流是万物成就的条件。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万物依靠它生长。末流涉及外形器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会长成。不用假借人力万物可以依靠它生长,圣人可以不用说、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能长成,这就是圣人不能不说、不能不做的原因。所以当初圣人在位,把万物生长、长成当做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有四种治理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法、音乐、刑罚、政治,是万物长成的条件。所以圣人致力于培养万物长成,而不说使万物生长,大概是因为生长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够实现的。老子却不这样,认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做,所以抵触礼法、音乐、刑罚、政治,只讲道。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过高的错误。道是自然的东西,又何必干预呢?只是因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说、等人去做。《老子》上讲:“三十车辐共用一辙,因为它是空的才会用在车上。”毂辐能有用处,本来就在于车没有用处,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是没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参与。现在造车的人知道造出毂辐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但可以把车造成,是因为毂和辐具备了,那么无就有了用处。如果知道无的用处却不去造毂和辐,那么造车的技术自然就生疏了,现在知道无可以用于造车,用于治理天下,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用。所以无可以用于造车是因为有了毂和辐,无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为有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如果在车上废弃了毂和辐,在天下废弃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只是坐着等待无发生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现代西方学者宣讲哲学来推动社会学、国家学,他们的理论繁多,总结起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驳斥他们的人说,优胜劣汰,天没有慈悲之心,择优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听从第一种说法,就是遵从命运;如果听从第二种说法,就是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不知力量重要,就会造成放任而社会不再进步;遵从力量而不听从天命,就会过于干涉而社会也因此不会进步。明白了命运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这番论述,也许有所创见。两千年来学者们论说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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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荆公之文学(上)
    第二十一章荆公之文学(上)
    后世把矛头都指向了王安石的政术和学术,唯独对他的文学,还知道尊重。本来文学的性质,是与人无争,而且不容易学到其中的奥妙,技艺的表现却容易看到。因此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安石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已经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吴澄的《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变革原来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汉足迹的人,韩愈而已,柳宗元次之。宋代的文学比唐代要强盛,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苏轼、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五人,与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从汉的东都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连上唐宋的文章,可称得上大家的只有七人。文学这件事确实是难啊。”后人将吴澄所举的七人,再加上苏辙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八大家并不能穷尽文章之美,而从东汉到中唐,没有听说哪个文人能超越这八家的。从南宋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媲美的,那么八大家有此名声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王安石的文章,也有一点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并不是没有学问,只不如王安石这样既精通经术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气势的深远和朴茂,是王安石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达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们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纪行体文章最好,曾巩体虽然具体,但规模稍狭窄;苏洵、苏辙,都是依附苏东坡而显赫的。这四家,不过如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之类,如果要找能和齐、晋、秦、楚这样的大国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四人罢了。尝试着将他们做一个比较:苏东坡的文章很美,有纵横家的风格。言辞往往胜于理。他说理虽然透达,然而却经常借助于比喻,这足以证明他笔力不足;气虽盛,然而却一泄无余,没有含蓄回旋的韵味。王安石与他正相反。因此用苏东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试以王安石《上仁宗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书》一起读,它们的品格就立即区分开来。韩愈是王安石学习的对象,欧阳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学习韩愈,王安石对待欧阳修和师友一般。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回赠他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欧阳修认为王安石能赶上韩愈,而王安石却不敢自居。从我原来论说的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说王安石的文章超过韩愈的文章也是可以的。如果只说文言文,那么韩愈就如同是萧何造未央宫,不能再超过了,王安石也就是继承和模仿他罢了。王安石与欧阳修一同学习韩愈,而都能全部学到韩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欧阳修与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是用韩愈的面目增减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李光弼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韩愈,正是如此。曾国藩说学王安石的文章,应当学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的了。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文辞峭拔严肃如韩非子,态度诚恳真挚又如墨子,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韩愈、欧阳修也是比不上的。苏东坡学庄子、列子,而没有一篇文章能如庄子、列子一样的;王安石学韩愈、墨子,则让人觉得已经是韩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而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他集中碑、志之类,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大河,有的如层峦叠嶂,有时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须弥山,有时将偌大的东海笼于袖中,没有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不具备的风格。在韩愈之外,只有他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写文章全在气盛,想气盛全靠段落清楚。每段的连接之处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无限妙境,难以领会;每段开始的时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领又不是提领,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缓和又不缓和,古人写文章的无限妙用也难以领会。”这是对写文章的深刻体会。我说要想领会这些,熟读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录入前面各章的,已经有二十余篇,都是用来表明他的政术和学术,用意不在他的文学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这些篇章,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可永远作为世人写作的模范。今再抄录数篇,以便使各种文体齐备。行走在山阴道上时,就会目不暇接,我评论王安石的文章,恨不能亲手抄写王安石的全集!
    《读孟尝君传》:
    世人全都说孟尝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归附他,而他最终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离秦国那个凶险之地。唉!其实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子而已,他怎么能称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那么,他靠着齐国这样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可以南面称王,并且使秦国臣服,哪里还用得着利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于他的门下,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读刺客传》:
    曹沫带兵而使国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齐桓公,管仲因不愿背弃约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时成功。我只奇怪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吗?豫让真是国士,当初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区区一死,还值得计较吗,他也是不欺瞒自家的心意呀。聂政投靠严仲子,荆轲归附燕太子丹。这两个人,穷愁潦倒之时,自尊自爱,不轻易让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那些依仗道德来等待世道的,怎么样?
    《答韶州张殿丞书》:
    安石启:承蒙您再次写信给我,告诉我我父亲在韶州时的政绩,被官吏和人民所称颂,至今没有断绝。感伤当今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记载下来,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辜负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发扬先人的功德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弃的就是这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小,没能完全知晓他理政的事迹。可是我曾经随侍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的教诲。大概我父亲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泽,以一物的枯槁作为自己的羞耻。他大事情既然没能去做,却已做了一些小事,而这些事情又将被遗忘,我对先人的辜负,罪责实在是太大了,我又凭什么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天天忙碌担心,时刻想着这些事情是否能流传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道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诸侯国都各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相传,往往能以身殉职,不辜负这份工作的意义。大概他们所传下来的,都是十分确凿可以作为凭据的东西。此后不仅没了诸侯国的史官,而且近代以来如果不是职位十分高贵,那么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称颂的,就不能见于史书。写史书的人,又是从当时的贵人中选出来的,看他们在朝廷上议论的时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恶来看问题,并且有的还把忠义看成邪恶,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当前会有惩罚也不害怕,背后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恶而已。更何况让他们背着人用文字来评价前代人的好坏,他们更是随意品评,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人也不能来说一说是非曲直,对写史的人又不存在什么危害。因而以他们的私心,怎么能不欺骗人呢?善行既然不能完全被记下,记下来传于后世的又是这样不可信。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有着十分正大的德行,其名与实都为后人所信服,一旦看到,记载下来,就必定会成就不朽。您和我父亲没有共过一天事,而您对他的评价却没有私心,以宣扬无名而有德行的人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传播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世上善于言辞并且可以信赖的人,使这些事迹可以流传下去,那么,就是我父亲的事迹不能被史官所记载,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审议大夫汝阴常公,死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二月己酉日,五月壬申日下葬。临川王安石作墓表说:先生求学并不期望立言,只是端正行为罢了;行为端正也不是为了使别人知晓,只是相信大义而已。他的不取,可以使贪心之人收敛,而不是以刻薄吝啬为廉洁;他的不为,可以使弱者自立而不是以飞扬跋扈为勇敢。让他做官他不做,召他入京他不去,有人说:“他一定是个隐退的人,直到死去都是这样罢了。”直到被现今的皇上所礼遇,才出来响应。因此天子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自己非常虚心地向常公询问一些问题。皇上让他做谏官的职位,来看他启迪自己(皇上)的能力;让他管理学政,以观察他造就贤士的能力。先生向皇上说的话没有记载下来,但人人都知道他忠心不二、刚正不阿;他对下面所做的事,没有人帮助。但人们都见到了他的正直与认真。《诗经》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活一万年呢”,可惜他既而便得了病。回家乡之后便死去了。自周朝灭亡大道消隐之后,看学习儒学的人所取舍的标准,大抵都是以当时好恶为准。违背世俗而使自己适合于道,特立独行。唉,先生太贤能了。能将先生的事迹久远传扬的,莫过于刻石。然而石头会磨损,也会因水冲刷而消蚀,但因此说先生的德行功业也会消蚀掉,则是不可能的。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朝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孔勖的儿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孔仁玉的孙子,兖州泅水县主簿孔光嗣的曾孙,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出仕是在当今皇上天圣、宝元两年号之间,因为刚正耿直而名扬天下。曾经在谏院主事,他上书请明肃太后把朝政管理的大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还给皇上,并且在朝堂之上启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的罪行。那时候,罗崇勋用权力和士大夫们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易,而曹利用则是强悍霸道不谦逊,朝廷内外都害怕他。他曾经做过御史中丞,那时皇后郭氏被废,他带领谏官和御史们跪在朝堂上为郭氏争取权利,又求见皇上,都不被准许,而他却坚持争辩,直到被降罪才罢休。大概先生侍奉皇上的大节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所以名扬天下,而士大夫们大多认为他没有做很大的官是天下人的损失。先生名道辅,字原鲁。起初因为中了进士才脱去布衣,被补做宁州军事推官,年纪还很轻,可是审起案子来,能使老资格的官员感到震惊。后升为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因为有能力而出名。在此之后,他曾在史馆工作过,还做过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辁,调查京城中的刑事司法,做过许、徐、兖、郓、泰五州的知州,留守南京。而其中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做过两次。做官,多次因为刚正不阿而被罢黜或外迁,而先生一生执著于名节,自己从来不为此感到内疚。做兖州知州时,近臣之中有一个人给皇上献诗一百首,执政的官员请皇上封他做龙图阁直学士,皇上说:“这样的诗虽然很多,但却及不上孔道辅的一句话有价值。”因此让先生做了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们猜度先生为皇上所思念,做外任的时间应当不长了。不久,果然又召他做了御史中丞,宰相让人游说先生不行其政权而等待升迁,先生告诉他不可以。因此人们又猜度先生将不能在京中久待,而先生果然又出京了。起初,开封府知府冯士元被审判,他又告发了几个大臣,因此把这个案子转到御史台来审理。御史认为冯士元的罪也就是打打板子,并且又赦免了很多罪状,先生求见皇上,皇上怪罪冯士元作为小官和大官们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徇私使朝廷风气败坏,可是被判的罪却这么轻,执政的官员又说先生是为大臣说话,因此他才出知郓州。先生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到达了郓州;在道上得了病,在十二月壬申日死于滑州的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岁。后来皇上下诏恢复了郭皇后的称号,而近臣之中又有人对皇上说了先生在明肃皇太后当政时的事迹,皇上也记着先生平生所为,因此特别追赠他尚书工部侍郎的官位。先生的夫人是金城郡君尚氏,尚氏是尚书都员外郎尚宾的女儿。尚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孔淘,现在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一个叫孔宗翰,现在做太常博士,都能很好地治理他们的家政。先生累积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壬寅日,把先生葬在了孔子墓西南一百步的地方。先生对于财物十分廉洁,乐善好施,对故人的儿子们十分厚待,一点都不喜欢鬼神之事。在宁州做官时,有道士作真武的像,有一条蛇在像前出现,多次出现接近人群的事情,人们传说此蛇是神。州里的将军想去验证一下传闻,因此率属下去拜那条蛇,而蛇果然出来了。先生立即用朝笏打死了蛇,州将以下所有的官员都十分惊恐,后来又都为他折服。先生因此而出了名。我观察先生多次在朝廷上议事的情况,看到他对福祸不选择,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越了常人,胜一个蛇妖算得了什么?世人多因此称颂他,我也不能省略这件事。铭文说:孔公真是执著呀!一心追求自己的志向。行路遇到了险阻,也不改变自己的轨迹。被权贵所忌妒,被奸人所仇视。最近做到的官位和皇上的恩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十分优厚。皇上喜爱直率的人,这是先生的依靠。按照行为刻下铭文,以使幽冥之界有所察识。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先生名讳叫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家世作了谱系,他就是现在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和他的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为天下人称颂,他从小就卓而不群,不拘于礼法,善于辩论,和他的兄长都因智慧和才略超人被当世的大贵人所器重。宝元年间(公元1038年~1039年),朝廷开了方略选人之门,来招揽天下有奇异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仲淹、郑文肃公,争着用先生所作的文章来推荐他,因此被录用,做了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拔做了泰州海陵县的主簿。贵人们多次举荐先生说有大才,可以让他做些事情,不应把他弃置到州县上去。先生也是自许有大才,想有所作为,然而最终也没能运用他的智慧。唉,真值得为他悲哀呀!士人中固然有的脱离了世俗的轨迹,孤独地按自己的志向前进,受到大骂讥笑、嘲笑侮辱,被困顿于受辱之地而不后悔。他们没有常人的要求,他们的不遇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待于被后人认识,至于有智谋又心向功名的人,观察世事的运转。想有所作为却不被赏识任用的,也数都数不过来。论辩的能力足以使万物发生变化却在运用游说的时候失去了功效,智谋足以使敌人三军尽被击败,却在右武之国受辱。这又怎么说呢?唉!那些有所待于后世而不后悔的人,后人会知道他的。先生享年五十九岁,在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夫人叫李氏。儿子许瓌,没有做官;许璋做了真州司户参军,许琦做了太庙斋郎;许琳,中了进士。女儿五个,已有两个嫁了人。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所作的铭文说:
    有提拔而起用他的人,但也不要排挤和制止他上升啊。唉,许先生,现在谁会用你呢?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平易少言,外表内心如一,言谈从未说及他人过失。至于论及前代的善恶好坏,国家存亡治乱成败的缘由,很值得一听。曾经读过的书非常多,尤其喜爱古人而学习他们的言辞,他的文辞又能够阐尽他所议之事。四十三岁,四次以进士的身份在有关部门那儿考核,而最终却困顿于无所成就。他下葬时,在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某月某日,葬于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一处宽阔平坦之处,在他家南边五里。当时,君的母亲吴夫人已经老了,而儿子世隆、世范年岁还小。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死了,另外两个还没出嫁。唉!以吴君所拥有的东西,与那些世上以富贵名闻天下的人比较,难道独独怨恨这一点吗?然而得不到俸禄以实现他的志向、祭祀他的祖先、奉养他的父母、遗留财产给子孙,就这样死了,这是士子友人们的悲哀呀。学者,是将要以之放纵性情的,放纵性情则可知命。已经知命了,对于吴君的不得意,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墓志铭说:
    君名蕃,字彦弼,姓吴,他的祖先出于姬姓。以儒士起家入仕世代为官,独吴君路途坎坷曲折,难以成就功名。这个墓志铭是吴君的外甥君实要求的。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没有记载先前这些副使的姓名。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开始询问众官员这件事,从李纮以上到查道有他们的名字,从杨偕以上有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有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它们写在石头上,而且刻在东壁上。使天下的大众聚合起来的是钱财,管理天下钱财的是法律,把握天下法律的是官吏。官吏不好,那么即使有法也没人把握,法律制定得不好,那么即使有钱财也没有人管理。有钱财却没人管理,那么就连乡村城市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下操纵财富收入和支配的权力,垄断万物的利益,用它来和皇上争夺老百姓,即使我们放纵他那无穷的贪欲,他也并不一定就成为贵族豪强,像这样而皇上还没有失去老百姓的原因,大概仅仅是名号罢了。虽然想要粗茶淡饭,穿朴素的衣服,让自己身体憔悴,心中忧愁,以希望天下的百姓生活丰足,从而使政治安定,我知道那还是不行。既然这样,那么完善我们的法律,挑选官员把握它,以管理天下的财力,虽是上古尧、舜也不能不把这当做首要问题,更何况后来纷繁复杂的社会呢?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正是现在的高官,朝廷所重视和依赖的对象,并对他们十分周到。当今管理财力的法律有不完善的,看形势必须与上级领导商议并修改它,不只是固守现成的法律,严格控制收入和支出,以行使各自的职责而已。他的职务如此重要,那么该人的贤良与不贤,其中利害关系到天下会怎么样。观察这个人,以他在位的年月,推求他所做的政事在今天显现的效果,考察他辅佐上级管理财政的方法,那么该人的贤与不贤和世事治理的恰当与否,我就可以知道了。这恐怕就是吕先生的志向吧。
    《祭范颍州文》:
    唉!我的先生,您是举国上下的师长。从开始到结束,您的名节没有一点瑕疵。清明严肃的声名卓著,身处危难志向却更坚定。正道被摈弃,您大声疾呼斥责这不正之风。您创立的功业,在京城中广为传颂,您摒弃奸邪之徒奖掖良善之士,连小孩子都为您的明智之举欢呼歌唱。从王公贵族到老百姓都对您佩服无比。因为别人为了私欲而诽谤您,因而使您到处颠沛流离。士人们争着挽留您,就是因此而受到处罚也不怕。一旦有对您不利的言辞,人们就争着来为您辩护。风俗衰败之后,人们就害怕正气而对邪气感到舒心。您最初艰难地跋涉,人们又是怀疑,又是嗟叹。而您仍努力实践自己的志向不因为别人的疑嗟而回头。因此,仰慕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您是先辈的大儒之首,您行事总是以节气为重。您在被贬之后,更加忠勇。您按照古圣先贤之道行事努力地进行工作。又换到三州去做官,您又施行恩泽于此,您的恩泽就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河之水,给人民很多关怀。窝藏赃物的人自首之后,您就不再加之以刑罚。狡猾的盗贼被您的仁义所感化,一直到老都再没有邪念。千里之外的人都慕名而来为您歌唱。水沟和河流都得到治理,田地桑木都长势喜人。可恶的外族头领骄狂异常,竟然敢侵犯我们的国土。皇上命人出征,您也在其中。在行伍之中做了将领,您的名字后来也得以显扬,你招收士人来辅佐军事,选用了国中的杰出人才。您的声威之大,连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也不敢再来犯边。借着您的余威,赶走了敌人使我们的国土、人民都完好无损。后来到了颍州,这里到处是疮痍满目,您治理它将养它使这里到处都变得很好。然后无为而治,饮酒歌唱笑傲山林。到处是人民安定,官吏逊良。皇上称许您是人才,想封您做枢密副使。您上书辞让有六七次之多。后来当了宰相,您就清理了法令制度,提拔优秀的人才,开拓未经治理的地方。朝廷上官吏们在改变,乡野之中士人们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制度都得到了完善,使不良之行没有发生的可能。后来您的政见不被推行,就随侍在皇帝身边。最后又被摒弃于外,生活困顿,大道不被知闻。您说自己虽然老了,但仍有余力做事。神怎么能忍心,就让事情到了这一步呢?先生的才华,仍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谈论起经典来,谁又可以和您相比呢?自从先生发达之后,家里的财物就不足了。您言辞与面貌都十分和蔼,也能表现出孤傲的品性。调名人轶事教妻妾们不要多用珠宝,儿子们不要厌恶一般的织物和粮食。您怜悯死者和穷人,说如果那样生活就是很奢侈了。您使得孤女也出嫁了,男子成了家。谁对圣人之道了解得比您深,谁的德行比您更好?我为您作传,希望后来人永久地效法。大人现在死去了,这是国家的忧患。那些不肖之徒却仍为侮辱您不遗余力。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您去世的凶信,我却不能亲自前往,我哭着写下祭辞,作为祭酒的辅助之物。
    《祭欧阳文忠公文》:
    事情即使可以靠人的努力可以完成,也很难预期其结果,何况天意渺茫难明,谁又能够推知呢?不过先生生前闻名于当世,死后又能把声名传于后世,人的一生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器量、品质那样宏深淳厚,才智见识的高远,再加上学问的深妙精微作为辅助,所以将这些充盈于文章,体现在议论中的时候,豪健壮美,奇妙瑰丽。蕴积于心中的东西,浩瀚得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河之水停流积蓄着,通过文章焕发出来,灿烂得像日月星辰的光辉一样。那清幽的声音与韵律,凄清如飘风急雨骤然到来一样,那雄健的文辞,闳通的议论就像轻车骏马在奔驰一样。世上做学问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读了您的文章,就知道了您的为人。唉!自从先生投身仕宦之途,到如今,四十年间,上下升迁,往复调动,深感人世道路的艰难。虽然遭受了种种困顿,贬官外地,流离颠沛,可是终究没能被淹没,是因为公众舆论自有是非。既经压制之后,再次被起用,声名就彰显于当世。您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一直到晚年也没有衰退。仁宗皇帝在位的后期,考虑到身后之事,皇上认为像先生这样的大臣可以托付国家安危的大任。到了先生出谋决策的时候,果然非常从容迅速,议定了立主的大计,可以说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抓住了千载一时的机运。您功成名就之后,不愿居功,因此辞去了官职。这种出仕隐退的行动,又让人感到先生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其他物质而腐败消散,它们将永远地存留在箕山之边,颍水之滨。然而,尽管是这样,天下之人无论贤与不贤,还是在为您哭泣和叹息,更何况朝中的士大夫,平日和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先生是我心中一直仰慕的人。唉!人生盛衰兴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面对清风不能忘情,想到先生的不能再见,我又归附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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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荆公之文学(下)
    第二十二章荆公之文学(下)
    诗词
    世人对王安石诗词的尊崇,不如他的文章。即使这样,王安石的诗,实际上开了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派的先河,而且开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他的成绩尤其伟大,这又不能不让人崇拜了。
    千年来谈诗的人,没有不尊崇杜甫的,然而在当时以及他死后不久,尊崇他的人不是很多。韩愈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儒愚,何用多毁伤。”中唐和晚唐的诗人是怎样看待杜甫的,就可以想见了。特别提出并尊崇杜甫的,实际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有《题杜甫画像》一诗说: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皱。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后之游。
    王安石又续杜甫的诗二百多首,编为《老杜诗后集》,并为它写了序。说“杜甫的诗全部展现于现代,是从我这里开始的”。又说:“世上学习做诗的人,学到了杜甫,然后才会写诗,学不到杜甫,就算是不懂诗了。”对杜甫的向往,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王安石的诗成为名家的原因。
    宋初继承了晚唐诗歌的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西昆体盛行,奋起矫正它的,是欧阳修和梅尧臣。而能另立门户而自成一家的,是王安石和苏轼、黄庭坚。王安石少年时在《张刑部诗序》中说:
    您和杨亿、刘筠处在同一时代。杨亿、刘筠凭他们的辞藻影响当世,学者们迷失了途径,崇拜他们,每日耗尽时间和精力来摹仿他们。作品中堆砌了色彩华丽的辞藻,颠倒庞杂,没有文章结构组织的次序;寄托情感和引用典故,都不可考证。这时节能坚持自己的操守不同流合污的不多。
    西昆体风靡一世,全天下的人都徘徊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庭筠、李商隐肘下,不能发展自己的性灵。诗道的破败达到了极点。不得不破坏它而另外有所树立,这是形势所迫。最早的破坏者就是欧阳修和梅尧臣。王安石和欧阳修、梅尧臣是朋友(梅尧臣有《送介甫知毗陵》诗,王安石有《哭梅圣俞》诗),然而并不是受欧阳修和梅尧臣影响才开始的,自从他少年时就已经自立了门户。欧、梅以平易淡远的风格,一洗艳丽纤巧精雕细刻的风气。到王安石时更加上一种强健、雄浑、刚直的气息,这是欧、梅所没有的。因此欧、梅只能破坏,而王安石则在破坏之后还可以重新建设。
    论宋诗壮丽的景象,必定要推苏轼、黄庭坚。拿王安石和苏东坡相比,则苏东坡诗的千门万户和风骨的雄伟壮观,确实不是王安石所能比的;而王安石严谨的风格,给学习者树立了典范,这一点好像比苏东坡又有长处。黄庭坚是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派的鼻祖,他的特点在于文辞拗口,语意深奥,气概昂扬,然而这种体式是从王安石开始的,黄庭坚只是尽力使这一长处发扬光大。效法黄庭坚的,一定曾认为黄诗是从王安石的诗中传承来的,因此,即使说王安石开了宋诗的一代风气,也不为过。
    王安石的古体,与其说他是学杜甫,不如说他是学韩愈。这里举几首: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艓。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蔡侯闻之喜,喜色见两颊。呼鞍追我马,亦以两黥挟。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翛翛阿兰若,土木老山胁。鼓钟卧空旷,簨簴雕捷业。升堂廓无主,考击谁敢辄。坡陀谢公冢,藏椁久穿劫。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馌。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于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燮。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适自弊,苻坚方天厌。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楫。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箑。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清谈眇不嗣,陈迹怳如接。东阳故侯孙,少小同鼓箧。一官初岭海,仰视飞鸢跕。穷归放款段,高卧停远蹀。牵襟肘即见,著帽耳才压。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浥。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筴。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或叫号而寝,或哭泣而魇。幸哉同圣时,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宝剑,击埌胜弹铗。追怜衰晋末,此土方岌业。强偷须臾乐,抚事终愁惵。予虽天戮民,有械无接折。翁今贫而静,内热非复叶。予衰极今岁,傥与鸡梦协。委蜕亦何恨,吾儿已长鬣。翁虽齿长我,未见白可镊。祝翁尚难老,生理归善摄。久留畏年少,讥我两呫嗫。束火扶路还,宵明狐兔慑。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谍。异时能飞鞚,快若五陵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为阡陌间,踠足仅相蹑。谅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辔语,怯予不能嗋。
    这是王安石晚年所作,结构风格,章法句法,都很像韩愈,放到韩愈的集中,几乎能乱真,可惜他不能变化。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朝出一马驱,瞑归一马驰。驰驱不自得,谈笑强追随。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高义动闾里,尚闻致财赀。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麋。葬祭无所助,哀颜亦何施。闻妇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闭口,此行又参差。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天方不可恃,我愿适在兹。我疲学更误,与世不相宜。夙昔心已许,同冈结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谁知。渺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与潭,茫茫山与陂。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
    《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无一谐。盗伤中丞偶不死,利剑白日投天街。裹疮入相议军旅,国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语发涕,誓出按抚除暌乖。指挥光颜战洄曲,阚如怒虎搏虺豺。诉能捕虏取肝鬲,护送密乞完形骸。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湿不敢然薪。空城竖子已可缚,中使尚作啼儿哇。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唐从天宝运中圯,廊庙往往非忠佳。诸侯纵横代割据,疆土岂得无离。德宗末年惩战祸,一矢不试尘蒙。宪皇初起众未信,意欲立扫除昏霾。追还清明救薄蚀,屡敕主府拘穷蛙。王师伤夷征赋窘,千里亦忌毫厘差。小夫偷安自非计,长者远虑或可怀。桓桓晋公忠且壮,时命适与功名谐。是非末世主成败,烜赫今古谁讥排?贤哉韦纯议北赦,仓卒两伐尤难皆。重华声明弥万国,服苗干羽舞两阶。宣王侧身内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经纶初若缓,欲弃此道非吾侪。千秋事往踪迹在,岳石款记如湘崖。文严字丽皆可喜,黄埃蔽没苍藓埋。当时将佐尽豪杰,想此兵祷陪祠斋。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劘揩。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褒贤乐善自为美,当挂庙壁为诗牌。
    以上这些文章,都是经过精心雕饰,提炼出奇特的违反常情的词语,使用奇险的韵律,追求峻险幽奇的艺术境界,完全体现了韩愈的风格与技法。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巫山高,十二峰,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风管鸣鼍鼓。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云雨。
    巫山高,偃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徊梦中语。
    这类诗,学杜甫同时又独辟蹊径,是王安石集中的上乘之作。黄庭坚的七古,很多都是从此脱胎而来。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这样晦涩的作品,它引导黄庭坚的痕迹,是特别容易找到的。
    王安石还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在集中成为另一种风格。《寄吴氏女子》诗所谓“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就是如此。这里抄录两首:
    我曾为牛马,见草岂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名人轶事由。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这虽然不是诗的正宗,然而从苏东坡后,将佛经中的言语用于诗的很多,这种作法也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如他悟道所得的妙趣,可使学习者读来有种超脱飘逸的感觉,这得力于王安石的学问和修养,是不能单单用诗来衡量的。
    王安石的诗,独自开创新局面的,不在古体,而在近体。曲折雄浑的风格,放入古体中容易,放入近体中难。王安石的近体诗,纯粹是因此而闻名的。
    曾国藩论近体诗,说应当用排偶句式,把气息贯注到一行之中。王安石的七律,最能引导人学到这点。
    王安石的七律,很多是学杜甫晚年的作品,后来黄庭坚更沿着这条路并把它的妙处发挥到极点,于是成为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派的宗师。
    王安石有《题张司业诗》绝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王安石的诗应当用这句话来理解,而他的近体诗尤其是如此。
    王安石的集中名作很多,不能广泛收录,举出几篇来看一看他诗的面目。
    《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录一):
    去年音问隔淮州,百谪难知亦我忧。前日杯盘共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渚,一欢相属岂人谋。山蟠直渎输淮口,水抱长干转石头。乘兴舟舆无不可,春风从此与公游。
    《次韵送程给事知越州》:
    千骑东方占上头,如何误到北山游?清明若睹兰亭月,暖爇因忘蕙帐秋。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
    《登宝公塔》: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瞑与黄昏。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雨花台》:
    盘互长干有绝径,并包佳丽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亭。新霜浦溆绵绵净,薄晚林峦往往青。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便舆却走垂杨陌,已戴寒云一两星。
    《寄题程公辟物华楼》:
    吴楚东南最上游,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山多在物华楼。遥瞻旌节临尊俎,独卧柴荆阻献酬。想有新诗传素壁,怪无余墨到沧洲。湡浯南望重重绿,章水还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洒扫东庵置一床,于君独觉故情长。有言未必输摩诘,无法何曾泥饮光。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相忘。犹贪半偈归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送李质夫之陕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羁旅士多穷。十年见子尚短褐,千里随人今北风。户外屦贫虚自满,尊中酒贱亦常空。共嫌欲老无机械,心事还能与我同。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
    韶山秀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邮签忽报旌麾入,斋合遥瞻祖绶新。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思王逢原三首》(录一):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送裴如晦宰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廛。邂逅都门谁载酒?萧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县去鸣弦。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
    《送僧无惑归鄱阳》:
    晚扶衰惫寄人间,应接纷纷只强颜。挂席每谙东汇水,采芝多梦旧游山。故人独往今为乐,何日相随我亦闲?归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东诸父老,为言飞鸟会知还。
    《落星寺在南康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中》:
    碧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一酒杯。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送李太保知仪州》:
    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云边鼓吹应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称来求?
    《将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上哀。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驱五马,与寻陈迹久徘徊。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风吹水雪崩腾。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赵学士陕西提刑》:
    遥知彼俗经兵后,应望名公走马来。陛下柬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时开。山西豪杰归囊牍,渭北风光入酒杯。堪笑陋儒昏鄙甚,略无谋术赞行台。
    《金陵怀古四首》(录一):
    霸祖孤身取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忆,百感翻然醉里眠。酒醒灯前犹是客,梦回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北已经年。佳时流落真堪惜,胜事蹉跎只可怜。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风因泛预溪船。
    《送西京签判王著作》: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颜发已惊秋。辟书今日看君去,著籍长年叹我留。三十六峰应好在,寄声多谢欲来游。
    《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冷冷。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浅浅度西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中年》: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
    《入瓜步望扬州》: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只苍然。白头追想当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州桥》:
    州桥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壬子偶题》: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杖锡归。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
    集句体,实际上是自王安石开始创立的,宋人的笔记很多谈到王安石的集句诗。信口说出,这本来是游戏闲暇时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足以证明王安石记诵的广博了。这里抄录几篇。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漠然收。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几度秋。至竟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沈坦之将归溧阳值雨留吾庐久之》: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笳十八拍十八首》(录二):
    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儿拟弃捐。一始扶床一初生,抱携抚视皆可怜。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悲莫悲兮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两儿。(其十三)
    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我与儿兮各一方,憔悴看成两鬓霜。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安得送我置汝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尘暗天道路长,遂令再往之计堕眇茫。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笳本出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中,此曲哀怨何时终?笳一会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应识。(其十八)
    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后来模仿他的人,没有谁能达到的。前人评王安石诗的很多,根据所见到的抄录几段:
    《漫叟诗话》中说:王安石晚年回南京后写的诗,精深华妙,不是他年轻时的诗所能比的。曾作《岁晚诗》说:“月映林塘静,风涵笑语凉。俯窥怜净渌,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他自比为谢灵运,有见识的人认为是这样。
    《后山诗话》中说:黄庭坚评王安石的诗,是晚年才最妙,如“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是前人所没有说出的。又如“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其中包含多个意境,然而他学三谢的诗不是很巧。
    《石林诗眠》中说:蔡天启说王安石经常称颂杜甫的“钩帘宿路起,丸药流莺啭”这句,认为用意高峭,是五言诗的模范。他日王安石做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一句,自认为不比杜诗差。
    《冷斋夜话》中说:选用词句的功夫,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尽显古今之变。王安石诗中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瞑作黄昏”又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排闼送青来”(中略)这是黄庭坚所说的句中眼,学习的人不知道它的妙处,写诗最终也写不好。
    《石林诗话》中说:王安石少年时自认为志向远大,因此他的诗也受到影响,不是那么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如“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名人轶事色不须多”,又如“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都是直抒胸中之事。后来做群牧判官,从宋次师那里把唐名人轶事人的诗集都借来,广泛地看,领会其中的要领,晚年才显现出深婉不迫的妙趣,于是知道文字虽然优劣是一定的,但也要看他的年龄。即使是王安石,当他没有达到的时候,也不能强求他马上达到某个高度。
    《苕溪渔隐丛话》中说:黄庭坚说王安石晚年所作的小诗,雅丽精致,脱去流俗,每当讽诵吟咏,就觉得如露水从嘴中流出。如王安石的小诗“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见岁华。”“簷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边好,留连至日斜。眼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水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看这些诗,真可谓一唱三叹。
    《西清诗话》中说:王安石在蒋山时,把近来写的诗给苏东坡看。苏东坡说:“像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原和宋玉之后,已有千年,没有见到《离骚》的句法,今天才见到。”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觉得也是这样,但没有对俗人说过。”
    《三山老人语录》中说:王安石的诗中有,“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欧阳修的诗中有:“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朝中的三公都描写闲适,王安石的诗句最好。
    《石林诗话》说:王安石晚年,诗律尤其精严,选词用语,词和义之间没有半点缝隙,语义和文字紧密配合得当,浑然天成,看不出对偶的半点牵强之处。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开始不觉得有对偶。到“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只看到悠闲自得的样子,而细想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选择和衡量的,用意是很深刻的。
    《唐子西语录》中说:王安石的五言诗,得了杜甫的句法,如“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冷斋夜话》中说:用典故修饰诗句,妙在点明它的功用而不说出它的名称,这种方法只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三人知道。王安石的“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指的是水;鹅黄,指的是柳。《苕溪渔隐》中说:王安石的诗中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指的是丝;黄云,指的是麦子。《溪诗话》中说:“萧萧出屋千寻玉,霭霭当窗一炷云”,都不点明它的名称。
    《蔡宽夫诗话》中说:王安石曾说,写诗的人用事太多是一大毛病,用一大堆与题意相合放在一起,这样是排列典故,即使工整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能有自己的用意,借事来阐明,情态都表达出来,那么用典即使多,又有什么妨碍。因此王安石的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感,岂肯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都是原意和本题不雷同,这是真会用典。
    《后斋漫录》中说:王安石善于用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其中“挟”字用得最好。
    《遁斋闲览》中说:王安石的集句诗,即使长达数十韵,都顷刻间完成,词义相连,如同自己写作的一般。别人极力效仿,最终也不如他。
    《沧浪诗话》中说:集句只有王安石的最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笳十八拍》混然天成,没有一点痕迹,如同从蔡文姬肺腑间流出的一般。
    王安石的词,不算是名家,然而也有很不错的。李清照说:“王安石、曾巩的文章似西汉,如果写小词,那么读的人肯定会大笑,没有办法评论。”这是过于苛刻的评论。李清照对二晏、欧阳修、苏东坡、柳永、张先、贺铸、秦观的词,没有一个看得上的,何况王安石。这里抄录两首: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金陵怀古》: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空自流。
    其《浣溪沙》、《南乡子》二首,盖集句也,开《蕃锦集》之先声。王安石的词,其源流也与黄庭坚是一派,不是词家正宗。
    王安石又经常用文字做游戏,有首诗说:“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把四个古人的姓名藏在句中,《诗林诗话》称赞他。王安石曾作一诗迹:“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帏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藏四位诗人的名字,是贾岛、李白、罗隐、潘阆,见于《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又说“有《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作”等。
    王安石曾有《唐百家诗选》,自序中说:
    我和宋次道同是三司判官时,宋次道拿出他们家藏书中的唐诗一百余册,托我选择其中的精品,宋次道将选择出的内容命名为《百家诗选》。在这上花了很大的精力,很有些后悔。即使如此,要想了解唐诗,看这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本朝宋荦曾有重刻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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