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_在线阅读_苑书义

第二章“抚用客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破坏了清朝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同地上世界接触。清王朝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从对抗走问结合,一个主张“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一个声称“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1862年初,中外反动派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把血腥的屠刀一齐指向太平天国。就在这个关节眼儿上,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同年3月李鸿章在安庆“潜师暗渡”之前,曾致书沈葆桢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界画。”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及其所持的赞许态度。
    前面曾经提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应“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李鸿章虽然遵循“师训”把练兵学战作为“性命根本”,但是对于洋务却并未置之“后图”。他初到上海,深感“孤危”。他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和“沪中宫民向恃洋人为安危”的现实,意识到只有顺应买办官绅之“人心”、结好“洋人”,才能摆脱“孤危”处境,成就绞杀造反农民之“大事”。这不仅关于他个人的前程,而且也关乎清廷的命运,因而他始终把“洋务”放在重要地位。
    李鸿章发觉在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者”,而上海洋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自己倘若奉命负责上海洋务,实难应付裕如。他恳请曾国藩出面“主持其事”,说“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巨陰持其柄也。”当时清朝官绅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买办官绅“媚夷”和顽固官绅“抗夷”之分。李鸿章认为,除总理衙门“似趋柔和”外,“沪道媚夷,失之过弱;汉道抗夷,失之过刚”,而正确的政策则应是“调济于刚柔之间”。所谓“刚”系指抗争性,“柔”系指妥协性。李鸿章对待洋人虽有抗争性,但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曾国藩指示李鸿章:(一)“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主张把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儒家道德规范扩展至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二)与洋人交往应坚持“先疏后亲”的原则.李鸿章虽然对前者始终谨遵不渝,但对后者却有些陽奉陰违。他致函其师表白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他设法“亲近”的,首先是当时上海的真正统治者英法驻军司令和驻沪领事。他与之经常拄还,不时“会商事件,无不择善而从”,因而建立起“深相友爱”的关系。李鸿章得意地说: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
    李鸿章“亲近”洋人,意在“借师助剿”。他在致友人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洋人既要“会防”上海,又“坚执会剿之说”。当时上海道吴煦与会防局官绅曲从洋人意旨,“陰主中外合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曾国藩的态度略有不同,认为:“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他指示李鸿章:“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李鸿章既不敢抗拒洋人和买办官绅,又不敢违逆师训,于是便调和于两者之间。他致函曾国藩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䜣、文祥等“以会剿腹地为是,独吾师不谓然。”他认为“与宫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而他个人也“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经过仔细斟酌,“拟两全和好之法”,即令会防局官绅将薛公各营挑去二三千人,随同洋兵操练驻扎,专供会剿会防差使,仍由抚藩礼调”,华尔常胜军亦归并之。而他自己“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会剿”应限于上海百里以内,但洋人如果硬要深入“腹地”亦无不可:
    “英人又见贼势日穷,不待求助而欲助攻苏州,若拒其所请,既非和好相待之谊,若任其所之,必有太阿倒持之忧。
    “如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当然,他允许洋兵助攻苏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抱怨说:“何必倾英法沪上之师以来争此功,喧客夺主,实觉无谓。”其实,英法并无“会剿”苏州的打算,它们此举的目的只在于挟制淮军而已。
    打算,它们此举的目的只在于挟制淮军而已。参加“会剿”的除从薛焕各营挑选者外,还有李鸿章所带淮军。
    1862年5月淮军程学启等部就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会攻奉贤、南桥镇。此后不久,在英军开往嘉定之前,李鸿章曾应邀赴英国领事馆,会晤英国海陆军司令,“商议如何布置对太平军的战争”,最后双方签署一项《会议录》,规定李鸿章“应调遣三千军队进驻南桥”,并准备三千军队由英国军官加以训练。“任何一方调动军队,必须通知另一方。”“双方必须互相供给关于太平军行动的消息”等。同年10月,淮军会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侵占嘉定。李鸿章向“清廷报功说:“查嘉城为苏沪门户,我与贼所必争。英国提督何伯与臣再四会商,谋定后动,中外将士同心辑睦,分路进攻,崇朝而下坚城,其神速尤不易得。”
    李鸿章在“亲近”洋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格外倚重常胜军。)常胜军是买办宫绅吴煦、杨坊勾结美国流氓华尔建立的。李鸿章初到上海,华尔拒不参见。李鸿章自我解嘲地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薙发,并未至敝处一渴,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利过节那?”及至见过华尔之后,他虽讥之为“蠢然一物”,但却决定“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拥有4000余众,“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因而“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
    李鸿章看到华尔“固是壮士战将,然用之之人其心乃不可测。”吴煦、杨坊“挟华自重,欲其取功名以震耀中外,以形宫军之短。”为了剥夺吴、杨兵权、置常胜军于自己节制之下,李鸿章不能不“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形式上虽属“华夷两商自行经理”性质,但其背后却站着英、法等列强。他认为“该军与洋人是一是二”,华尔与何伯等“谊同胶漆”,华尔势力“能倾服上海洋人”。“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他“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因而“以全神笼络”之。
    事实证明,李鸿章“全神笼络”华尔,并没有落空。华尔不仅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而且以其独特身份起着密切英、法列强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作用,这是李鸿章能够得到英、法各国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当然,李鸿章在“全神笼络”华尔的过程中,也逐渐看出常胜军的某些弊端:一曰“日益骄蹇”。常胜军“人数过重,扩悍难制,其带兵弁目百数十人,皆系外国人”,中国官员难以铃制。一曰“费银甚钜”。吴煦、杨坊等企图依靠常胜军对抗太平军,所以在“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等方面,对常胜军格外优待,比清军多至数涪,“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人,并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月需饷银七八万两”。有鉴于此,李鸿章深感常胜军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对于他个人的地位和清朝的统治都有可能招来危险。因此,他“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不过,发难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62年9月华尔毙命,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统帅。翌年1月白齐文殴打杨坊、劫夺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宫”的罪名,将白齐文革职,同时又借口“不能实力铃制,办理不善”,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他以白齐文事件为契机,着手整顿常胜军。他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国和英国各派妥员会同接管,并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是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经过多次辩论听取得的成果。士迪佛立原拟条约13款,李鸿章复加勘正,增为16款,于1863年:月14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兵权归属问题。
    士迪佛立企图独揽,李鸿章执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清方提出“所荐兵宫须与华副将相同,概受中国节制,并受中国官职,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经过“切实争闹”,双方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清方放弃英国管带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士迪佛立要求“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清方反对,最后协议:“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主意。”
    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李鸿章表示此条“亦断难行,彼此知会则可”。最后协议:“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不必拘定。”
    兵额问题。
    英国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其用,自不殆…言。士迪佛立声言“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他说这个军队“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的地方实际所必需的。”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危切身利益,又害伯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大钜,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常胜军“裁汰老弱”,拒绝对士迪佛立作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议:“常胜军以三千为室,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军费问题。
    当时军费拮据,吴煦认为“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养夷。”李鸿章却另有打算:一方面他想借用常胜军镇压太平军,“眼前多糟蹋银钱”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因感到“孤立无援,不能不陆续添募求自强之术”,“添募愈多,需饷愈钜”。为了扩充实力以求“自强”,李鸿章自然希望减少常胜军的饷银,增加淮军的收入。因此,他在同士迪佛立谈判中,坚持要求裁汰常胜军为3000人,减定长夫额数口粮,删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种种浮滥之款,以“稍节饷需”。士迪佛立开始拒绝,后来只好妥协。
    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十分激烈。李鸿章的目的无非是想“渐收兵权”、“稍节饷需”。通过《统带常胜军协议》,李鸿章把常胜军的饷银从7.8万两减至4万余两,并且取得了对常胜军的“节制调遣”权。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统带常胜军协议》标志着常胜军从“华夷两商目行经理”一变而成为中、英两国政府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协议是由清朝巡抚和英国陆军司令签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朝派出正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常胜军从“私营”转化为“公营”,说穿了就是英国抛弃“中文”的伪装、公开协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和清朝统治者捐弃前嫌、公然推行“借师助剿”政策的产物。士迪佛立和李鸿章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是常胜军从“私营”到“公营”的助产婆。
    当时,在如何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营垒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宫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于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与士迪佛立之间的“住复辩论”和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根据《统带常胜军协议》,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说:“戈登接手似较讲理,其应敌亦较奋迅,如能由我操纵,即月糜四五万金,犹为有辞。”他既要借助戈登常胜军镇压太平军,又要防止其危害自身特权。但后来事实证明,李鸿章实难“操纵”常胜军。
    1862年春总理衙门奕䜣等在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代理总税务司赫德的怂恿和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决定委派返回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买船炮建立舰队。李泰国秉承英国政府陰谋控制中国海军的意旨,买定兵船6艘、探报船和趸船各1艘,聘请英国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在英国召募官兵600名,并擅自代表中国与阿思本订立“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的合同13条。总署看穿了李泰国独揽中国兵权和利权的野心,断然拒绝这个非法合同,并与之重新议定《火轮师船章程》,规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听督抚节制调遣,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总署还同李泰国达成了阿思本舰队协助湘军攻陷南京后的财物分赃协定。这个章程和协议有损中国的主权并侵害了湘淮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强烈反对。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的冲突,起初是由李泰国逼索银两引起的。1863年5月李泰国自英抵沪,要求李鸿章由海关提银12万两支付船炮欠款和官兵川资,被李鸿章严辞拒绝。时在李幕的陈锦目睹了李鸿章与李泰国争论的情景,他事后追忆道:
    太国亦至,请益船价,帅(李鸿章)以无款,坚辞再三。大国怒形于色,直谓此款当索之恭王。帅益厉声言,无款终奈我何,且重兵十万,攻克上江,从未有劳外助。若因此挟制,激怒军情,我两人不免勒兵交战也。太国乃拂衣去,帅不为礼。李泰国碰了钉子,怏怏离去。李鸿章随即致函总署薛焕,表示“此项兵船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建议“立法定章之始,似须坚陰约束,杜渐防微,免其在外饶舌”。7月李鸿章看到《火轮师船章程》后,极为不满,致函曾国藩,斥责总署有意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并献策说:“中国百余万金己付东流,但能见机退回,似亦幸事。”8月李鸿章写信给总署奕诉等,剀切陈词,声称南京业已被湘军包围,“可毋庸外国兵船会剿”,反对英国人抢夺战功而“擅大利,市大名”,并明确地指出“外国人性情揽权嗜利,不约而同”,总署试图通过设汉总统、令督抚调度、派人上船学习驾驶等方式以分李泰国、阿思本之权,虽然“名綦正矣,义极严矣”,但却阻力重重,难以实现。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鸿章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手。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实陈之。
    总署奕诉等对于李鸿章发自肺腑的呼喊,并不以为然,蛮横地说:
    来书论及此事共有三难,崇论阂议,令人钦佩。但本处犹望阁下知其难而制之,不愿阁下畏其难而听之。现在轮船奏明归曾帅及阁下节制调遣,应如何设法黔制,收回在我之权,惟望阁下与曾帅图之也。总署坚持原议,让李鸿章“知其难而制之”,但李鸿章却表示“事势处此,毫无把握,徬徨莫释。”他函告总署奕祈等说,清廷任命的汉总统蔡国样鉴于“虚拥会带之名,毫无下手之处”,业已从上海返回安徽,蔡某所召募的数百名中国舵勇,曾国藩“已饬令遣散”。他质问道“此事未知作何究竟?”在此之前,曾国藩也写信给总署奕诉等,公然主张不要介意“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将阿思本舰队遣散了事,或者将该兵船“分赏”各国,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拆其虚骄之气。
    总署与李泰国议定的“章程”,不仅受到湘淮军首脑们的抵制,而且遭到阿思本和李泰国的破坏。9月阿恩本到达北京,与李泰国沆瀣一气,在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否定“章程”,要求拨照原汀13条合同办理,否则就遣散弃兵。总署奕诉等左右为难,经与普鲁斯反复磋商,终于决定遣散阿思本所募弁兵,将船舰驶回英国变卖,价款归还中国。总计清政府为购买和遣散这些船舰共费银160万两左右,变卖船舰后收回的款项只有51万两,清政府在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而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新式海军的野心也未得逞。李鸿章闻讯,欣喜异常,致函曾国藩说这是“近来第一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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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用沪平吴”
    李鸿章虽然深受曾国藩的熏陶,但其“用兵方略”却有超越的独到之处。
    李鸿章抵沪后,就因淮军驻地问题同曾国藩发生争执。曾国藩在致吴某信中说:“少荃驻军之地,奏明本在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府城,今先至沪上,俟沪事稍有头绪,再行移驻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或往来镇沪,轮住两处”。他指示李鸿章移驻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诏旨亦屡以为言”。他公开所持之理由,一是“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而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则为“苏省最要之地”,进兵形胜之区,驻之上可以会剿南京,下可以规复苏常;二是上海“业已借助洋人,一时犹可搘注。”若用官兵保守,非二万劲旅不可,但如此“多而强”的清军是“不宜置此无用之地”的。当然,他还有一个秘而下宣的理由,这就是他对湘淮军不无亲疏厚薄之分,力图把上海饷地置于湘军而不是淮军的控制之下。对于曾国藩的指示,李鸿章“心知不可,坚持不动”。他力主以上海为基地,“用沪平吴”。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区,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驻军“上海,既可拴制“饷源重地”,攫取关税厘捐以支撑其扑灭太平军的战争,又便于直接勾结外国势力。他不象曾氏那样,满足于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从英、法列强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首先体会到外援的巨大价值。当然,他有时也说些“洋人不可专恃,沪防心须自强”之类的话,这虽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还是为了胁迫清廷接受“用沪平吴”方略。其实,所谓“用沪平吴”方略,不仅丝毫无损于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强所希冀的。早在李鸿章淮军抵沪之前,何伯就断言:“这样一支增援部队,如能迅速得到,将有利于实现拯救上海,使这班讨厌的太平军不再逼进上海的计划”。
    淮军是根据上海官绅买办的乞求而组建,是依靠上海宫绅买办的资助而抵沪的。他认为“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乃上海士夫所请,不可背弃,以孤众望。”他深知上海官绅买办的向背关系着淮军的命运,而淮军的兴衰又决定着个人的宦海浮沉。
    李鸿章驻军上海,“用沪平吴”,确实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危害。
    淮军抵沪时,敌我双方军事斗争态势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湘军步步进逼天京,陈玉成被俘牺牲,太平军在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军在克复杭州、解除苏州南面的威胁之后,乘大胜余威进攻上海,清军、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节节败退。但是,为时不久,东线军事形势就急转直下,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5月底,湘军主力曾国荃部陆军、彭玉麟部水师进抵天京。6月中旬李鸿章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坚守苦战,连战皆捷,捕杀太平军3000余人,随后自上海进占泅径,李秀成部太平军不战而退,并放弃广富林等处,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解围。在这次战役中,李鸿章亲临前敌指挥。当有人以“公重臣当持重,不可亲冒锋镐”相劝时,他回答说:“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
    虹桥等战役之后,李鸿章陶醉于胜利之中,公然吹嘘淮军在上海“全局安危间不容发”之际,“奋勇击退巨寇,歼渠扫穴,肃清松沪各防”。据徐宗斡记载,经过虹桥等大战,原来被“笑指为乞丐”的淮军“军声彪起,西人相顾,皆以拇指示之。”这就促进了淮军同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的军事勾结,巩固了中外反动派在上海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堵塞了太平军夺取上海的通路。李鸿章依托上海执行其战略任务,内靠宫绅买办,外靠英、法列强,搜取上海关税厘捐以“抚用客将,改练洋槍,并自制开花炮弹”,攻打太平军,同时不断协济曾国藩兵饷和洋槍洋炮。
    由于上游湘军和下游淮军、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相互呼应,分进合击,以致迫使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
    8月,李秀成决定亲率大军回援夭京,并派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率劲旅留守苏杭,伺机规复上海。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所谓“袭忠贼之后而遥为金陵分其势”的战略方针,两眼盯着西线,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线胜败确信后,“再水陆进剿以惊扰之”,或“相机进攻以牵制之”。
    10月底,正当李秀成督军与曾国荃湘军在天京会战进入紧急阶段,李鸿章淮军勾结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侵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李鸿章函告曾国垄说:攻占嘉定后,“各营均移扎前路,声言进图昆太,遥为贵军援应,如忠逆回顾苏巢,则金陵又当轻松。”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太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翔,进围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口。李鸿章看出谭绍光等的战略意图,赶到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兵将,亲自督战,终于挫败谭绍光等的攻势,杀害太平军将士2300余人。李鸿章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谎报战绩,说“歼捦悍贼至一万数千名之多”,“获此奇捷,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后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巡抚恩寿甚至把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口之役吹嘘成“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这虽系别有用心的鼓噪,但此次战役也确实给太平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淮军巩固了在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挺进松沪,并被迫从西线分兵保卫苏昆腹地。
    李鸿章利用湘军在西线牵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机,在东线“乘其疲而蹙之”,一面调兵遣将攻城夺地,一面施展诡计招降纳叛。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抗拒者设法攻打,投诚者乘势招抚”,双管齐下,既“平吴”,又牵制太平军西进之势。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口战役结束后,清廷指令李鸿章“趁此声威进捣昆山”,藉以巩固松沪门户,打通进攻苏州之路,防止太平军“悉众救援金陵”。但是李鸿章却认为这是孤军深入的危道,“不敢轻进”。他打算等待“上游诸军攻剿得手,使该逆奔救不遑。然后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后夹击之势,庶无进退狼顾之虞。”他在静观西线战局、窥侧时机以求一逞的同时,加紧对东线太平军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剿抚兼施”本来是一切反动势力扑灭革命火焰的惯用伎俩,上海官绅薛焕、吴煦、吴云等早就同暗藏在苏南太平军内部由徐佩缓(伪降的永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练头子)、钱桂仁(常熟守将)、李文炳(昆山叫将)、熊万荃(主管苏州政事,后调离)等组成的反革命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声气相通,妄图里应外合,攻占苏常和嘉兴地区。李鸿章抵沪后,承袭薛焕等人衣钵,乞灵于策反活动:而徐佩瑗、钱桂仁等则改换门庭,投靠李鸿章。1862年底,徐、钱等人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密谋叛乱。李鸿章派部将周兴隆潜入常熟,徐佩瑗则赶赴苏州,“暗为要约,以冀连络一气”。幸好谭绍光有所察觉,逮捕徐佩瑗。钱桂仁闻讯赶来救应,并企图把李秀成骗到常熟杀害。不料,钱桂仁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尚未得逞,而其亲信部将骆国忠就为夺取他的财产和”反正”的“首功”,于1863年1月在常熟抢先发动叛乱。谭绍光督兵进剿,永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练半途截击,公然叛变。谭绍光派兵扫荡永昌,并杀死徐佩瑗。李秀成调集援军,亲临督战,包围常熟,并夺回福山等沿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口岸,截断了从常熟通向上海的清军水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通。骆国忠“死守求救”。李鸿章表示“无法救之。设降众果与力持,以毒攻毒,于我尚无所损。”后来李鸿章虽然调动淮军主力会同常胜军攻占福山,但仍无力解除常熟之围。及至3月以后,由于李秀成遂旨挥军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进北攻南”,陈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谭绍光被迫撤军。常熟叛变,福山陷落,大大地改变了苏南战场的形势。李鸿章得意忘形地说:“常熟为苏州饱源,福山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海门“户,易守难得。……吾力能保常、福,即进取苏常根本也。”原、来局处上海一隅仅能自守的淮军和常胜军,从此便得以悬军深入苏南腹地,据常熟以拊苏州之背,并可夹攻昆太了。
    太仓、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仓位于常昭、上海之间,控:制着常昭的后路。太平军坚守太仓,隔断了上海与常昭之间的陆、上通道。李鸿章深知只有占领太仓,才能进取昆新,并以常昭为。基地,西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楔人锡金,对苏州地区形成包围的态势。因此,李鸿章必欲侵占太仓而后快。他起初本想凭借武力强行夺取,但由于连连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动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叛变。蔡元隆将计就计,槍伤前来受降的李鹤章,毙伤无数淮军官兵。李鸿章恼羞成怒,调集淮军主力和常胜军疯狂进攻。太平军抵死抗拒,屹立不动。5月初太平军主动撤退,太仓终于易手。太仓陷落,成为迫使李秀成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从皖北后撤的诱因之一。李鸿章得知李秀成回救苏州,就赶紧函嘱曾国荃“猛攻金陵等处,无令忠部得全萃苏沪”。曾国荃随即指挥湘军“攻破雨花台石垒及聚宝门外各垒”,李鸿章也指挥淮军乘机滚,营前进,侵占昆新和杨舍,从而使苏州暴露在敌人的军锋之下。
    1863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采取分兵三路、“以剿为者”、“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中路由昆山进苏州,以程学启所部陆军当之。北路由常熟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无锡,“为扼吭拊背之计”,以李鹤章、刘铭传所部陆军当之。南路由柳淀湖进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平望、太湖,以李朝斌所部大湖水师当之。此外,以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辅并进;以戈登所部常胜军移驻昆山,专备各路游击援应:以潘鼎新所部扼扎金汕卫,刘秉璋所部扼洙泾,杨鼎勋所部扼扎张堰,以防范杭嘉湖地区太平军进窥松沪。
    面对李鸿章分进合击苏州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赶到苏洲,与谭绍光等研讨应敌方略。李秀成一面调兵屯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无锡,涧进援苏州,一面准备以攻为守,分兵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打破敌人的围攻,转入外线即敌之内线去作战,李秀成的应敌方略虽然正确,但却因湘军猛攻天京和天国“内乱猜忌”而未能付诸实现,苏常太平军终于陷入消极防御,节节败退的困境。7月戈登常胜军和程学启部淮军攻占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震泽,切断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9月李鹤章、刘铭传部淮军攻陷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程学启部淮军伙同戈登常胜军进逼苏州。太平军在谭绍光的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誓与苏州共存亡。11月下旬淮军伙同常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太平军“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退”,重创来犯之敌,由于屡攻不下,继续”攻城就要遭到失败”,所以李鸿章、戈登等便把希望寄托在苏州太平军内部“骆国忠试”的人物身上,通过淮军副将、太平军叛徒郑国魁策动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等叛变。纳王郜永“宽是个“秉性恶劣、气量狭小、心胸奸诈的人”,苏州”守军“半数以上均归其节制,虽然他的品级在统帅慕王之下,可是他比慕王掌握了更大的兵权。”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财产”和从清廷那里“领取重赏”,不惜串通狐群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暗害忠贞不二的哀王,向敌人献城投降。郜永宽先派汪安钧与程学启会面,恰谈叛降事宜,接着就亲自出马,与程学启、戈登议定降约。郜永宽答应谋杀谭绍光,以苏州降清。程学启、戈登承诺清廷赏赐郜永宽二品武职。正当这场血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易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李秀成自无锡抵达苏州。他除亲临前敌指挥战斗外;还向谭‖等“倡议放弃苏州和南京,将全部太平军转移至广西”。谭绍光“反对此议,主张坚守,奋战到底。”郜永宽等“因为想要投降,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见。”李秀成虽然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但却“不严其法”。他深知形势不妙,与谭绍光“恸哭而别”,离开苏州出屯金匮县伯渎沿线的茅塘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敌。叛徒郜永宽等幻想用战友的头颅敲开“幸福之门”,但是李鸿章却踏着他们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而升官晋爵。为了防止“降众复叛”和消除“尾大不掉之虞”,李鸿章和程学启密谋诱杀降将。杀降本为不仁之举,而李鸿章却以杀降“自娱”。据目睹者说: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8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人,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并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宫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了“八降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3万人。有些外国人在惨案发生后20天,还“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抛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并“因亲眼目睹了人类屠名人轶事杀的可怕证据而感到不寒而慄”。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茎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攻!然而,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要求李鸿章辞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巡抚,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鸿章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是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与其说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人城之功”,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衅端,一面搜刮大批银两“犒赏”常胜军,一面乞求赫德出面斡旋,终于了结了此桩公案。
    中外反革命联军攻陷苏州,对太平夭国危害极大。洪仁?葱牡厮担骸鞍睬熘?В?炀┮盐#?八罩菀幌荩?镁戎???僖印!彼罩菔?睾笠恢埽?尬?嘞萑氲惺帧@钚愠梢渤腥稀澳鞘北?颐窕牛?岸魑藜啤!彼?鲜兜骄质频难现匦裕??垢匣靥炀??髡耪铰宰?疲?樾闳?匆蛎劣诖笫疲?先坏鼐芫?畹暮侠斫ㄒ椋?龆ㄓこ枪淌兀??腥擞厕盏降住4哟耍?钚愠芍坏昧羰靥炀??率顾照闾?骄?萑巳毫?奘椎木置妗@詈枵伦プ∮欣?被??嫱汲V莺图涡耍?怨?趟罩莺退苫γ呕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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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霸术”与“德政”
    李鸿章在苏南每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一地,就立即重建政权,以“霸术治民”,并被追采取一些以退为进的政策。所谓“霸术治民”,就是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专名人轶事政。
    李鸿章在所谓“用沪平吴”时,认为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淮军侵入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名人轶事杀了几万和平居民”,并对太平军俘虏施以“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细的残忍酷刑”。据外国目击者说:
    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全被刺入了箭簇,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另种办法。……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些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象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李鸿章在会同戈登施展诱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谋夺取苏州后,竟然下令:“凡是苏属口音者,悉放归,南京以上,不分良莠尽杀。”当淮军侵占无锡以后,“这批卑劣的家伙本其惯技滥杀无辜的居民,估计惨遭杀戮的达六千人以上,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居住在太平军的城市里。”淮军对常州也同样进行了烧杀抢掠。赵烈文记载其家乡常州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湖县被劫惨象时说:
    同乡丁听彝来,久谈,饭后去。里中复后,渠从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口至家,住七日。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骸遍地。渠到时为五月底,距城破已五十余日,尚未检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兵占住或毁坏,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某字营,分四门,不准乡民人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抄扰,……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862年5月淮军与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会攻南桥开始到1864年5月淮军与常胜军攻陷常州为止,中外反革命联军仅在苏南几次较大的战役中就杀害太平天国军民约达10万多人。
    李鸿章淮军的残酷屠名人轶事杀,既是阶级报复,又是为了掠夺财富。
    据柴萼记载:
    (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文忠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敌所囤米,据为私有,文忠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
    这清楚地说明,李鸿章是淮军官兵肆意焚杀虏掠的罪魁祸首。当群众抓住为非作歹的兵勇来辕喊冤时,“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据赵烈文的同乡揭露:
    (李鸿章)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芳,其年侄,李所[信]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慄而出。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兵去攻打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出城,城中渐就肃清。”
    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
    请看无锡的惨景: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追,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尝以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年12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之方,但苦无款可筹”,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府属上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宁、六名人轶事合、句容、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浦、溧水、高淳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著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年6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
    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由此可见,李鸿章奏请减赋,一方面是想“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使清政府得到“实济”;另一方面是想动员“吴民”“争先复里”、“踊跃输将”和积极支持反革命战争。
    李鸿章笔下之“吴民”,从阶级成分来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时也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无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给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钱粮,将佃户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为有益,寻户部议业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
    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军的“乡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是由地主绅士倡率,而以“农夫牧竖”为基本成员的。所谓“农夫牧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愚贱”者流。李鸿章减赋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的那股反动势力和诱骗闭塞落后的“农夫牧竖”起而对抗农民造反。
    何谓“办理均赋”?在李鸿章看来,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小户则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日益激化。李鸿章深感这种局势的危险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钱漕之绅户”,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镇压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州、镇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等弊,即著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客”。
    苏松太常镇五属减赋后,实际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农虽应受益但并未“蒙其惠”,因为地主破坏了康熙四十八年有关蠲免钱粮的规定。据1881年苏州士绅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减漕粮,城中绅业,格外体恤,将业主应免十分之七,尽数蠲入佃户,而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没入己”。这是农村地主公然藐视国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则采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违的态度,“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将催甲等钱,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户名目,虽屡经谕禁,但并未革除,可谓名亡实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设立两种征收钱粮的粮柜,“粮柜设于堂,而又有所谓内柜者,则以堂柜为外柜”,“内柜可减成,犹大户也,外柜则全完,犹小户也,特避其名耳”,“内柜皆绅及富室之强者,其费省,外柜则富之懦老与乡里小户属焉。”李鸿章也供认:“苏松钱漕最重,自减赋改章后,大户仍不免包抗,州县更加苦累,此亦积重难返之势。”
    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试图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因限于主客观条件而成效甚微,1865年统治营垒中间就有人抨击李鸿章“战功虽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惟闻厚敛。”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乐也。”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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