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白话版,王安石传白话文在线阅读_梁启超

第十七章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第十七章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而且放逐神宗朝的旧臣,这里记录这事情的大概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
    十一月,废方田法。
    十二月,废市易法。
    同月,废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青苗法。
    三月,废免役法。
    四月,废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绾、李定到滁州,放逐吕惠卿到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到新州。
    以上不过举出那些大的事情,其他不复一一举出。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事,没有一项不废除的;对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罢免的。范纯仁曾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当慢慢研究一下再说,不然的话,可能伤害百姓。希望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就有可能被逢迎者乘机迎合。差役法也许不好改回来,可以在一路先施行一下,来看一下效果。”司马光不听,坚持得更坚决。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啊。如果想取媚于你而得到容悦,比原来去迎合王安石以达到富贵又怎么样呢?”(见《宋史》范纯仁传)过去司马光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贤能却刚愎。司马光的贤能,我不知他比王安石怎么样,如果说刚愎,不是更加相像并严重吗?从此新法就全完了。
    新法应当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再多说。而根据俗史记载,则说元祐初年,整个形势是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周边国家都震动,我没有空来分辨这些。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说明一下。陈汝锜在《司马光论》中说:
    靖康之祸,评论的人都认为祸端在王安石,我认为祸端是从司马光开始的。并不是司马光祸乱了靖康,而是司马光引起了靖康的祸乱。新法不是随便的尝试,每一个新法确立,皇帝和丞相,反复商议,如家人朋友一般,成年成月地辨析,才开始颁布成为法令。而神宗又不是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知道民间忧乐的人,根据利而计算害,从开始推究到结束,法还没有在国内颁布,能否施行在心中已经很明白了。因此虽然凭太后的尊位,岐王的威德,上面从执政官,下到守门人,都苦口相劝,也不能使神宗停止。虽说施行的过程中奉行过了头,有利也有害,实际和声名不一致,但关键是新法是在旧的基础上来图新,改变弊端而成就美好,使在下不伤害百姓,对上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坏人没有可乘之机,这样报复的祸患就不会来临。为什么这样自以为是,将前面的都违反呢?原来太后等人争取却不能从神宗那里得到的,现在范纯仁、苏东坡等人争取也不能从司马光那里得到。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守法,先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骨未寒,而这些法已经破坏完了。这是以臣胜君,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中就废除了。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贤于神宗,而过去的良法,现在都已经成了不良的措施,也太蛮横了吧!孔子是怎样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的呢?现在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好的百世也不能变,而像王安石建立对天下有害的,改变它就要如同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般。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政策都由王安石来做主,听任臣子牵着鼻子走,而说是王安石所建立的?王安石离开相位居于金陵八年,新法和原来一样施行。王安石所建的法,使神宗终身坚守,为什么不和手实等法一样都报废呢?而且元祐时所铲除和改变的法律无一遗漏,他所说的百世不可变在哪里呢?我怕先帝有灵,一天也不得瞑目。又说:太皇太后是以母亲更改儿子的东西,不是儿子更改父亲的东西。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告知宗庙并颁布于天下臣民的,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将先帝的政策搁置起来,因此吕后就可以灭刘,武后可以篡夺了唐的天下而为周。大臣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君王放在眼里,因此徐纥、郑俨、李神轨这些人相互勾结而势倾中外也,这些先例都可借鉴吗?况且元祐初年,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不是婴儿皇帝了,朝廷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宣仁太后,而皇帝无法参与。即使皇上提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仪呢?苏子容感到这事危险,每次都对这些老臣们说不要太找麻烦,皇上是任人怪罪的吗?而哲宗也说只有苏颂知道君臣之礼。大概哲宗藏在心中的愤怒,已经在绍圣亲政之前就已经有了,而小人们报怨,也不等章惇、蔡京执政了。为什么会这样?做臣子的力求胜过皇帝才算是忠,难道儿子不力求继承父亲就是孝吗?皇上表现出自己的用意,下面就会有异常表现:首先的表现是章惇,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闲日子;再就是蔡京,为妖为孽,假借绍述的名义而满足私欲,宋代的事也就无法挽回了。这些罪过中司马光又应当有一部分吗?孔子说:“讲话一定要考虑讲话的影响,而行为就要考察它的效果。不顾影响,不顾效果,就等于把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上天。”就是说上天如果降福给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上天可以被希冀吗?难道上天让神宗死是降福于宋吗?那么太甲颠覆典刑,就是上天降福给商;汉惠帝和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划一而清静,就是上天不降福于汉了。
    王夫之《宋论》中说:
    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后的,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共六年。绍圣改元之后,提拔小人,恢复苛政,成为天下的祸患,不再说了。元祐的政策,也难以再理清了。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元祐而实际上是效仿他;那么元祐年间的所作所为,是改正熙丰而未尝不效仿它,况且是引导绍圣使他们效仿。唉!宋能不变乱而危亡还能支撑多久啊!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君王,怎么能够将朝廷作为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样必然会有事发生。事是国事,它的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它最大的用途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确定政策和刑狱;它的急迫是边疆的稳定,它施行于民,百姓劳作多时使他们得到休养,百姓闲时教化他们,有天灾拯救他们,有暴吏要惩治,用实际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定;选择士人,要培养他们恬静的心,用他们上升之气,从底层把他们提拔上来,用君子的实际来劝导他们。不单单是绍圣时,就是元祐时的这些人,能有几人做得到呢?能卓然提出独到见解,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并能告诉皇上的,刘器之上书谏寻觅乳媪,而因为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不要因为署废而停止,范淳夫劝皇上好学。这些之外,都与已死的王安石争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能用于实政措施的。所提拔使用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人,只要是熙宁、元丰间被贬的人,急急忙忙极力起用,难道新出现的这些士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大任吗?百年培养出的栋梁之材,为他们伸展被放逐到边地的郁闷之气,这样就可以不辜负上天吗?他们要体恤民情,王安石的新法就必须要改变。许多年间怎么会没有水旱?而不去拯救。四海之大怎么会没有冤民?而慰问不到。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难道就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名人轶事官污吏?而没有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之外,难道没有行为端好的官吏吗?而提拔不迅速。西部边境又发生了紧急事件,没有听说派一个将领去阻挡外族的侵犯和凌辱;每年给契丹的岁币多次增加,没有听到谁想出谋略而杜绝它的欺侮的。如果都这样宋怎么还会有天下呢?只不过成了元祐这些人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天下罢了。马、吕两人,也不是没有忧国的诚心,但除了粗硬之气外,再也没有什么了。蜷曲在边远的地方,希望将来大展宏图的大臣们,在峦烟瘴雨中掸着尘土,舒缓自得的样子,在外的不知道还有个有志没有施展的帝王,在内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朝廷上不知道有不昌明的法令,在野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外面不知道有觊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山的强敌,一切都寄托在人家不来骚扰上,众人都来奉二公为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议论。而且二公耳背眼花,以为只有废除这些法令,赶走这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重新施行老的政策,才是国家百姓巩固稳定的办法,其他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唉!这难道足以告慰皇上对国家的托付,不愧对皇天和先祖,安慰四海的孤独者,折服西北狡猾的入侵者,而做到了大臣的职守吗?我如果有君子正直的品德,奸邪小人自然不能偷窥;我如果能根据事实来制订政事,那么欺骗就无法得逞;我如果能小心地挑选有能力的将领,来保卫家园,那些求功生事的说法自然停息;我若真能去除中饱私囊的弊端,同时使财物丰富,那么聚敛害民的想法自然会消失;我若真能用醇静的风气来教育士人,在难以仕进的人中提拔人才,为国家储备百年的人才,则奸佞之人的觊觎自然会收敛,而善良的人自然会加强修养。而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夜以继日,如同找丢失的孩子。提拔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时所罢职的;罢免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间所升职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年间所革除的;革除一种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间的这些人,处在仁宗、英宗的时代,他们将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做不成,就这样悠然乐哉地直到老吗?没有见到他们有什么理,仅是气而已。气一动就不可停止,于是吕、范在官府之中生出不协调,雒、蜀、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在官署中生出不协调,还怎么说元祐时还有君王、宋还有国家呢?绍圣时的那些奸人,驾大车,沿康庄大道登上高位,没有人能驾驭他们。反对他们的人,也向他们学习。因此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没有一天无祸乱,没有一天无危亡之地,不只是绍圣不是这样。在这时,契丹的君臣们,也昏淫不能自保;西夏元昊的子孙们,也偷安在那里不足成为祸患。如果不是这样,靖康那样的祸端,就不用等到来日了。而契丹衰败,夏人弱小,正是汉宣帝北击匈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时机,而却集中了全国的精神,来争论一彼一此的短长,而不能自振。唉!难道只是宋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此开始了。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而求他们的实际作为,没有一个是有心之人。如果能够明白得失的道理,怎么能与愚昧的百姓,一起来庆祝呢?
    (按)王船山此文中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句,已经不能考证了。王安石当国时,没有放逐过一人,据前面表中所列,已经非常明白。即使是王安石辞相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过有贬大臣到偏远之地的事,因此元祐时放逐蔡确到新州,而范淳夫说这条路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这话可以证实。
    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元丰末年,王安石被罢免了丞相之职,神宗相继死去,对王安石的议论既已平息,事情也就安定下来,元祐年间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变,沿袭的时间长了,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谁说没有继承的好处呢?要是非要追究旧怨,必会将熙宁、元丰间所施行的法令全部废除。王安石以猛药先进行了救治,司马光又用猛药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来,于是使国家政策多次改变,民心多次扰乱。回想当时提出新法不可废除的,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写史的人不遗余力地排挤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罢了。并不是这样,哲宗不是汉献帝、晋惠帝可比的,为什么杨畏一说,章惇就当了丞相呢?章惇一上台,他的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就将新法全都废除了,悲哀啊!开始的时候是群臣为了对付皇帝而结为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最后这些君子和小人都各自结为对立的派别而求取胜出,造成相互决裂,耗费时日,耽误政事。等到立了新君,还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如此而不产生祸患,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初对神宗说过,晋武帝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为子孙的长远而打算,当时在位,也只是苟且偷安,放弃礼仪,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一带沦于外族之手二百多年。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当前更合适的了,过了这个时候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靖康年间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经预料到了。因而他苦心经营,不怕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诽谤和议论,每件事都亲自去做,这是像周公旦那样,天还没有下雨,就把房屋加固遮盖好的做法。而古今议论此事的人,竟然将靖康之祸的原因都归于王安石,这不是相当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刑罚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俗没有停止吗?
    陈氏、章氏本来是平常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话不免和我有同病,阿其所好。如王氏诋毁王安石,大概与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他论元祐之政也是如此。那些把宣宗、仁宗当做尧、舜而把马、吕当做皋陶、菱(古代贤臣)的,都可以省去了。况且元祐这些人中可议的,还不止这些。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中说:(原书没有见到,据蔡氏《荆公年谱》中的引文)
    元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尊他们的。绍圣时所定的,只有三十二人。到蔡元长当政时,凡是背叛自己的都被写进去,已经到二百零九人。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嫉恶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范淳父上疏说应该整治首领,胁从不治。范忠宣叹息着对同列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了。”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果如忠宣所说,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到祸乱,悲哀啊!
    章、蔡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深恶痛绝。他们所作的恶不用再说了,怎么知道这造孽的肇始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后世的推尊他们为贤人的那些人。如果不是《玉照新志》偶然为他们记述,那么朝堂上张榜的四十人的事,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籍榜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籍碑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刻碑颁布到天下,是崇宁间(公元1102年~1106年)的事。在绍圣(公元1094年~1097年)时,也不过张一下榜而已。(《宋史·李清臣传》说:章惇既已经放逐了诸臣并记下吕公著、文彦博以下三十人的名字,将要都放逐到外地。有志行清白的人说:改变先帝的法度不能说没有错,然而都是几朝的元老,如果听章惇的话,必然会使众人惊骇。皇帝说,这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吗?于是把朝堂上的榜文揭下来,其他的人不再过问)由此来看,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吕、梁、刘这些人,而章、蔡只不过是跟着学的,他们反而可以从轻论罪。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籍碑是万世唾骂的材料,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籍榜则没有人提及,哪里有幸与不幸呢?也不过是史家赋予幸与不幸罢了。
    蔡确被贬,言官们仍评论不休。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容,执政者应该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两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文彦博要贬蔡确到岭峤,范纯仁听说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乾兴以下,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我们这些人开辟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就不敢再说。过了六天,竟然把蔡确放逐到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也就是岭峤)。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力求宽厚,不能因语言文字这些事,因为暧名人轶事昧不明的话语就诛杀和放逐大臣。现在的举动将被来人效法,这样的事不能开头啊。”太后不听。蔡确于是死在放逐之地。唉!用这事来对比王安石执政时是怎样对待异已者的如何呢?而王安石蒙受苛刻严厉的名声,元祐的这些贤人们,评论者仍追究他们除恶不尽,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在靖康初,说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酝酿的。这话一说出,证据就纷纷出来了,把熙宁作为祸败靖康的开始,把王安石作为煽动蔡京的前辈,这诬陷太过分了。现在史籍都在,凡是蔡京所逢迎的,溺于虚无,大兴土木,对下盘剥百姓,对上游乐无度,害国害民的不是一件事,而这中间哪一项是熙宁时的政策;凡蔡京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结的人,如内侍中的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则如冲勔父子,执政者如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惹是生非的不是一个人,哪一个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卞馆是王安石的外甥,而蔡京没有因为卞馆的缘故而受到王安石的知遇并在熙宁和元丰年间当权,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而使人认为有今日的祸患是因为王安石呢?推为尊者送到宗庙中受祭祀,只是借此欺骗皇上盗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幸,或许还可以掩盖他不肖之心。篡夺汉天下的人,未尝不借口于舜和禹的事;制作符命把子婴玩弄在股掌之中的,未尝不用周公摄政的故事来解释;怎么可以说三让登坛,因为谦让的品德而产生祸端,而到南面成为皇帝后,就又教给了后世因为称假皇帝而成为真皇帝的谋略呢?”
    这话说的真是痛快。曾私下议论它,绍圣年间章惇做事,还很是有意地继承了王安石,还不至于加祸于宋朝;成为宋的祸害的,只有蔡京。而蔡京成为显要,为他举荐导引的是谁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司马光想废募役法,重新施行差役法,同僚们都很为难,蔡京五天就把事做完了,司马光赏识他的才能,于是加以委任。如果按举荐连坐的法律,那么司马光难道没有不得推卸的责任吗?司马光也是贤者,我不敢学史家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的伎俩,把蔡京使宋蒙受的祸乱归罪于司马光,可怎么会想到那些善于骂人的怪兽,会把这归罪于和蔡京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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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第十八章荆公之用人及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自古至今之人评说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毁为小人的,就不用再说了,就是把他奉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当做他的错误。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吗?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记述的,没有一个不是小人的吗?让我们去除成见,公平地去细察一番。
    我曾极力强调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这样。王安石曾说:“洪水的祸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是擅长治理水患的。所以说即使违命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由此推断,即使说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在他被罢官回家之后,也曾说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晓别人,给自己造成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较多、情谊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牵累,自己很是后悔,这也是事实,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小人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则要看用他的人。凭一个纯粹的君子来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小人,是因为他有机巧和变诈。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备的机巧和变诈能与小人相匹敌,甚至要超过他们,纵然他们使尽浑身的伎俩,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这样才可以去用小人。像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陵就是这样的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文忠也是也是这样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这样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安石是纯粹的君子,是不会玩弄权术的君子的缘故。
    即使这样,说王安石是专门好用小人也不对;说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王安石给宋神宗上的《论馆职札子》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因当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许多人有点小才而没有大义。这些人得志,就会败坏风俗。想要改变这个弊端,就是要亲近忠良之人罢了。”王安石这样去规劝君主,难道他自己不会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宋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天下的人只见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为首要标准,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风俗因此而败坏,那样将后患无穷。陛下应当考虑国家大事的轻重缓急。”(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传里没有记载这些话,华氏的《续能鉴》中,在熙宁二年三月中有记载,见于《宋史》的什么地方,没有来得及细查)这些举荐贤良远离小人的话是这样诚恳和迫切,所以与其说是王安石好用小人,还不如说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虽然矫正了他而又没有全矫正过来。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后世称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只是有些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实施,就没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认为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王安石既然锐意改革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愿意推行新法的,虽然想一直用他们却又不能,从道理上讲这事肯定是这样。而因此说王安石没有使用君子的心愿,从中看不出来。如果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后来的史家,就不再管这人平时的品行如何,就是支持新法这一项,就已经被指责为罪大恶极,还不单单是这样,又往往虚构一些事实,非要让他背上恶名才罢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常与他较熟悉一些的,也没有一个幸免的。像这样,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会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只是这些人一经王安石的提拔,马上就会被史家加以修饰处理,即使是君子也变成小人了!我不敢说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只是说即使有小人,那他们的缺点也不像记载的那样严重。就像王安石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经过史家的加工刻画,都使后来的读者觉得他活生生是王衍、卢杞这样的人,那么其他行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给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毁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像韩琦这样被指责为与宦官相互勾结,像欧阳修也被指责盗淫甥女,况且整个朝廷对他怒目相向,说他是希望得到并极力巩固恩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修饰自己,欺蒙圣上,当时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哪里还有是非之心,而他们所说的话又可信吗?孙固在朝廷上争论几句,与当时舆论稍有违抗,就被指责为奸邪,那么千百年来,指责王安石所使用的人为奸邪的,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孙固的呢?我并不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来辩解,但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下面就把可考证的一些人一一列出来。
    陈升之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一文。大概他还在做小官时,王安石就希望能给他以重任,等制条例司刚刚设立的时候,就把他调过来与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丞相,是王安石推举的毫无疑问。陈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经手的有一百多宗事,可以说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辈,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的缘故,被写史的人称为狡猾多变,善于附会而贪图富贵的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断的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宁三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做同平章事。到神宗年末,一直担任丞相一职。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荐的,他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宋史》在他的本传中对他执政前的事多是赞美表扬之辞,写他执政后则多是指责他的缺点和错误。平心而论,他算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王安石才设置制置条例司时,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一职。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条例司才设立的时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个。程颢实际上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在王安石传和程颢传中,并不记载他做条例司官这件事,因为被王安石所赏识成为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很避讳提及这事。
    刘彝条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之前他本是一个县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来的。史书上说他因为不配合新政而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择管水利的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长而委派他专门做一件事罢了。因为他无关紧要的缘故,《宋史》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贬词,还很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史书上说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扰民,然而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出财物,综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誉和实际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后来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异就可以知道了。他的父亲因为谦让而闻名,而户秉还没有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望。他曾说林木如果不培植,根株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节一样。蒋堂赏味他的这番话,推断他将来必定成为大器。王安石因为看了他的《壁间诗》,赏识他的静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卢秉后来戍守边关,多次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神宗亲下诏书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这事,也以义为由不让他回来。后来卢革病重,才得以回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出。由此看来,卢秉的名誉和节操,确实是非常可观的,不辜负王安石的期望。而《宋史》却说他迎合曲从世俗的爱好,父子的为人相差很远。卢革从来没有说过他儿子品行不好,并且还以大义来要求他,不准许他退休回家,而写史的人不准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什么原因?只不过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缘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个人。《宋史》都没有为他们作传,事迹也无从考证。从程颢、刘彝、卢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不错的人。(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都是当世被称为贤者的人,不知是根据什么书说的,有待考证。)
    吕公著吕公著后来和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认为他是大贤,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官,实际上是王安石所举荐的。史家怕玷污吕公著,就在吕公著的传中讳而不谈此事,而在他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说:“王安石知政事,恨吕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对他说要用他的弟弟来做御史中丞来逼迫他。”大概是想用这来增加王安石的罪状。却忘了这是吕公著所避讳的,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看,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么能推荐弟弟,用了弟弟又怎么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荐吕公著,是明显而没有疑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用小人的人,将怎么来解释这些呢?
    韩绛韩绛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代替陈升之管辖条例司,不久就做了参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后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当时人称“传法沙门”,也因此在《宋史》他的传中被特别地丑化和诋毁。考查一下神宗才继位的时候,韩琦就推荐说韩绛不辅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说他才德的优良,不只是王安石知道。他早年断案廉明,抚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绩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做谏官时多次谈到宫廷中长久积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庆州羌族叛乱,他一举平定,可见他擅长军事谋略。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多次打压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够不屈服于时俗吗?”一些官吏阻止皇帝的恩泽惠及百姓,韩绛坚决反对。曾对宋英宗说自己身犯众怒怕有人告状,英宗说:“我还没有继位的时候,就多次听说当官的把国家大事送人情。你所坚持的是对的,为什么要害怕谗言呢?”他这种刚正的气节,是历朝所不多见的。他曾说过,要想富国,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个请求改变差役法,他是当政者中特别懂得大体的人。他还多次推荐司马光,一点都没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使人敬佩。(以上都是根据《宋史》中他的本传讲的)由此看来,王安石推举韩绛来接自己的班,可以说选人得当。凭着韩绛的贤能,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守住新法不变更,那么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出的。而《宋史》中他的传,只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后,就附加给他种种诋毁的言辞,不顾及传的前半篇相矛盾,我从这里就看出来《宋史》是不可信的。
    韩宗师是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书上称赞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举荐的,官至参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记他。他生平的政绩非常好,《宋史》他的传中对他不能加以诬蔑和诋毁,只在最后说:“绛到哪里都会留下好名声,只是他没有独立的操守和仪法规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当时的舆论对他很看不起。”在传后的评论中说:“王安石当政,一时间士大夫中向来有些名声的,都改变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处都是这样。元绛所经历的官职,都有很好的政绩,他也逢迎王安石,见识小啊。”如果是这样,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百千种美德,都要被一个“谄”字所抹杀,成为没有独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成为小人吗?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贤明,而最后加了两句说:“韩绛因为和王安石是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当政,因此好的议论就少了。”和这个传是同一个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价值就可以看出来了!
    吕惠卿《宋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的传中。吕惠卿肯定不是君子,这就不用说了。王安石了解吕惠卿,实际上是欧阳修介绍的,介绍他的书信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有。嘉祐六年欧阳修还有一篇《举惠卿充职札子》,文中说:“吕惠卿有才学有见识,聪明而机敏,尤其能晓文艺,喜欢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文雅之士。”欧阳修向来以识别人才著名,他所荐举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称赞吕惠卿“饬躬”、“端雅”,则这个人恐怕不只是才学优异而已。据《宋史》他的传记中所记载他的罪状,大半是有关他奉行新法的。可是我以为这不但不能称为他的罪状,还可看做他的功绩。他的传中还记载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军来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来防备。等敌人到来后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夺而野外什么都没有,想要求战可守将们都按兵不动,想绕到南边又怕腹背受敌,停了两天就退回去了。据此可以说他不单有政治才能,还有军事才能(在他的传中写了他治军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惠卿是否真是一个奸邪之臣,应当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这一件事来决定。据元祐初苏辙弹劾他的文章,说他与王安石势力相互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启王安石的书信等等。后来的史家,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丞相的事。现在考证元丰三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中说:(吕惠卿来信中称特进相公,王安石是在这一年刚被授以特进的,所以知道这事应当是在这一年或之后)
    与您同心,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政见,都是因为国事,哪里有其他的呢?同朝众多的人中,您单单帮助我,我对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别人议论您,我并没有参与。那么您为什么要怨恨我呢?我只是办事方便而趋赴时风,我不知道那些议论。根据实际情形来说,您是这样的明白。您的来信很明白,看后感觉到非常失意。往日我所做的,确实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今天对您来说,还有什么旧恶要挂念呢?(下略)(按:吕惠卿来信中有一句:“自己检查自己感到很浅薄,也没有琐事的嫌疑。您是这样的高明,为什么要记我的那些旧恶呢?”王安石因此给他回的信。)
    由此来看,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最后分道扬镳,确实是事实,而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公事呢,还是私怨呢?还不能知道。根据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应该是公事,从史书中来考证,也有可以考证到的地方。王安石刚被罢免后,吕惠卿接任,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重新担任丞相后就把这些都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搅乱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就是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这是由于他学识不足造成的罢了,还是可以原谅的。而吕惠卿自己说“反思自己很浅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还是王安石大度,不与他计较呢?我私下以为吕惠卿当时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挠新法执行的人,想办法惩治他们,而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看一下王安石被罢免后的数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郑侠的事,这可以看出了。也因为这个,阻挠者恨吕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厉害。又因为他和王安石之间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评他的为人,说他猪狗不如。我以为吕惠卿确实不是什么品行才学优良的人,然而私下怀疑纣的错误,也不如他严重。
    (考异十六)《宋史》吕惠卿传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是变法的谋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吕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过是个傀儡。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所说的;如果真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时的诗文和上仁宗书就可以看出。《答吕吉甫书》中说:“整个朝廷中,只有你帮助我”,是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辅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安石和吕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辞都很粗俗。如果真像里面所写,那不只是吕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蔡上翔对此辨析得很全面,这里就不把这些烦琐的内容引用过来了。只看一下《答吕吉甫》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凭王安石的为人,怎么肯做出这些卑劣的事情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一封信就足够了;如果还是不信,则我再多说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与吕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传》中。我用他传中的文字来考证,看不出说他是奸臣的原因。当时的那些新法虽说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纲,而编成条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难新法的,曾布都一一为他们解释,《文献通考》中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那么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奥广博的论辩,肯定有非常过人之处。在他的传中记述他第一次被召见时,给神宗上疏,让神宗拿出真诚果断的行动来,让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违抗,新法不可欺侮,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之处。他对新法是很用力的,只有对吕嘉问办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弹劾了他,说相关的官员自己兼并土地,最终也因此而得罪了吕惠卿而被贬出做饶州知州。所说的和而不同,不是这样吗?司马光执政,下令增加和减少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这件事,法令很详细,都是我写的,现在让我自己来改换,从道义上说是不能做的。”他真是不会变通而又倔强。之后在崇宁年间因为得罪蔡京,蔡京诬陷他受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了他和他的儿子们,刑讯逼供诱使他说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因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缘故(以上所说根据的都是《宋史》曾布的传)。凭《宋史》对曾布诋毁得如此严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那么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不记载的,怎么能数得清。那些被指责为奸臣罪状的,不过绍圣年间、建中靖国年间,两次提倡绍述之论罢了。如果说这是“奸”,那么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列?我认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足以配得上。曾巩有这样一个弟弟,而王安石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像得到夔一样而满足了。王安石的冤情,数百年来为他昭雪的,尚且有数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万古长夜,我必须要把这些说出来!
    章惇也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一名。王安石才开始起用章惇的时候,他是编修三司条例官,之后让他去平定南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蛮族,避开湖南四府的地域。因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详细论说过这些。元丰三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不久因为他父亲冒占民田而被贬出知蔡州。元祐初年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数千言,司马光的政策施行后,章惇愤愤地与司马光在门前争辩,史书上称他的言语很混乱,大臣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章弹劾他,因而被罢免。元祐七、八年间,又多次被谏官所弹劾。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丞相,只以绍述所说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间所更改的法令都恢复了,大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狱,并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死后,皇太后商议要立的国君,章惇说:“按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各个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儿子。”章惇又说:“按大小则应当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够立他。”最后立了端王,这就是宋徽宗。被贬知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又贬到雷州,最后转到睦州时死去。章惇不肯用官爵暗地里照顾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做校书郎,其他三人都在州县里做官,最终也没有做大官的。《宋史》章惇的传中所讲大概就是这样。以此来看,足可以让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哲宗死后与太后争论要立的人,最终也因此被贬出以至于死去。即使他主张所立的简王和申王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像徽宗这样荒淫无道的国君,最终使宋灭亡,这是世世代代人们所共同看到了。怎么知道不是章惇平时观察他这个人不适合做国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足以加罪给章惇。如果认为绍述在熙丰年间为奸,那么也是以奸上加奸罢了。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太后这两件事。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惇做的也对;如果章惇做的不对,那么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来区分的。如果按私德来论,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章惇之所以要报复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残酷程度确实比元祐那些人更甚。即使这样,也要算一下元祐这些人是怎样报复熙丰年间的大臣的,他们的残酷程度也远远超过熙丰年间的人?以德报怨,确实是美好的,但这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么能用来要求章惇呢?再说元祐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品德还达不到这么高,况且是章惇呢?我认为章惇有才,只是赌气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考查,他确实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主持国事八年,始终没有派他大用,官职最大做到知制诰罢了。所推行的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严重地诋毁了他,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熊本熊本的功绩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也对他有微词,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边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战功,《宋史》对他们也都有微词。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自古以来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成功,这些也不足以当做王安石的错误。
    范子渊是王安石起用来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河渠志》中讲述他所建设的内容很详细。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史书上对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诋毁的,所以说范子渊“迎合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又说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陈迹已经湮没很久了,其中的是非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弹劾王安石,说薛向、陈绎、王安石等人颐指气使,与家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无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举薛向做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又荐举他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淮发运使,不久又荐举他做了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而薛向所到之处,政绩卓著,马政和漕运,经过他治理,大大地去除了长久积累下的弊端。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理财的功绩,可以与刘晏相当,就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个例子。只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多次举荐他的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说,也应当是王安石极为信任的人。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开封府(就像今天的顺天府,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职位)。《宋史》中他的传,寥寥几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是神宗评陈绎的话),当政必定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审理诉讼经常为人平反”三句话,之外则诋毁他的私人品德,说“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里”。又说:“他伪装成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颜回。”在传的最后说到:“陈绎迎合人来做事,本来就不值得说。闺门管理不严,丢尽了脸。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呢?”据此来推断,那么陈绎肯定是一个操守严正,办事聪敏的人,古代的好官,政绩可观的很多,史书上都去除了,只说他“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凭什么说他是伪装的。他儿子和儿媳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因此而指责他“丢尽了人,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自古至今有这样评说人的方法吗?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重要的是,凡是经由王安石举荐的人,善良的也会被认定为盗贼,这是全部《宋史》一贯的宗旨。
    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绾确实是一个反复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许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个了,所以王安石虽举荐了他,之后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弹劾自己举荐不当。王安石不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可以看出来了。而世人说王安石爱听谄媚之言,为什么他做的正相反呢?
    许将他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而熙宁初年被破格录用,不能不说是王安石提拔的他。欧阳修曾称赞他的文章风格像王沂公,被选中进士外任期满后,不经考试就任了馆职,与王安石一样,他对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王安石欣赏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在做流内铨的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和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让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前往,当面指责辽使萧禧,完成使命而返回。他在宴席上大获全胜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他做尚书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著成绩。在他知郓州时,百姓没有犯法的,老人们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军事策略很全面。等到对西夏用兵,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数,许将马上写好呈上去。第二天问那些权重的大臣们,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到绍圣初年扒司马光的墓,许将进谏制止。由此来看,许将的才能谋略,品德度量,都是很优异的,王安石执政时破格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对他的评论,只说他全力制止扒司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边,这样判断善恶公平吗?
    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润甫因王安石的举荐而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随即被提拔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他成为进士后,曾举荐贤良方士之士,召他应试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赏他的淡于名利呢?元丰年末,宋神宗命李宪征西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润甫进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贬去知抚州,他也是耿直的人。《宋史》评论他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润甫最早称赞绍述的谋略,虽有其他的长处,也不足以看了。”唉!这也和韩绛、元绛、陈绎这些人的传是同一个笔法。只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处也看不到了。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会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几乎是一个钻营、追求名利的人,王安石开始任他为制置条例司的属官,后提拔监察御史里行,然而马上被罢免,去知上元县。大概王安石自己感到自己错了。
    吴居厚吴居厚虽不是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却是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很出力,调查闲田并给了梅山猺。根据他的功劳,被授以大理丞的职位,后又补司农属。后又授以提举北常平仓,修改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称赞他精于心计,控制审查,收取盈余的利息钱数百万。又说他到莱芜和利国这两个地方的官属自己铸钱,一年得到十万缗。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治他的罪。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靠这得利,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做丞相。史书上称他在政的时间长,没有做过很大的恶事,一时的聚敛财物,被看做是他最大的污点。现在以《宋史》他的传中所指出的他的罪状来看,他查核闲田给了猺民,是很得招抚之道的;就他冶炼铸钱,使一国的金融界得利,国和民都得到实惠;他疏通河运,史书上也称赞他。这些都不足以说他“聚敛”。只有他每年收数百万的利息钱,是真的有损于百姓而有利于政府吗?还是因为他办事适当得法,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呢?现在我们无法去猜测。是功还是过,是不好说清的。然而写史的人这样的痛恨他,还说他“没有做过分的坏事”,那他的为人处事自尊自爱的程度就可以看出了。既然他能够自爱,又能够这样地理财,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名小吏提拔上来,也不算是过错了。
    张商英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学者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与薛向相比,不知道颜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斋是根据什么书说的。考证《宋史》中张商英的传,张商英因为当面说服了章惇而被章惇所敬重,回来后就把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这也是章惇的人不可及之处),因此而被召,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被贬出朝廷,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大用。他是否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人,不能够更深地考证。哲宗亲政,张商英上书严厉弹劾元祐时的大臣,因而当时的所谓士君子们,都非常恨他。徽宗崇宁初年,蔡京任丞相,张商英又弹劾蔡京身为丞相,专心于逢迎君王,蔡京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为相,说蔡京虽能恢复新法,只不过是借此来节制皇帝,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改革弊端,改当大钱为平泉货,恢复转般法,废除直达法,推行钞法以利于通商,遏制横征暴敛来使民力宽松,劝徽宗不奢侈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皇帝很是怕他。张商英没有辜负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孙觉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新法的争论而被罢官,史家很赏识他。而孙觉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孙觉为王安石写了诔文,其中对王安石极力称赞。
    李常王安石推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反对新法而离开,史书上多次称赞他。
    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执政后让他做学官,始终能尊敬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不怎么诋毁他,只有些婉转的批评。
    李定《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年少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师。拜见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因它而方便,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件事,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说:“我只是根据事实来说的,不知道京师不让说。”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而不穿丧服,皇帝下诏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东、淮、浙转运使查明情况,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候养老,并没有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也自己说确实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因而不敢服丧,而是因为侍养而离开的官位。不久改任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当让不孝的人在这里讲经;并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次。元丰初年,升李定为御史中丞,他弹劾苏轼,将苏轼抓入台狱。哲宗继位,他被贬到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自己家没有余财。得到让子孙任职的机会,他先让给他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才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因而公论对他都很痛恨,他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说李定为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大多借李定为题,议论纷纷,实际上是当时的一大公案。因而这里详细列出他本传中的内容而来分辨。传言李定是孙觉举荐的,孙觉字莘老,因学识品行闻名于当时,与王安石虽是旧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因为争论新法意见不合而离开官位,他这人应当是当时的贤人们所赞许的,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据传言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做官的机会也先要让给他哥哥的孩子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孝友之道的一项。李定友爱至此,而怎么会不孝呢?考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仇氏当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就是佛印,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了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仇氏已经嫁过三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是恩断义绝很久了。孔氏不为生母服丧,《礼记》中有记载,何况仇氏是李定的妾母呢?由此来追究,即使不为她服丧,也不为过。况且仇氏既然死于郜氏,那么李定所说的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而不服丧,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李定最终不忍不为母服丧,而托侍养之名离官回家,是行的心丧,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又怎么能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允许他为弃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能说不孝已经很明显了。就算是李定果真不孝,也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而人们都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地把奏章上了六七次,这是什么道理呢?人们之所以攻击李定,并不是因为李定不孝,是因为李定说青苗法便民罢了。而又不是攻李定,是攻王安石!是因为他不随着大家一起破坏新法,竟然不惜编造言辞来污蔑他的名节,实质上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名人轶事由才算罢休。这些谏官们,如果不用张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陵的方法,一一拉来用杖击打,就不能够警告那些猖狂的人。而后世的史家,都认为他们这是直谏,真令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争辩,只是看当时那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无赖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吕嘉问字望之,是协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他的传极其用力地诋毁他,而王安石有祭他母亲的祭文中说:“所生的才子,是我所叹服和赞誉的。秉公守法,再困难也不做违法之事。”王安石被罢官回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后,吕嘉问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他的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最后一段写道:“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由此来看,吕嘉问的为人必定有可观的地方。《宋史》的评论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常秩字夷甫,是有道之士,也是王安石的挚友。《宋史》因为他和王安石关系好,就丑化诋毁他。在他的传中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辞谢不应召,熙宁三年,下诏书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后就辞谢回家。皇帝说: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离开也行。就拜他为右正言。”又说:“当初常秩隐居不做官,世人都以为他肯定会隐退。后来王安石做丞相变法,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所下的法令,认为是正确的,一召就来了,在朝廷中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也没有什么建树,名望一天天地衰退,被当时人们所讥笑。常秩长于《春秋》,著有讲解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春秋》,就隐讳不再提他的学问了。”看他同一个传中前后距离数行之间,记载的内容竟如此矛盾,以前的史书是没有的。考查宋神宗在治平四年十月,诏常秩进朝,而常秩多次推辞,直至熙宁四年才进朝,他的传中前面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做丞相是在熙宁二年,常秩被召见,是在王安石做丞相的前两年。常秩到朝中是在王安石做丞相之后的两年,而且还是三次去聘请,以礼恭送,才勉强上了路,怎么能说“一召就来了”呢?怎么诬陷人到了这种程度?又是多么地不会诬陷人呢?刘敞《杂录》中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颖州人,开始不被人知,欧阳修守颖,让官吏比较郡中的户籍,更正每户的等级,常秩赀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廉洁贫穷,希望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因为他的礼让而感到奇怪,问他们,都说:常秀才孝悌且有德,不是庸碌的一般民众。欧阳修为改他的户籍等级请常秩相见,为他的为人而感到高兴,常秩从此闻名于外。”现在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给常秩写的诗和书牍有十余条。欧阳修比常秩大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希望能包着头巾,拄着杖和先生长者四处走走。”等他去世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碑,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人的贤德,而他们向往常秩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常秩的贤德就可想而知了。而史书上竟这样诋毁他,而且评论他说:“学问不为自己所用,而随世道而行,就像井上的桔槔,让它一天不动,也是不可能的。”唉!只因为他与王安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好的原因,而攻击他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想不在这肮脏的史上出名能行吗?至于说常秩避讳讲他的《春秋》之学,则我考查王安石并没有废《春秋》,那么常秩即使对王安石献媚,怎么又会避讳呢?这种诬蔑就用不着辨析了。(王安石没有废除《春秋》,在第二十章中另加讨论)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而且文章写得好,当时人称“曲辕先生”,曾经作《感山赋》七千字,欧阳修、韩琦都很看重他。刘沆推荐他为茂才异等,称病不应召。英宗时授予他国子监直讲,因母亲年老而辞去官职。年轻时与王安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情很好。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一篇《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之死而痛惜,说“世上了解王逢原的人再没有像我们两个人这样了”。王逢原安贫乐道,品德超世绝俗,和王安石正是同一种节操,而崔公度能被这两个人所赞许,则他的清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宋史》在他的传中说:“只知道取媚于王安石,白天晚上去拜访,就是王安石蹲在厕中他也要见。曾从后面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头看,崔公度笑着说:相公的带子脏了,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见到的人都笑,他也恬不知耻。”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王令字逢原,是王安石生平第一个敬畏的朋友。他是刘敞所说的:“处士有道者”三人中的一个。王安石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死之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志铭,称他为“天民”。《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在王直方的《诗话》中说:“王逢原被王安石所赏识,王安石执政后,一时间来依附的人,每天门外满满的,一个个恭维奉承有加,王逢原很厌烦这些,于是在他的大门上写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应该有知耻的人。可是来拜见的人却不见少。”看王安石所写的墓志铭,王逢原应该是死于嘉祐四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那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宋代的人对于王安石,污蔑的方法是没有一种不用到极点的,亲友没有一个幸免的。幸运的是《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了传,那么类似崔公度将《春秋》的学问藏起来,以及常秩在厕中擦拭衣带的事,就满纸都是了。
    这三个君子,常秩和崔公度虽然一度在朝中任职,未曾担任过重要的职位,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王令则是在新法施行时,他墓中的木头已经都弯了,而后来写书的人,竭尽全力地污蔑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我连史书中有关吕、章这些人的恶行,也不敢全都信了。并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因为那些史官们看不惯某个人就要累及他的亲友,所以不足为信了。
    王安石所用的人,不止于这些;他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的朋友,也不止于这些。就拿这四十人来说,其中贤才有一大半,品行不好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品行不好,他们的罪状还都是没有定论的。以王安石崇高的品德,不肯以品行不端来看待别人,偶尔被别人所出卖,也应该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逢迎,乐于谄媚,王安石肯这样做吗?凡是曾经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或者与王安石有亲缘关系的,或不肯随声附和诋毁新法的,即使是君子也必定被诬为小人,这样说来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只有一个被极其怨恨的罪魁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有远亲,熊本又曾经以奉行新法聪明机敏多才的原因举荐他(见《宋史》中他的传),而他曲意奉承、谋求仕进的本领,没有用到王安石身上,而反倒用到了司马光身上,那么王安石即使不善于了解人,也比司马光高出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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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荆公之家庭
    第十九章荆公之家庭
    王安石因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可以说是家庭的模范。王安石十七岁父亲去世,他侍奉祖母十年。他祖母是永安县谢氏,曾子王固为她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王安石的父亲都官公,名益,字损之,王安石有《先大夫述》,在他的集中。他母亲是仁寿县吴氏,儿子王固也为他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兄弟七人,王安礼、王安国《宋史》中都有传。王安石集中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王常甫是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而当官,俸禄用来养祖母、母亲和寡嫂,他的家境在他的集中记得很详细。他和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很多,他给王常甫、王平甫写的铭文都称他们最孝顺友爱。那么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王雱和王旁。王旁的事迹史书上没有传,只有王安石的集中有《题旁诗》一首,也可以证明他少年时便聪明出众。王雱字元泽,性情十分机敏,没有成年就已经著书数万字。十三岁时听到陕西的士兵说洮河的事,叹道:“他们是可以抚慰并收拢的,如果让西夏得到,那敌人强大了,边患就多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二十四岁,成进士,调任旌德尉,作策论二十多篇,极力论说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数万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因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绾和曾布荐举,皇上召见。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接受诏命注《书》、《诗》。不久提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推辞没有就任。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去世,年三十三岁。
    (考异十八)《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格险恶,凡是王安石所做不近人情的事,都是王雱所教。吕惠卿像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置条例司,开始时用程颢、伯淳为僚属,伯淳是位贤士。一日天很热,王安石与伯淳谈话,王雱头发蓬乱,光着脚,手拿女人的帽子出来。问王安石说:你们在说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止,与程君商议。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到:在市中将韩琦、富弼的头砍掉,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儿子你错了。伯淳说:正与参政谈论国事,子弟不能干预,姑且退下。王雱很不高兴地走了。伯淳从此和王安石不和。王雱死,王安石罢相,曾坐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戴枷如同重囚,王安石于是施舍他所住的牛山园宅给寺院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疮,很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烧了所谓的《日录》。侄子为王安石烧了其他的书来代替,王安石于是死了。还有的说是见到了。”(按《宋史》采用这事放入王雱的传中)李氏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中说:“《虞书》戒无根据的话,《周礼》中大司徒用乡八刑惩戒百姓,第七条是造言之刑,造言一定要受刑罚,是因为它胡说没有实情,足以混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就是在身后,也无穷无尽地蒙受诬陷。有幸的是这话出于浮薄的小人之口,听的人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不幸的是造谣的人把这错误附在有名望的士大夫身上,即使是贤人君子,也都快要信了,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不得洗清冤白,也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人开始好编小说,到宋元更是盛行,钱氏私下编的志,魏泰的笔录,贤德的君主和臣子,动不动就遭到诬蔑,到《碧云焚椒录》,里面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言乱语到了极点。似乎可信的,没有超过《邵氏闻见录》的了。而现在来看,它说的东西也没有根据,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言乱语失去真实,和钱、魏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邵氏所写的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记王元泽论新政这件事。在父亲面前,还有贤者在座,还敢蓬乱着头发,光着脚,拿着女人的帽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言乱语,要斩韩、富,容貌和言语,狂妄而丑恶到这种地步。使后世的天下人读了,恨王元泽同时恨王安石。因此我曾想,王元泽是贤者的身份,早年就已经通经学,著书立说,不等成年已经有数万字,难道是没有知识的人吗?今年在消暑的余暇,偶然翻阅,大略考证一番时间,才知道《闻见录》是无端造谣,根本是没有影儿的事。考证可知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参知政事,四月才施行新法,八月,任命伯淳为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伯淳就因为议论不合而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元泽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第二年戊申,也就是熙宁元年。到熙宁二年,王元泽已经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做官。在伯淳和王安石论新政的时候,王元泽并没能在京城中。直到熙宁四年,召王元泽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才入京,这时伯淳已经在外任职一年了,怎么能像邵氏所写的,和伯淳一起议政呢?邵氏想形容王元泽的丑陋和恶劣,就诬陷他蓬首光足;想说他蓬首光足,就把时间安排在盛暑。不知道伯淳自从八月任条例司官,到第二年五月就已经到了外地,从深秋到初夏,中间并没有盛暑的日子。伯淳比王元泽大九岁,大概是兄弟的辈分关系,而韩琦、富弼的年辈,都在王安石之前,论他们的德望,也不是伯淳能比的了的。邵氏说伯淳板着脸对王元泽说他们正在论国事,子弟不应当干预,暂且退下,而王雱就退下了。王雱敢说斩韩、富,单单被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父亲的属下训斥就避开,这是情理中说不过去的。邵氏还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载枷等等,这些鬼魅的说法尤其不足以辨析。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十王的,而现在邵氏的这种说法被编到正史之中,因此不能不分辨,无非是想让王雱蒙受恶名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风气的滋长,是人心风俗的大害。有人说《闻见录》大概是邵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死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所编,邵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不会作伪到这种程度。大概当时天下都在攻击王安石,邵博是不是想借此迎合世俗,博得别人的喜爱,也就不知道了。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说:“程伯淳与王安石论新法,而王雱大言要斩韩、富的头,穆堂李氏考证它的岁月,这时元泽并不在京,毫无疑问这是邵氏无端的造谣。然而穆堂只说编入正史,由于邵氏这一记载,而不知朱熹在《程氏外书·名臣言行录》中也采用了,于是写史的人既然认为程朱大贤是可信的,就使王雱千年的奇冤,不能再得清白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都以行道济时为目的,他所施行的青苗法,最早见于做鄞县县令时,这时王雱才四岁。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第二年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都以慎选人才,变更法度为主旨,这是熙宁新法的最早起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进士,出外为旌德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才入京,这时新法已经分别施行,与王雱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如韩魏公、欧阳修、司马光、刘贡父这些人的上书,也只说新法不便,不曾提到王安石凡事不近人情的事。首先选取王安石十件不能忍受的事是吕诲,而也不曾谈到他的儿子王雱。也就是从熙宁、元丰到元祐、绍圣数十年中,攻击和维护新法的,尤其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间狠如仇人,也只是吕惠卿和章惇这些人,而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雱的。王雱很早就有了病,熙宁七年,就有王安石的《谢赐男雱药物表》,九年而王雱死,是不是由于背发疽而不可知,而后人纷纷说与鬼相关的事,这难道是讲学的君子们该做的吗?
    现在按李、蔡二人所辩,真如同是将热水泼在雪上,以刀断麻,令人感到痛快,我不必再称赞他们什么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丑化王雱的还有很多,从这个来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就不再说了,因此不再广泛引用和分辨而浪费笔墨了。还是如蔡氏所考证的,北宋这些人从来没有攻击到王雱的,为什么南渡以后,忽然王雱成为了众矢之的?依我的考证,这大概起于学术之争。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攻击王安石,只攻击他的新法,不曾攻击到他的学术。后来洛、蜀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其后波及王安石。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吕这些人都是帮助施行新法的人,因此要攻王安石的政术,就必须要攻击章、吕。王雱是帮助王安石著经义的人,因此要攻击王安石的学术,就必然攻击王雱,这也是自然的事,不足为怪。而悍然冒犯《周官》造谣的刑罚,这是肆无忌惮的小人所做的事,没有想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封吴国夫人,工文学,曾有小词,约亲戚游西池中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被传诵一时。
    王安石的妹妹是张奎的妻子,封长安县君,尤其因诗出名,佳句很多。她写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语平生。”王安石对她友爱很深,到老还常常亲自去迎接她回家省亲。
    王安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二女儿嫁给蔡元度卞。蓬莱县君也工于文学,有诗这样写:“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王安石和了一首寄给她:“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后来王安石又寄给她一首绝句云:“梦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王安石还有《寄吴氏女子》一首: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可愿怀,孰知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邱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辎。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坰。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王安石为她解愁,不但文章绝美,而慈孝的性情,也跃然纸上。其中“授汝季”,就是蔡氏女。王安石也有《寄蔡氏女子》两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现在考证传中所谓“奸状”,大都暧名人轶事昧不明,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惇也在他的权术中。章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而蔡卞的心思难以琢磨。”又说:“中伤好人,都秘密上疏。”像这些都是莫须有的。又说他一心认为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正确,专心托继承来的东西,上欺天子,下威胁同僚。这就是《宋史》中说他的所谓“奸”,难道能强迫后世天下把这些当成奸吗?之后蔡卞因为蔡京引荐童贯,当面责问他。蔡京极力在皇上面前诋毁蔡卞,最后蔡卞因此离开官职。他们是盗跖和柳下惠,同气异趣。像元度这样的,他也不玷污王安石。
    王安石居家廉俭,奉行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改变过,散见于他集中的诗文中,可以清晰分明地看到。《续建康志》中说:“王安石第二次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在白下门外建宅第,离城七里,离蒋山也七里。平日乘一驴跟着几个僮子到寺院去游玩,要入城就乘一小船从湖沟过去,大概没有乘过马和坐过轿。所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仅能遮蔽风雨。又没有院墙,看起来像旅店。有人劝他建院墙他不听。元丰末年(公元1085年),王安石有了病,上奏舍这个宅子给寺院,赐名“报宁”。随即病就好了,租了城中的一个屋子住,不再建宅子。当地的父老说:“现在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县治所后面废了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所租的房子。”刘元城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说王安石行为非同一般,志向坚定,超越富贵之外,没有任何利益能使他改变,从小到老始终如一。唉!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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