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白话版,王安石传白话文在线阅读_梁启超

第十四章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四章罢政后之荆公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咏史诗》。唉!我想起王安石,就想起这首诗了!
    王安石少年时有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抱负的伟大,性情的恬退,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来。在先世寻找,有范蠡泛舟五湖,张良跟从赤松子游,他们的做法和王安石很相似。然而他们都看到,自己的主人不可与之同安乐,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以免去祸端而已,这是老子的学说。王安石则不然,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在他的一进一退之间,都忠于自己的追求,自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相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次罢相。他进退的节操,天下都可明白地看到。在他的本集中摘录数篇文章来编在这里,他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札子》上过六道,这里录其中的两道:
    臣孤单地寄居异地,承蒙皇上收录,待罪在丞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当陛下实行变法之初,内外纷然,我确实是任凭他们加罪,如果不是依赖皇上明察,我早就应当被杀了。对臣来说这是应当报答的,怎么敢有贰心?只是今年以来,疾病加重,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我过去曾粗略说过这意思,陛下未曾听从,因此又努力至今,而所苦的是疾病一天天加重。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事事都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还久占着宰相位置,虽然陛下宽容,而罪行一天天滋长,以至于不能被容纳,而陛下的知人之明被我连累,这不仅是害了臣的私义。这就是臣之所以这样冒昧地乞求的原因。听到陛下的谕旨,不哀怜我,彷徨惶恐,不知所措。然而臣所乞求,本已经是深思熟虑后才敢说的:与其废弃职务而被杀,宁可违命而被谴。况且大臣的出入,目的是均衡劳逸,这是祖宗原有的制度。在国家的政策中,凡是怨恨集中的地方,自古谁掌握这些事,很少有不遭罢免的。然而祖宗安置大臣,并不是无意的。我在位已经很久了,幸亏承蒙保护,偶尔免去谴责,很希望陛下深念祖宗安置大臣的方法,使我得到安适,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臣不敢推辞。(以上是第一篇)
    臣伏奉圣恩,特派来中使,让臣入见供职。臣的心意,大略已经冒昧地说了,皇上的思想高远,我没有得到皇上怜悯,现在再次陈述,希望得到皇上的哀怜。我想到当年的我卑贱孤零,被众人所弃,是陛下收留并提拔我,排除天下的异议而将事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我,已经在此八年了。在陛下才开始兴事建功时,群臣不明白圣上的志向,臣当时只是想顺势而行,而不知许多事强求是很可怕的。然而圣上的思虑远大,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任职以来,错误很多,区区日夜的操劳,都不足以报圣上恩德的万分之一。现在还长久占据皇上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过来,罪恶的名声,是无法躲开的。而天天还被疾病折磨,使我思想昏沉,而体力也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撑一阵,也做不到。这样才敢于冒犯天威,乞求解去职务。我认为陛下是天地父母,应当怜悯我:我没有什么功劳,虽说可杀,可怜还有些志向,或许还可宽恕,始终保护,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而没有得到皇上的怜惜,还要使我勉强担负重任。假使臣努力,还能有补于圣明之时,那么即使毁灭自身和宗族,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着这终究没有成效,还要使皇上蒙受危险和屈辱,以及连累朝廷,这是臣所不敢的。陛下与日月一般光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能给我一个缝隙,稍加照耀,就知道臣的恳切用意,不敢随意地冒犯皇上。臣乞求暂且在丞相府等候圣旨,希望陛下垂恩,早日裁决处置。(以上是第六篇)
    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中说:
    臣伏奉手诏:“想使你留在京师作论道官,你应当体谅我的用意,请速回复。”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提拔,在职已经很久,无法报答,再加上精力衰竭损耗,而我的罪过越来越多,因此冒昧乞求辞去重任。很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允许,接着也承蒙圣恩让吕惠卿来传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师作顾问,臣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确实不忍离开皇上左右。然而又仔细想,论道官,本不是太合适的;暂且将我放到一个闲地,似乎是最好的。陛下所托付的,既然已经有人,以诚心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圣治的目的,我是难以再留在京师招致责难和非议。如果陛下让我去个合适的地方,我不敢不去;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说过了,我是不敢推辞的。
    看他请求辞职的奏折,一共上过六道,言辞悲伤怜悯,才得到允许。皇帝仍然亲写诏书挽留,让他居在京师以备顾问,对他这么重的眷顾,实在是无人能比。而王安石仍然要回去,那么前后所上的奏折,应该说的是实情。王安石执政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百废俱举,我们今天读历史,仍感觉应接不暇,而王安石一人独自担起这么繁重的任务,那么大的精力消耗,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他还处于众人的疑惑和诽谤之中,想要引退而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嘴,也是不得已的做法。而王安石多年前不辞职,而现在辞职是为什么呢?在这之前,所有的新政,都刚开始草创,一离开就不仅考虑这些新政会动摇,不亲自负责,也难希望最后成功。到这时大事已经都做完了,又有神宗这样的明主在上主持,继任的人也能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因此不会功亏一篑,这是王安石能迅速离开的原因。而有人说他离开是要挟皇上,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王安石有什么是从皇上那里得不到的,非要去要挟;宋神宗对于王安石,言听计从,不用等王安石来要挟,而王安石也没有要挟。
    (考异九)《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郑侠上疏,画了所见流民,上面有扶老携幼困苦的情形,献给皇上,说:“天旱是王安石导致的。让王安石离开,天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流泪对皇帝说:“王安石乱了天下。”皇帝也怀疑他,于是罢了他的官,让他做观文殿大学士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陵府。现在从这些上奏的札子上看,与《宋史》所记,怎么会正相反呢?《乞解机务之疏》一共上了六道,才得到允许,还要强留他在京师。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还能像这样吗?况且继任王安石丞相职务的是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所推荐的,皇帝如果因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他所举荐的人呢?这就看出《宋史》没有一点不是胡说的。
    王安石获得了闲散之职,就用他的余力,著成《三经新义》。不到一年,被召回又做了丞相,可能是当时神宗和他有约,说再召他不能推辞,然后才许他离开的。因此在他的上奏中多次提到“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了。而在相一年多,隐居的兴致,更不能阻止,最后又引退。多次上表,不被允许,最后皇上告诉他,不能再说这些事。王安石不得已,又托王珪为他说话,他的集中《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中说: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常想自己无法尽责,近来除了忧虑之外,疾病加重。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求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废和耽误,而对得起皇上任用之意呢?况且自春天以来,请求辞职,已经上疏四五次。现在疾病一天天严重,已经没有做事的道理了。仰仗你的照顾,看在老朋友的关系上,请为我委婉说一说,能使我遂了心愿,而不应再被皇上留下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以上是第一封)
    承蒙赐临,侍谕圣训,彷徨局促,手足无措。我旅居在外做官孤立无助,恰遇大圣人,独排众人毁议,托付我以宰相事务。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粉身碎骨岂敢推辞。但是自觉行事不足以取悦众人,王亲权贵对我实在积累了特别多的怨怒;才智不足以知人,因而险恶邪僻之人常出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甚厚的朋友中。况且占据权势重的官位担当事务过久,有盈满的忧虑;意气衰退、精力疲弊,害怕会有旷废和过失。历观前世的大臣,到了这种地步还不自己辞去职务,而最终不累害国家的,大概没有。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逃避怠慢在上者的死罪,想在罪孽没有积存的时候退下来的缘故,得以优游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没有危害百姓的大臣。期望天下及后世人,对皇上选拔提升官吏,没有可讥议的地方。尊敬的明公,正值您左右朝中大政之时,对上为了朝廷的公事而言,对下为了僚友的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考虑,您应该稍加留意,替我敷陈圣上。我既然没有获准上奏表章,只靠明公您的一句话了。我心事的精微,书信不能传达,惟望您怜悯细察。(以上是第二封)
    王安石到这时可能是病得更厉害,已经担负不起繁重的任务了。因此熙宁八年(公元1075)二月再任丞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春就辞职四五次。很久没有被召见,于是又让同僚帮助,说的话很诚恳,都是怕自己在职位上误了事,耽误了国家,而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到这时皇上也已经知道王安石隐居避世的志向,是无法改变了。于是给了他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的职务,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让丞相居留在外,这是宋代优礼勋臣的特例。王安石多次要辞去这些封赐,都不允许。第二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又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王安石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不断,整个神宗之世,施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宋史》王安石传中说: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皇上很讨厌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后,王安石不忍悲伤,请求辞职,皇上更讨厌他,罢了官让他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到神宗末年也没有再召他。国史氏说:唉!《宋史》诬蔑王安石并诬蔑宋神宗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职的本意,都在前面所抄录的文章中,只是小心翼翼以自满为戒,以失职为忧虑,怕连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作为大臣的进退,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王安石离开后,皇上还以使相的身份尊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他,封舒国公,封荆国公,为仆射,为特进,每年都要赏赐汤药并问候,谢表在他的本集中有数十篇,神宗对离开国都的大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何况在他第二次辞职时,从春到冬,数次上表,都不被允许,以至告诉他不让再陈说这事,以至于托同僚来说情。试想王安石离开的心意已经是这样,想再起用他还可能吗?曾公亮曾说:“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个人。”神宗也自己说:“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的极少。”他们君臣相互了解很深,不仅是知他的才,知他的德,而且还知他的想法。王安石才离开相位时说“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因此他一听到召他,就马上应命履行了他的诺言,等到他再次辞职,能够报答君主的已经做完了,不能再挽留,这是神宗深深知道的。因此只是赏赐和问候,以酬谢他的功勋,而不再强求他去负责任,这就是十年不召他的原因。如果按《宋史》所说,开始说皇上讨厌他,然后又说皇上更讨厌他,还说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使王安石做丞相而皇帝讨厌他,就直接罢免他算了,难道是王安石拥兵自重,而皇帝有投鼠忌器这样的恐惧吗?如果不是这样,说皇帝是优礼大臣,给他面子,那么就在他要求辞职时让他离开就是了,何必要每次都要再三请求还不允许,以至于不让他再作辞职的请求呢?况且皇帝既然厌恶王安石,那么在他离开之后,新法就可以马上改变,皇帝还可以安慰太后的心意并保全其孝道,自己也可以消解一下厌恶之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间施行十年如一日呢?吕惠卿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吕惠卿一离开就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一项废弃的,就知道曾公亮所说的“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人”的说法,是不错的。我曾私下评论自古以来群臣的关系,真是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并起时都是小吏,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他位居第一,之后又有很多封赏,买土地和房屋,君对臣怀疑,臣也对君怀疑,最后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对待魏征是“规谏过失,一天都不能离左右”,等魏征死后,还亲自写了碑文,又答应让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而没有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毁了婚约。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不曾有。可能是君和臣只知道有国,只知道有民,而不知有自己的私情,而谋事的见识,做事的勇猛,都足以相辅,因此才能相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融洽,始终不分离。宋代儒者中的小人,非常痛恨王安石,所以诋毁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恨宋神宗,大概也是这样。然而他们不敢直接诋毁神宗,而他们又看到,诋毁王安石无异于诋毁神宗,于是不得不制造谣言,而说“皇上也厌恶他,皇上更厌恶他”。不知皇上怎样对待王安石,是人们都看得到的,皇上在王安石离开后能按王安石的思路完成他的业绩,也是人们都看到了的,欺骗谁呢?如果神宗有知,他肯定不会在九泉下瞑目。假使王安石真像苏洵所说是把王衍、卢杞合为一人,那么神宗也必定如杨用修所说,是把赧王、秦亥、桓帝、灵帝合为一人才算对,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有功就都有功,有罪就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品行不端就都品行不端,现在想把王安石看做共工和鲧,又不得不把宋神宗看做尧舜,进退没有依靠,而才造出这相互矛盾的言语,不也太悲哀了吗?然而已经把它写进正史,一手掩住天下的耳目,已经千年了,于是知道污秽的历史毒害天下,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水猛兽更厉害。
    《隐居诗话》中说:
    熙宁庚戌的冬天,王安石从参知政事拜为丞相,登门拜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也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庑小阁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谈之间忽然取笔在窗上写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行揖,然后就回屋去了。
    王安石生平进退的大节,他之所以能安置自己,都出于他的愿望。他品德高尚,如云间的鹤,人世间的富贵,他都视为浮云,都不足以放在心上;而他一直保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仍相信许多事情不能强求,因此在他才当政时,就已经怀有归隐的志向,而之后的事都一一验证了他所说的话,难道这不是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的画像说:“我曾仔细看他的风度,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是一世的伟人。”陆象山说:“英俊威武,超逸非凡,不屑于那些流俗声色利达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坚定执著,毫毛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洁白的操守,寒于冰霜,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以盖世的英才,绝世的节操,使山川焕发灵气,大概世上不会再有。我们生于千年后,读王安石的书,仍然能看到他的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尚的品德和行为,虽然达不到,但心里向往。”然而如污秽的历史所记,王安石就只是一个热衷利禄的人,他升职是因为诡诈,他退职后,君王疏远,还仍想千方百计献媚以希望再起,这样黄山谷和陆象山的话就成梦话了。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只是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宽恕的,至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人,我读到后没有一次不怒发冲冠的!
    (考异十一)许多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述王安石罢政后谋求再相的事,到处都有,现在不再分辨,不屑于再说了。
    王安石自幼侨居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因此特别喜欢这里。在他的《忆昨》诗中有:“想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年时就已经这样想了。宋神宗知道他的用意,因此命他以使相的身份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王安石于是终老在这里。辞去丞相后每天徜徉在这里,借山水名胜以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如同一个乡民。读他这时间所写的诗词,几乎看不出他曾是惊天动地开拓千古大事业的伟人。唉!欧阳修所说的用在什么地方都很得当,到这里就更让人相信了。王安石晚年写《字说》一书,精心编撰,而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更深了。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死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司马光《致吕晦叔书》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本性不能晓事理又喜爱掩饰错误,导致忠直的人疏远,谗佞的人靠近,各种事都被败坏,以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刚开始矫正他的过失和弊端,而不幸王安石过世,反复的小人,必定会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当特别加以优待和礼遇,以使轻薄的风气振作,先想到这些,让您知道,不知晦叔认为怎样?就不麻烦您回信了,朝廷上极力申说,就全仗晦叔了。
    于是敕赠太傅,敕文说:
    我纵观远古,清楚地看到天意,将要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上天一定会造就世上少有的奇才。让他的名声高于一世,学问贯通古今。智慧足以达到他的思想,明察足以施行他所说的一切;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形容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各方的人。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之间,一下子改变了天下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因此看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年时阅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学习瞿昙、老聃之言,汇集“六经”等古代遗文,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评判;把各家解经的旧说视为糠秕糟粕,做出新的解释教化百姓。时逢神宗熙宁大有作为的年代,居于群贤之上,第一年被重用。神宗对他的信任深厚,古往今来所没有过。正需要他完成治国的功业,他却突然产生了隐居山林的兴致。把富贵看做浮云,对他有什么用;把辞官看做丢掉鞋子,一点也不可惜。他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麋鹿和他相处也不惊乱。做官和隐退,都儒雅从容,非常可观。我刚开始治理国家,对先帝去世无比悲痛。怀念历世三朝的元老,远在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之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能看到您当年的风姿,哪里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么不能长命百岁,我不禁为您流泪!生与死,进与退,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和送丧之物,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字,难道不应由我承担?赠给您太傅的爵位,会聚您儒者的光辉,希望您在天有灵,接受这诏命。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所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由衷的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死后给予的荣幸中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还没有泯灭。当时熙宁的政策,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都是平时排挤王安石最得力的人,然而司马光称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优待和抚恤;苏东坡写敕文,对他的政绩,虽不置可否,而颂扬他的品德,赞不绝口。王安石平时的操行,朋友们是信任的,这一点司马光和苏东坡这样的贤人也是赶不上的。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以供后世史家评说。
    (考异十二)与王安石同时的诸贤,除吕诲一人外(吕诲不是正直的人,下一章另论),从没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生活品德的,所争论的都在新法罢了。因为王安石的操行,是人们所共同信任的。自从杨时、邵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才开始污蔑王安石,无所不至,而还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一都托给别人,目的是让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辩奸”理论,有苏东坡、谢张、张方平作《老泉墓表》这样的文章,又有司马光的《日录》、《涑水纪闻》等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起来,数千年来穷凶极恶的小人都比不过王安石了。假使这样的文章果然是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多次和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向往备至,都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苏东坡这样甘于在一起的,正是他父亲骂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的人,而东坡则是被称为稀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的行风动四方的人,他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还能做人子吗?至于司马光《与晦叔书》,既说王安石节义过人的地方很多,又考虑到反复的小人,会诋毁他的一切,那么后来的事,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如果真像《日录》和《涑水纪闻》中所写,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大概猪狗不如,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况且他所说的反复之人诋毁一切的,不就是自己这样做了吗?蔡上翔极力辨别这些文章都是南宋之后的小人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立的见解。不仅为王安石雪冤,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诸贤雪冤。只恨谬误的说法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就把正确的放在一边,元代的那些粗陋儒者,将这此采入正史,于是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以至于让稷、契这些贤人与共工同欢,将夷、齐指责为盗跖,公论没有了,人道也就差不多停止了。我难道是好辩吗?我是不得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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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新政之成绩
    第十五章新政之成绩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不能说是全都成功,这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的那样。即使这样,说它失败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施行起来不免有流弊,然而为当时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曾在《上五事札子》中说:
    陛下即位五年了,改革的制度成百上千,而且这些重新改写、重新立法的制度中,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又是多么多呀。在这么多的制度中,最大的、见效最晚的、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五项法令:一是和戎法,二是青苗法,三是免役法,四是保甲法,五是市易法。如今青唐、洮河一带,幅员三千多里,二十多万戎羌边族前来献地归附,成为我朝臣民,可以说和戎法已经见效。以前的贫困百姓,都到豪强之家去借贷,遭受盘剥,现在的贫困百姓,都来官府借贷,官府只收很低的利息,解救了百姓的困乏,可见青苗法已推行见效。只有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的利害。选用合适的人去推行这三法,就会有大利,选用的人不合适,就会有大害;慢慢地谋划这三法,就会有大利,如果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古《传》上说:“没听说过做事不效法古代,却能流传百世的。”像这三项法令,就可以说是效法古代。要先知道古代的法令,然后再去推行,否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利害。免役法出自周朝的府、史、胥、徒,也就是《王制》上所说的“一般百姓在官府服役”这一条。全国的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贵贱不一,现在一旦改变,使各家各户平均如一,人人均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劳役,使那些长年在外服役的农民回到他们的田地上。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那么划分的五个等级必不公平。因而募役也一定不均衡。保甲法开始于三代的丘甲制,管仲在齐国推行过,子产在郑国推行过,商鞅在秦朝推行过,仲长统也在汉朝建议过,不是今日才有的标新立异之法。天下的百姓,如同野鸭大雁一般散居四方,无所限制,已经几千几百年了,现在一旦改变,使他们实行五家一任、十家一连,邻里相接,互相监督,察奸显仁,养兵于民,以备急用,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就会骚扰、惊动百姓,使民心动摇。市易法开始于周代的司市制和汉代的平准制。如今朝廷用百万缗的钱币来平衡物价的高低,借贷给百姓使其通商,而且国家还能在年终收入几万缗的利息。但我深深地知道现在货币、财物还不太多,还不够流通,就怕有邀功请赏之人,想在短时间内就见成效,那么这条法令就会被毁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用人得当且慢慢谋划,就会有大利;如果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如果免役法推行成功了,就不会耽误农时,而且民力平均;如果保甲法推行成功了,那么贼寇动乱就会平息,国家的势力和力量就会加强;如果市易法推行成功了,那么就会钱币、财物流通,国家富饶。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有实施政策的人,政策就能实施,没有这样的人,政策也就废止了。”概括起来都是这样,哪里会只这三件事呢?而王安石只举出这三件事来说,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弄手脚,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而王安石在新法的初创阶段将要就绪的时候,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是看到了神宗当时实施新法时不免有些心急,用人也太滥的问题吗?看他的论职馆札子,说陛下即位以来所提拔使用的人中有许多是有小才而没有什么品行的,就知道他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和戎、青苗两件事,是他所认为已有成效的。和戎的事,其功绩天下都能看到,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好,然而从事理的发展趋势上来想,它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是不是开始施行的那些年很得人心,因此它才见效多而弊病少呢?还是王安石的聪明还有被蒙蔽的地方,没有来得及查清楚呢?即使这样,像当时反对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诋毁说他的这一政策只有弊而没有利,又大概是不可能的。后来元祐年间要废除它,论说它不能废除的人反而很多,这就可以看出了。免役法革除了数千年的苛政,为中国的历史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改革刚开始,虽然一部分人不免略感苦痛,然而有不利的是那些有钱的人家和原来有特权的人,其余的百姓,没有不得到好处的。可以说是纯粹有利而绝对没有害的。保甲法体大思精,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其警察的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它的成效可以说是明白可见。它寓兵于农的作用,则是因为当时募兵没有全被废,常备兵和后备兵的区分还不明确,它稍有扰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为了使衰落的宋振作起来,就不能不这样。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虽然不能说不好,然而万不能施行在专制政治的国家中,万不可以施行于以自名人轶事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奉行者虽有合适的人,也怕以国家的力量达到兼并的效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奉行者,那将为官吏们大开取利的方便之门,而使百姓的生计一天天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概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而当时最不见成效的,也没有超过这个的。
    当时阻挠新法的人,没有不说因新法的缘故致使百姓困顿不堪而无处控诉的,这些记载在史籍中的话,是难以数清的。然而考察之前的历史,凡是施行虐害人民的政策的,没有几个不是自身招致变乱或灭亡的,秦始皇、隋炀帝这些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本来也托言于周官而多次变革,然而他所施行的,没有一个是效法先王的用意,而自开始也没有利民的用心,因而怨言有很多,没有几年就海内大乱了。后代评说王安石的,甚至把他比做王莽。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利国利民为前提,是不能和王莽同日而语的,这本来就不用分辩;而那些做学问不求根本,只得到皮毛的人,有人看不到这些,为什么不取他们的结果来比较呢?假使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是害民,则百姓在呻吟困苦没有活路的时候,势必会铤而走险,王安石即使有再大的专制力,怎么能禁止呢?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号称太平,而经常有变故发生,还年年不绝,乡邑中的搅扰剽掠,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就已经把那些强悍的百姓,都招到了军队中,而国内还不能保证安定的秩序。只有到了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一切都变革了,而又因为行保甲的原因,不禁止百姓带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如果政府的措施果然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么一人振臂呼喊,万众响应,这样酿成大乱是很容易的,而不但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草寇,也比以前减少了,而亲爱和睦,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力,读当时诸贤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见的。王安石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有《后元丰行》一首: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
    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开鼓。
    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又有《歌元丰》绝句五首: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鳟。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追咏开元全盛时的诗中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王安石的这几首诗,气象仿佛很相似。如果不是太平之治,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象?这时新政已经施行十余年,而王安石也已经退出政位。而比较司马光描写的宋英宗时民间的景象,说百姓不敢多种一桑,不敢多买一牛,不敢存两年的粮食,不敢藏十匹的帛,这两种情况距离是何等的远啊。前后不过二十年,而为什么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景象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最害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还有最利民的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生产的发展吗?而保甲法已经施行,盗贼都停息,因此外门不关的盛世,自然也就到来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中说:(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写在元丰年间)
    我想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施行新法的当初,抱有偏见,以至于有同异的论说。虽说用意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而所说的有错误,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现在皇上的品德日见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顾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见,更觉得有疏漏。如果改变自己的志向来求进取,本来不能这样做;如果还吵嚷不休,那么忧患会更深。您此行是来表示知错静退的意愿,只以衰老旧臣的心意,想见一见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苏轼是过去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书,被视为诋毁新法的圣经贤传,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的定论却是这样,深深感叹于皇上的品德更新和革新取得的成就。那么熙宁、元丰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地方?而元祐时这些贤人叫嚷不停,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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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国史氏说:我读西方的历史而感叹公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对于国家的好处,是那样伟大。我读国史到宋、明两朝,而感叹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那些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论他们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寻求禄位,而以辞去禄位为目的的也有,他们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问题,然而无论从哪种问题出发,而最终都要牵连到政治上来。他们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结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会兴风作浪,前面有一个对着影子叫的,后面就有跟着声音叫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了,国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顾,这种风气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成于王安石执政之时,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罢政之后,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停止。分析它的性质,那么当时新法被阻挠和破坏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实际上是吕诲,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现在录下吕诲的上疏来分辨一番:
    臣认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诈似乎是诚实,只是要看用他的时机对不对。如少正卯这样的才能,说谎话而坚持是事实,行为怪诞,不接受劝告,自己的错误,却把它粉饰为好事,记忆力强,学问也渊博,但所知皆丑陋,如果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代的卢杞,天下称他为奸邪,唐德宗却不知,最终成为大患。所以说了解人难,尧舜都受过害。陛下才即位时,起用王安石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不久召为学士,官吏们都欢庆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等他坐到高位,众人就议论不允许,放在秤上,谁也不能以轻重来欺骗。古人说“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说话的”,说的正是这个。我看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朴,内中藏有巧诈,对上傲慢,阴险残忍,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略说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实事,希望皇上从被蒙蔽中醒悟。这里有一句诬陷,万死不避。王安石过去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当,予以驳回,御史台稍一发文催促,谢恩的话倨傲不恭。之后到仁宗皇帝时,不久王安石丁忧,这事就算罢了。王安石丁忧丧服满,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来,整个英宗朝不做官。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应来朝廷一见,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礼节。等被任命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因为对他自己方便,才从命,慢上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迁转,就不停地躲避不从,在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时被授予翰林学士,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他为什么前面那么怠慢,而后面那么恭敬呢?见利忘义,难道是他的心思吗?好名想高升,这是他的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执经在皇上面前,是为皇上述说,并不是传道。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于是坐着讲说,使皇上的万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摆出师长的架子,真是不识上下的礼仪,君臣的名分,何况他本应该明白道德而辅助别人的呢?只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而已,这是他的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事情无论大小,与同列大臣商议,有时因奏对,自己单独去见皇上,多次求得御批,自己下发,以阻塞同列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他的第四件事。王安石在纠察司,驳回别人的理由多数不合情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常怀有怨愤。昨许遵误断谋杀一案,极力为他主张,妻子谋杀丈夫,审问后意欲为这种罪减刑,挟持感情而损坏法令,用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决定事情,只听到相勾结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徇私报怨,这是他的第五件事。王安石初入翰林,没有听说他举荐过一个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赞赏他弟弟王安国的才能。朝廷给他状元的待遇,王安石还说太薄。主试官判卷时不给王安国优,就被中伤。小恩惠必答谢,一点点私仇也要报复。等他执政,才半年,恃势弄权,无所不至。从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听从,依附他的人出卖自己希图仕进,奔走于他的门下,惟恐落后。他个人的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现在已经很多了。怙势弄权,这是他的第六件事。他做宰相没几天,官职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还妄言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是王安石报怨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做的。他的用意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以惊动朝廷,而现在执政的同列都依顺他,重臣们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专威害政,这是他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对,总是放肆强辩。曾经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刑名,导致喧哗,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唐介是忠诚刚直的人,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风,不幸愤懑,发病而死。从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辱同僚,这是他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要效法唐尧,与九族亲善,奉养亲人关心兄弟,以影响天下风俗。而小人章辟光提出建议要使岐王迁居到外地,这是离间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诛的。皇上有旨意送到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坚决抗拒不服从,还进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离间,于是真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结朋为奸的事已经很明确,这是他的第九件事。现在国家经费方面的会计事务,都在三司,王安石执政,与知枢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条例,军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权力的轻重就可以知道了。又举荐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虽然名为商榷财利,其实是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利处,先见到了它的害处,这是他的第十件事。我所举的这些猥琐之事,污浊了皇上的耳目,确实害怕皇上欣赏他的才辩,长久倚重亲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势力,那么贤者就会离去,败乱由此而生。我推究王安石的作为,本来没有长远打算,只是务求改革,与人不同。只是修饰自己的言辞,掩饰过失,蒙蔽皇上欺瞒下面,我很担忧,误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还要和众人商议。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情不和,只有澄清才行,不应当搅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没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诚而言,不考虑横祸,是希望感动皇上,望能判别真伪;况且陛下刚毅果断,对隐藏的一切都有察觉,应当和贤士们的说法相质对,就知道我所说是否中肯。然而诋毁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孤立危险的情况下,我写下这些,是因为职分所在,不说心里难安。回复奏章,请回避怨敌。
    吕诲是什么人?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议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所著濮议,对于他的语言、状貌、心术,都刻画无余。欧阳修所说扬君之恶以显示自己的善,还不足,何况是以恶名诬陷君子而获取虚名呢?当时的言官们,大都这样认为,而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就按他所弹劾王安石的话来辩解:吕诲一开始就把卢杞比为王安石,然后才说所疏的十件事,很有点不得已才这样说的意思,而第一件举的是争鹌鹑这一案。当时王安石所判是否得当,现在全案在史书上查不到,已经无法考证。即使所判不当,也是法官解释法文的错误。法文已经很详细了,况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经六七年了,这难道还不能过去吗?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说王安石养望名声,实际上是怀有营谋官职之心,这本是一件事,而强分为二,目的是要凑够十件事的数目,已经是很可笑。按他所弹劾的,来看一下事实,考证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丧服满,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两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辞谢赴京的三个状,都收在他集中,只是说抱病日久,经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凭官府驱使,还乞求了一个分司官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居住,以便休养调理,三个状的意思一样,何尝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说他慢上无礼,吕诲不许人得病吗?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还有辞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的状在他的集中,因为病还没有痊愈,何尝有不屑于事英宗而只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为贫而做官,不认为小官卑贱,所谓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实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游往来的书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说对皇上了。在此之前辞去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证。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学士,从此不再辞谢,是因为没有必要再推辞了。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来也没有推辞。知制造与翰林学士,相差有多少?这里说他先前怠慢,而后恭敬,见利忘义,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为王安石坐讲,而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从汉代到唐代,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而范质因为是周的旧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为成例。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们开始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隶自居,而忘记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效法古代,是确实合于道理。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主博取声名,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臣子了。考证叶梦得《石林燕语》,说熙宁初传讲官建议恢复坐而讲道,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宇夫都赞同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认为讲读官应该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学习,申公等人的建议就被搁置了。主讲的并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只王安石一个被弹劾呢?况且那事情已经搁置,为什么还要说他罪不可逃呢?之后的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讲书,极力请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的给事中顾临认为不行,程颐之后就给皇上和太后上书,说顾临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余字之多。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王安石是要挟君王以取声名,那么程颐难道不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程颐经筵讲读疏,说是豫养君德,而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原来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不得不为程颐隐讳吗?况且从此后讲学的人,也没有人再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避程颐的讳,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吗?宋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第四件事是说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从新法施行,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有恶而无美,有错误而没有正确,如果说把美名都揽到自己身上,不知这时有什么美可以揽的,吕诲能说出王安石揽得的美名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还有什么过失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的,吕诲也能指出具体的事吗?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狱案,是从许遵开始议,王安石主持的。即使其中不免有过失,根据他这过错就知道他仁慈,而却说王安石徇私报怨。试问案中的人,哪一个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况且这事是很琐碎的,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证王家人登上进士榜的,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庆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从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共有七位进士,那么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这算什么事,难道必须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的兄弟,在当世都有声名,而王安国与王安石齐名。之前有吴孝宗《上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想荐举他的人很多。而嘉祐五年,欧阳修有《送平甫下第》诗中有:“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为侍从官。”则王安国之贤德是可以知道的了。熙宁元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所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还因此被诬呢?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先一年成为进士,否则又将为吕诲的弹劾奏章增加一条资料了!第七件事说王安石专权,真如他所说,似乎有可谈论的地方,然而从宋史中考证,说当时中书授予官职的文书,数日决定下来,皇帝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专”来说他。第八件事说唐介被气死的事,考证《宋史》唐介传,说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胜愤怒,背上长疽而死,年六十岁。而吕诲说曾与唐介争论刑名,而又是为阿芸的事来说的。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经和文彦博因为灯笼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论,以至遭到放逐,而没有死;而死于争论有关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如果确实是这样,则可以说是轻如鸿毛了。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为罪状,那谁能没有罪呢?第九件事说章辟光请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专制的国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导致国家变乱的,史上不断出现,因此后世诸王分封,必定使诸王到外地去,以为与其离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离得远一些而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热的了。熙宁初,著作佐郎章辟光请求使他们迁居到外地,这与阴邪小人私下的离间是不同的。神宗想加罪给章辟光,爱自己的亲人理当如此,王安石独自违背众人的看法,不想给章辟光加重罪,关键他是作为大臣为国家所谋划;况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多次请求到外地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之前二王每天都来问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宣仁太后的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的友爱,会有什么嫌疑?然而仍然这样,是宣仁皇后以礼来对待二王的。元祐初年,才赐颢亲贤坊与弟对门住,并且下制说:“先皇帝忠实于兄弟的友情,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格遵守朝廷的礼制,以义约束恩,才听从他们的请求,出居于外宅,使有孔子远其子的用意。二圣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由此来说,章辟光的请求,符合同归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他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开始议论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则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为政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号称为贤者的都在,当初的用心,难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法,还没有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没有一试,而吕诲凭什么就见到他是误天下苍生的人呢?考证《宋史》吕诲传中说:章辟光上奏说岐王应迁居外宅,皇太后怒,皇帝下令治章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说无罪,吕诲请求将章辟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狱吏,没有被允许,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吕诲实际上是因为争章辟光的事没有达到目的,激于意气,而不惜以很严重的言辞来诬告王安石,与之前因争濮仪不随己意,激于意气而不惜去诬告韩琦、欧阳修的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大对待他们,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说他爱好直率却不知礼数,如果严格要求他们,必得像尧帝所说,他的谗巧之说断绝了君子之行,震惊了我们。史书上说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参文,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问:“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评论他呢?”从这里可见当时的贤士大夫,没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为人的,诋毁到王安石私德的,只有吕诲一个人罢了。这与蒋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能为他申明这一点,我因此不怕费笔墨,辩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辩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论,再加上自己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说:章辟光的这一奏章,本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引导,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加罪给我,我就不放过这两个人。据此来说,则王安石和吕惠卿实际是这一案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扬言于外,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不难根据情况指出实情,而他在弹劾时为什么不说呢?难道是吕诲对王安石有所爱吗?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人,根据吕诲的话而增加的内容,而史书上还采用了,以至于和原来的奏疏全然对不上,这也是一项欺骗啊。
    现在将当时因争议新法而辞去官职的,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发还他的奏章,吕诲于是请求离开,出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宁,皇帝不听。范纯仁极力请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转为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马上施行,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愤怒,贬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接连弹劾王安石,贬刘述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称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力求离开,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论青苗意见不被听从,上疏请辞去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异十四)史书上称王安石痛骂韩琦、富弼,说富弼罪恶滔天,又说依附韩琦是欧阳修的罪,又说他的儿子王雱说将韩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种种诬陷之词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然而从《临川集》中看,恰恰与之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说道:“你辅佐我的祖父,功劳施于当时,身有善德,始终如一。忠良贤德,体恤国家,实在应该留下。如果国家有大的疑难,或许要求助于你”等等。(后略)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中说:“你以公师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责任重大,郡臣都无法相比。虽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你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师元老,对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礼义之间,怎么会对你薄情。违背你的意愿,姑且就这样便利安适。”又有《贺韩魏公启》中说:“(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为当世的人臣之极,真是节操被当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为当代的表率。您掌握着朝廷的机密,揽有中枢的大权,毁誉之言多不胜数,平安和惊险往往在一念之间,因此天下的民众把您的被重用与否作为国家安危的表现。(中略)像您这样进退以仁义为标准,行动时机恰当,实在是太完美了。我长久地承受您的庇护和收留。我身为近臣,想达到人臣的节义;世道正逢大好的机会,我心中怀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与高大无缘,不敢忘记旧时的有德之人。(后略)”由此来看,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有不胜向往的诚意。而韩、富二人与王安石,虽然论新法不合,而私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始终没有改变。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确实是因为老病,未必是因为王安石专于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所说王安石用难听的话诽谤韩琦和富弼的说法,必定是欺骗,这是无疑的。
    同月,授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同月,参知政事赵汙恳求离位,出知杭州。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也没有被罢免和责斥。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说新法不便,各请求离官。贬程颢为京西路提刑,贬张戬知公安县;贬子韶知上元县,贬常通判滑州。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弹劾王安石,被贬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请求离去,留他不从,贬为知永兴军。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辞职。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称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罢官。到此,有了这诏书,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就把它贴在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给了小吏说:“民不愿这样做啊。”就很快离开了。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力评论新法,皇上不听。乞求外任,贬为杭州通判。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论保甲法不合,极力请求到外郡去,没有挽留成,贬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欧阳修因老病辞职。
    (考异十五)《纲目》中有: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既已经连连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辞去职位。在守青州时,上疏请求停止散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官到蔡州,这时他请求辞职的心思更为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些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离开了职位。蔡上翔辨析说:自宋代的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说:“王安石虽然已经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愿被别人知道,认为不是欧阳修不足以了解我。”这时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才第一次见王安石。从此书信往来都见之于奏章中的,相互称赞,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论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让发青苗钱,这些也只是论国家大事,希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而已,哪里曾斥责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吕诲等人那样过分的言辞呢?而世人传王安石做丞相后,曾痛骂欧阳修。考证欧阳修擅自不放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第二年春,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礼遇。”像欧阳修这样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参政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后又去献言阿谀,难道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吗?后来欧阳修去世,而王安石写文章祭奠他,对于欧阳修的做人和做文章,他在朝中的大节,他坎坷困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后对他的想念之情,全都显露出来。凭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施行新法如此果决,有什么需要畏忌欧阳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挤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骂为天下的恶人,而死后又把他誉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考证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议被吕诲、彭思永所攻击,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蒋之奇诋毁,从此极力请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死,那么在熙宁的四年中,欧阳修一天都没有在朝廷上待过,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之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些话,出自杨中立的《神宗日录辩》,这时污蔑之辞已经显而易见,后人以这作为王安石的罪过,而两人的全集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现在按蔡氏的文章,辨证已经很确凿,不用再增加了,欧阳修的离职,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在这里叙说,只是要辨析一下说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辞。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凡是杂史所写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话,又怎么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欧阳修的文,实在是中国数得着的文字,录入在本书第二十章,可参看。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贬杨绘知郑州,刘挚监衡州盐仓。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宁节度使任职。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开,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大旱是新法所导致,不久以擅自发马递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御史审查处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言官们,在下面起哄。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们中间,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说:“窃观天赐陛下聪明智慧,确实不难以复兴尧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时事是否适宜,敢以没有什么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谤,想以侍奉圣上的意志。自从参与政中以来,已经有一年了,没能有所作为,而内外勾结,合起来阻挠,一心要欺蒙百姓来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荡起,以至于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终不能获胜。”他危难困苦之情,百世之后读者仍将为他哀痛。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样坚韧不拔,那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说了;那些欣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任用小人而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吗?我将另外论述;而当时阻挠新政的人,难道不是世人所称为君子的吗?如程明道,如苏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为僚佐的。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从什么时候开始排挤他们的呢?而这些贤人动不动就以离职来争论新法,王安石能因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学施行自己的志愿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曾上疏请求罢政事,也因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来越深,任用他越来越专,皇帝这样,王安石怎么忍心相负呢?就鞠躬尽瘁,以求大业能够成功。那些贤人既然不肯苟同,发誓不与他同立于朝廷,也只有听从他们离开了。我们生在今天,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个方法得以两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当时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这些贤人们所指出过的。变法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不如当初所期望的,则也是因为奉行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的缘故。假使这些贤人们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帮助而防止过分的行动,怎么能看不到更显著的效果呢?而事实却是不问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击。明知攻击它并不能改变皇上的志向,就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离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有的身为地方官,不允许州县奉行朝廷的法令。这些人既然都是大户,被士庶们所瞭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们这里来,以鼓动天下的耳目,使人民无所适从,比如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终也无法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的,是谁的罪过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谁的罪过呢?即使这样,王安石对待异己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那些元老,都自己请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对那些小臣,也不过降职或补缺,没有一人被彻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没有了。这中间只有郑侠一人,被驱逐流放,还是王安石罢相回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那一年间的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六月罢相,在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宁八年正月间的事)。知道子产、商鞅是怎样对待贵族的吗?知道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陵是怎样对待言官们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论说王安石,说可惜他纯用儒术,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说评论得很确切。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王安石行申、商之术,用严峻的法律来束缚百僚,这与当时的情形怎么那么相反呢?王安石对士大夫们是以礼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为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为千古的模范,而元祐间的那些贤人们对待熙宁、元丰间的大臣又是怎样的呢?我论说到这里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前略)熙宁的新政,君主以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坚决主持于上;臣子如对待尧舜的心意对待君主,在下极力拥护;关键是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大臣们如果能推究它本来的心意来议论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来救助它的过失,推广来以探究未明的大义,减少或增加,以矫正那种要胜过对方的偏激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寻求贤才以施行新法,对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条令才下,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是新法。言官们借此来获取敢言的名声,公卿们借此来博得体恤民情的声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讨论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而当时下面还没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为变乱的发端,远处也没有二虏的来使,因新法而说出不敬的言语,而这些大臣们,自己先开始相互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河水那样来势凶猛,如狂人怀着必胜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认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吗?新创立的法令,都诋毁为恶的,果真都是恶的吗?还有在他们议论时,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己办借贷的便利,而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农民赋税之外,应当不再有事,衙前这些职位也不用募民来做,而却极力诋毁雇役法。苏东坡曾说不取灵武,就无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的强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又如他说已经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说雇役不可罢之类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事相类似,自己去做就认为是对的,王安石去做就认为是错的,如河北弓箭社,实际上与保甲法相表里,苏东坡请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约,并加以照顾,而单单深恨保甲法就是这类。(中略)像这样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论,也没有周到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辈的议论,而主张新法更为坚定,施行更为有力。一时的议论,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记史的官吏,后世那些写书记事的人,又都务求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进行诋毁,甚至有的分离开文义,单独拿出几句话来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击新法,是因为攻击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产、商鞅这几个人,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凭他们谋略周密详尽,果敢坚忍,才能在他们的国中得以施展才华。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统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鱼水,而却这样的不顺利,是因为时势不同了,而遭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里,这时有才智的人,众人必定归向他,这就是管仲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宽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厚的,真宗、仁宗以下,这种风气更为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做宽厚,把因循当做老成,又有的高谈雅望,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以求取功名。而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养在厩里的马,即使有时饲料不足也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给他们整理和擦拭,必然会用蹄子踢,用嘴来咬。在这时想立刻改变原来的轨道而施行新法,他们惊骇和诽谤就没有什么疑惑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贾谊年少美才,以疏远大臣的身份,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周勃、灌婴这些人,虽想害他,也没有那么去做。是因为贾谊未曾有执政的机会,而汉文帝只以对待众人一样来对待他。现在王安石的声誉倾一世之高,既然已经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骤然富贵,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看做圣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议峰起时,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担起天下人的怨恨,极力与反对者相抗而不顾,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略)
    章氏的这番议论,讲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挠的缘故,可以说是洞见其中的症结。他说到南人骤贵,嫉妒者众,尤其说到点子上。唉!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广阔的胸怀,如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哪里会顾得上下面有鹓雏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败,竟然是因为这啊。庄子说:“中原的人,在礼义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涂。”又说:“人心比山川还险,了解它比了解天意还难。”王安石只是糊涂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谓的小人就会失败,遇到世上所谓的君子也失败。如果论说王安石的缺点,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这样,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会随波起伏,众人找不出他的错误,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一时间会得到别人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传于后世的美好名声,而又怎么肯因为国家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安乐和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悔呢。唉!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的很多,而糊涂的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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