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贝多芬简介、贝多芬的故事

第十八章烦闷中找寻出路——奏鸣曲
    在领养小卡尔的一年中,贝多芬得到了经验: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善良的指导,都要从小就开始。
    贝多芬的信札真实而可怜地证明了他的不胜任和失败。在将小卡尔从琪阿拿达西奥的学校接回以后的几小时里,他写信给琪阿拿达西奥说:“这小孩在学习态度上的假象,欺骗了别人,现在,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觉他在你那儿缺少学习,当我们在一起散步时,他的表现令人吃惊,他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似有无限的渴望,但我没有回答他。在餐桌上,他很少吃什么东西,他说觉得不快乐;而我,却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使他感到舒适;同时,我还与他讲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和而友好的话。此刻,他变得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柔了,他这种性格使我对他的未来的希望大为增加。”
    一个孩子当然是善良、正直的,但是他有一个愚笨的母亲和一个严厉的、又有些鲁莽的伯伯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两位长辈在各自说着对方的坏话,想对自己有利一些。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贝多芬有时也召唤朋友到他家里去,琪阿拿达西奥听着他诉说那讲不完的烦恼,好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一样。
    琪阿拿达西奥和柴姆斯加尔尽力帮助贝多芬。若贝多芬出现失误的话,他俩就会和颜悦色地劝诫他;贝多芬对此也不会多言,不会对小卡尔有何不利的举动。勃朗宁极力表示反对他拥有对小卡尔的保护权,所以在好几年中也受着他当面的诅咒,甚至贝多芬和琪阿拿达西奥也断绝过一时的关系。这尤其让琪阿拿达西奥的妹妹番南感到很大的痛苦,她崇拜这个伟大的人物,并愿帮他解决一些琐碎事和小难题,就像史达立却女士为他所做的那样。
    然而,众人的帮助显然对贝多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别人也不能再对他有所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作出那些错误的、毫无意义的努力。
    贝多芬对侄子的爱是真挚、深厚的。若离开他片刻,或是看到他和一些可疑的人在一起,贝多芬就会感到害怕。贝多芬衷心希望这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孩子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转变。他对孩子母亲所采取的方法差不多完全是责备和斥骂,但他又愿倾尽全力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也明白,她毕竟是小卡尔的母亲!贝多芬很清楚地记得,当自己像小卡尔这样年龄的时候,受到了那么多的母亲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爱;那么,小卡尔为什么又不能对母亲的爱充满了期望呢?贝多芬也承认这是嫉妒在作怪,并知道这与人的天性相抵触。把一个孩子从母亲身边分隔开来,而让自己这个关系略远的人来代替,并不十分合适。贝多芬惧怕小卡尔会反对自己,同时他还得证明他保护小卡尔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为这孩子尽到所有的义务,或给他应有的东西。贝多芬曾请过许多佣人,最后才找到这位富有耐性的琪阿拿达西奥。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几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我的宝贝卡尔,我已作了巨大的牺牲……他为什么不能跟着我心中的意愿走呢?”贝多芬只能将早已拟定好的音乐训练计划搁在一边,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好像音乐没有别的用途似的。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似乎是在急躁地寻求着往其他方向发展,歌剧创作当然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他又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剧本。1816年,贝多芬为密西特女士写了一部作品。她要求贝多芬特地为她写一个新歌剧,而且要特别适宜在柏林的舞台上演出。他作了一首名为《英雄》的短歌剧,但距理想的目标仍很远。
    同时,贝多芬抱着较大的希望去英伦三岛。这个寓言式的国家曾让海顿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一大笔钱财。
    贝多芬同伦敦的关系很密切,只要继续保持下去即可。但是,从开始的情况看,离理想中的标准还是很远的。
    在那年,贝多芬听到在某剧院上演《维多利亚战役》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此事的主持人佐治·司麦脱爵士,给予对方在伦敦演出的权利;佐治爵士就通知伦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音乐会主席沙罗门先生,请将贝多芬的作品放入他们的节目单之中。兰兹此时尽力为贝多芬工作着,在伦敦迅速地传播着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出版商贝却尔很愿意出版这些作品。
    1815年11月22日,贝多芬写信给兰兹和贝却尔,与他们磋商手中所有音乐作品的出版问题;奈特也在夏季从伦敦来到了维也纳,并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说他已经成为伦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音乐会会员之一了;贝多芬在该会中有许多朋友,如沙罗门,他记得还是在波恩时遇到过的。当伦敦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乐会试奏贝多芬的《命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时,沙罗门曾嘲笑过它;后来,他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以前错误的观点。佐治·司麦脱爵士演出了《橄榄山上的基督》以后,共获利达上千英镑之多。又如克莱蒙,一个可与贝多芬相匹敌的钢琴家;还有克莱蒙地,每次到达维也纳,贝多芬都热诚地招待他。在24次音乐会中,贝多芬的作品就有20次之多,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也奏过了7次,最初的六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可能都演奏过了。这个音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希望贝多芬为他们作三首序曲,而且愿意付200英镑作为酬金。
    1816年1月里,奈特回到了他的祖国,带了贝多芬的乐谱去推销和出名人轶事售,《第七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也在其中;同时,也附带了贝多芬为这个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乐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所作的三首序曲,但作品并不怎么理想。其中,《雅典的废墟》序曲很合乎他们的愿望,经过试奏后而出名人轶事售了。优秀的序曲如《普罗米修斯》(作品第43号)和《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在他们的音乐会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一年之后,贝多芬又从伦敦得到消息,兰兹在1817年6月9日写信给他,提到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乐会的事情。他请贝多芬“至迟在明年1月8日以前抵达英国,并且带去两首雄伟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音乐新作”,以备音乐会中的特殊用途;同时,他还答应付给贝多芬300或400英国金币。
    贝多芬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被公众称为“钢琴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可以参加一些额外的音乐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利益。这次旅行不会有什么意外,在琪阿拿达西奥允诺了对小卡尔的教育和照料之后,贝多芬拟定了出行的计划。这趟旅行结束时,他可能带回一笔可观的财产,以满足他照顾侄子和自己安享晚年的愿望。
    实在地说,这一次旅行,与其说是为了音乐,而不如说是为了金钱。
    到了9月,离他们同意去伦敦的日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对那两首已应允创作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贝多芬还没有动手。兰兹和伦敦的一帮音乐人士也醒悟到,从海顿那儿要求12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多么容易,而向贝多芬要两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又是多么的困难!
    有人担心贝多芬的能力:他能否胜任?能否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慢条斯理地完成第九、第十、第十二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呢?
    贝多芬在伦敦可能作出一首或两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但伦敦的音乐人士却得等上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年份。
    困难充满了他的生命,但这把火不会将他的音乐源泉烧得枯竭。
    只有一个因素可能使贝多芬感到失望,那就是别人不能从他艺术中深深地了解他。他的音乐境地在1812年以前从不为人深深地踏入过,自从第七、第八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以后才渐渐地为世人所知晓。1810年秋季所作的《F小调四重奏》(作品第95号),那种悲伤、忧郁和恐怖的色彩似乎是他以前所作具有同样情调的四首四重奏的结束。从此,贝多芬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不能像别的作曲家那样永远保持一贯的作风,而在风烛残年时作一些安逸的曲子。他在培养他的精神园地。
    贝多芬富于活力,这股力量使他的音乐汇成了一条活泼的河流,谁也不能遏制他。他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泰然自若地行走,因为他富有爬上最艰难巅峰的经验。当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又得默默无声地忍受着,一点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不知道应走哪一条路好。1813年、1816年是他音乐创作的“休眠时期”。而1817年春天是他人生的“悲剧时期”,诉讼案、孩子的困扰,迫使他往艺术中倾注更强大的力量,音乐常常成为他的患难朋友。
    现在,贝多芬站在十字路口,无力而又迷惑,好像完全辨不出应走的方向,不断增加的忧愁使他缺少了音乐的创造力,尽管他在草稿中已草拟了《第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的轮廓。他有许多理由可以继续完成此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因为他走向伦敦的路是非常明了的,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作一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他仍旧紧握着一个歌剧作曲的计划。他想回过头去,以赢回侄子的爱;在日记中,他写得如此疑惑不决:“上帝哀怜我,帮助我,你看到世上的一切人都对我表示冷淡,我不希望做错任何一件事情;请听我的祈祷!只有同卡尔在一起才是我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路可再去寻找了。呵,乖张的命运!呵,残忍的天命!不,不,我郁郁不欢的生命永不会终止的,我在夏季中工作也是为了可怜的侄子!”
    但很快,贝多芬对自己写道:“除非你是掉转了头来,否则,你是不会得救的了。你只有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艺术岗位上去,而你现在却沉在庸俗之中,一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也跟着消逝了,去了,去了”。
    贝多芬重振旗鼓的能力却并没有消逝,仅有的解释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在他与世界的交往一步一步被隔绝时,他的思想和观念渐渐地有了一个转变,他需要一个重新的、认真的、全面的自我检讨。不久,他就不再有这种痛苦了。他的振作最终使他面目一新。他又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经过了灵魂的再造以后才产生的。悲观论者也改变了他们的口气,寻找着从他内部所发出的光辉。贝多芬努力地使他的音乐主题趋向于未曾有过的简洁、纯朴;这样,他的音乐也就能流传千古而不朽了。
    贝多芬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但他不承认,这个改变在一年前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中就可以看得出,那就是1816年所作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1号)。一种新的、紧密而曲折的音乐,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对出版商斯坦纳而言,也是一种含义隐密的集合。
    其他的作品也在贝多芬的生命中聚积起来,无论在纽斯道夫或在海林根城的四周,贝多芬在他的草稿簿上一页又一页地写着,许多新的计划产生了,甚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的乐号也显示出来了。在晦暗的环境中,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新的工作继续从冬天推向次年春天,到夏天便完全进入状态了。
    到1818年秋,贝多芬用二年时间完成了这首钢琴奏鸣曲。此曲有着惊人的长度,为以前认何一首奏鸣曲所不及。贝多芬题其名为《槌子键琴奏鸣曲》。新式钢琴所发出来的响亮音调远在其他乐器之上,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第一乐章富有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的气息和性质,慢板部分好像是一个男人的愁思,他的心已经献给了一个小孩,而得到的回报却是痛苦,并且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在慢板中,虽然因为收回了恐惧,呈现出静默而略微得到些安慰,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最后的追逸曲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示,他的这种追逸曲方式是从巴哈那里学来的,但是经过他的处理之后是多么雄伟啊!
    关于创作“追逸曲”,贝多芬有一次对霍尔兹说:“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当我还在学习的时期,我就创作出一打有余,今天,一种新颖的、含有诗意的东西必须渗透到古旧的东西里面去。”他这种新的形式的作品如《降B大调变奏曲》和1815年《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5号)等都是。但现在,他需要更大的柔和性和更集中的力量感。
    这是新奇的。贝多芬不再为了他的侄子而牺牲音乐艺术;金钱的需要,他差不多也完全忘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他进入奏鸣曲的境地,促使他努力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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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诉讼:为了卡尔的监护权
    1817年的秋冬季,贝多芬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寓所,为侄子的监护权作着艰难的、长时间的努力。
    到了1818年1月,正是小卡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琪阿拿达西奥管理、教导后的两年,小卡尔带着他的衣服到达了一度被他称为“破船”的寓所;尽管贝多芬对这地方作了一番改善,但是比之“破船”的状况也只是稍有改善而已。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为了家庭的琐事而作的一番艰苦的“奋斗”:刚从洗衣店取回家的一双短袜少了一只,午餐的问题还没解决,佣人又烦起人来。这些永远不会完毕的问题总是使贝多芬糊涂起来,同时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会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将门关上不理别人;回家时又往往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他便大骂佣人不忠实。而他们对他的责骂也厌倦了,并采取了报复性措施:不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一个伟大的、高贵的音乐大师瞬间就成了恶劣环境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隶了。但贝多芬不能倒下来,因为他一倒下来,情形就将更加恶化。
    贝多芬在1818年5月19日带了卡尔和两个佣人去谬特林。一个月之后,他写给史达立却女士的信的确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文件,它提到了两个“女叛徒”一长一幼,受到了卡尔母亲的贿赂,想伤害小卡尔。所以贝多芬大为烦恼,并写道:“每一件事都是乱糟糟的,虽然现在还不需要把我关入疯人院。”
    当年轻的艺术家奥格斯特·冯·克卢堡到谬特林为贝多芬画像时,看到贝多芬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贝多芬在心平气和地教侄子弹奏钢琴,而这钢琴是作为礼物刚从伦敦运送过来的。克卢堡同他谈话时,使用一只小的耳喇叭,而贝多芬则仍想凭耳朵听出小孩弹琴时的错处。所幸的是,贝多芬还能感觉到钢琴弹奏时所产生的声音。
    克卢堡的油画是这样的画面:贝多芬拿了一本草稿簿和一枝铅笔,背景为谬特林的森林,风光明媚,他的侄子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可惜这幅油画失传了,但有一段文字可以体会出这位画家的观点:贝多芬在谬特林的住房是非常简单的,那是他的住所,他穿了一件浅蓝色外衣,上有黄色的钮扣,白色的背心和领带,这也是当时很时兴的服装,但是都穿得很马虎;他的外表很健康,皮肤上似有一层疤痕,头发的颜色如微带蓝色的钢丝,那是一种从黑色转到白色的象征。他的眼睛呈灰蓝色,极有生气。一阵风将他的头发吹起来,宛如一个魔鬼似的。在友谊的谈话间,他表情柔和而有礼,特别是当谈话使他高兴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从他那有力的外表上看出来。
    贝多芬再度深入了音乐的境地,那时甚至连他的侄子也被遗忘了。卡尔因为没有人管教他,所以很高兴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贝多芬将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了一个叫弗洛立舒的牧师去管理;过了6个月,弗洛立舒将卡尔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了贝多芬,并表示对他无能为力。宗教上的训告对卡尔毫无作用,他常在教堂中扰乱正在进行中的礼拜仪式。
    同时,邻居们也在抗议,抱怨说要不了多久,卡尔就会把其他12个孩子带坏了;最使众人感到惊奇的是卡尔在公开的环境中毫不在乎地诽谤他的母亲,而贝多芬又允许他这样做,还到牧师那里去帮侄子说情,说他母亲很贪心。
    同以往的情形一样,若谁批评了卡尔却又不能有效地帮助他的话,那这人在贝多芬的眼中就是不可饶恕的。即使对这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柔的牧师也是如此。于是,贝多芬将卡尔放入了一所管教严厉的公立学校,并请了一位教师;暑假,他又将孩子带到城里,经过考试并于11月6日入了学。此后的事似乎一帆风顺,卡尔在他的学习上又显示出一些良好的素质,敏捷而又仔细,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另外,卡尔还在学习钢琴、图画和法文,与琪阿拿达西奥的关系也恢复了,贝多芬预备在次年春天去英伦三岛。
    平静的海洋终于起了波涛。在12月3日,贝多芬在琪阿拿达西奥的门口出现了,粗野而失魂落魄。卡尔逃走了,跑到他母亲那边去了,或许她带了他一同去了匈牙利,以便使儿子与贝多芬永久地分开来。贝多芬站在他的许多朋友之前,非常难受,泪水从他的眼中滚了下来,番南和其他人都对贝多芬深表同情和怜悯。
    这件事重新又在法庭上提了出来。地方长官当然是帮贝多芬的,贝多芬则集中力量攻击弟媳的不贞。他们最初的假定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定是一个不可靠的母亲。然而,她却深爱自己的孩子。她很高兴地用去了自己的一半金钱,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在有一个第三人的看顾的场合去看她的儿子。后来探视的时间减少到每月一次。当贝多芬到谬特林去以后,她就完全被隔绝开来。她的热情和急躁迫使她走上了仅有的一条路:向贝多芬的佣人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同时,秘密地看过儿子几次。但她从儿子那里感受到了恐惧,因为儿子变得越来越任性,并且对她也越来越不信任了;她又误听到一个消息说贝多芬要将卡尔带到一个距离相当远的学校去读书。她便到法庭里抗议贝多芬要将卡尔完全与自己隔绝。众人却以为仅有一个办法,就是彼此互相和平地相处在一起,才能挽救卡尔。然而,这并不是两个保护人的意见,双方都希望能够独自保护这个小孩。
    有关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都被召集到市政法庭中讨论此事件,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这个法庭显然不受贝多芬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所影响,在察看他身为保护人的条件时,贝多芬表示对此孩子是如何的深爱,唯恐他落入外界不良的影响之中。但是贝多芬在请愿书中大肆攻击这个寡名人轶事妇。而她的保护人霍次契伐反驳说:“贝多芬作为副保护人,完全是要将卡尔与他的母亲隔离,将这个11岁的儿童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一个耳聋、暴躁、溺爱和半疯的人去管理。”
    经过了数月,仍不能调解。判决书在1819年11月17日发了下来。卡尔母亲的一方似乎比较有利一些,她在1811年的罪错被判为不成立;贝多芬要将这孩子送到远地的学校读书,是想使他的母亲痛苦而心碎。
    地方长官也不知道她最近有了一个私生子。法庭决议让卡尔的母亲与市政府的长官利奥波特·纽司波克共同管理这个孩子。
    贝多芬失败了。
    贝多芬试图开始用全部的力量来夺回他所失去的。他请了约翰·巴哈博士为辩护律师,再度起诉。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无论是巴哈律师还是法官都感到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疲力尽了。这段时间中,贝多芬的《弥撒祭曲》也在创作。
    最后,贝多芬胜诉。1820年7月24日,上诉法庭裁定:贝多芬和他的朋友彼得也享有对卡尔的保护权。
    贝多芬在他的困难解决后自然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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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弥撒祭曲》之轶事
    对于卡尔的顾虑现在可以放到另一边去了。贝多芬正在创作《弥撒祭曲》。侄子的官司使他完全忘却了音乐,而现在,音乐的思维重新充满了他的脑海。
    1819年夏季,凡是朋友们到谬特林去拜访贝多芬的话,结局都不会很妙。访客说不定会发现贝多芬的举止非常的狂野,常吼叫着,书写着他最伟大的《弥撒祭曲》。他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如此集中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力和如此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如醉如痴的热情。
    此曲的题目是无限的,其过程十分痛苦而又有诸多障碍。辛德勒在描写那年的情形时说:“贝多芬真是一个喧哗如天空的雷雨似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
    辛德勒还花了不少的笔墨描写自己在8月间与维也纳音乐家约翰·霍萨尔加同去拜访贝多芬时所经历的情形:“那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屋内以后,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就是在那天的早晨,所有的佣人都被辞退掉了。因为在先天晚上,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争论并惊扰了邻居。我们只得自己准备床铺和膳食;当然,这一顿饭莱并不可口。在起居室里,我们听到大师正在唱着、吼着……当我们听了许久想要离开的时候,室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外观不雅的贝多芬。看上去,他在精神上是永无休止地在和他的敌人斗争着。”
    一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谈,这两位朋友才知道,贝多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
    另有一件有关贝多芬的趣事,是由霍凡尔教授记录下来的。他记得此事发生在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酒店里,一个警官向正在进餐的警察局长报告说:“局长先生,我们抓到了一个人,他使我们不能安静,他不断地咆哮着说自己是贝多芬,但是,他却是一个流浪者,穿了一件旧外衣,没有戴帽子,没有一点像贝多芬的地方,无法证明他就是贝多芬。”局长命令将此人关到明天再说。于是,我们要求看看这个流浪汉到底是谁,但没有被应允。第二天早晨,我的朋友很焦急,欲知道事态将如何变化了。原来,局长在晚上11点钟时被一个警察推醒,他说这个犯人一点也不安静,并且要音乐会的指导韩曹格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局长起了身,穿了衣服去叫韩曹格,并在半夜时赶到了监牢。韩曹格只看了一眼就说:“此人就是贝多芬,”并将他带回了家,让他睡最好的房间。次日,刑事官亲自登门作了深深的道歉。事实也就澄清了:那天贝多芬起得非常早,穿了件寒碜的外衣,没有戴帽子,外出散步。他沿着运河笔直走着,好像迷了路一般,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一直走到了运河的尽头才止步。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却靠在墙边从窗户看室内的情形,宛如一个乞丐。众人就叫来了警察抓他。他却说:“我是贝多芬。”而警察说,“当然啰,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你是一个流浪汉,贝多芬一定不是你这个样子。”这就是事实的真象。韩曹格给了他一些衣服,而刑事官也将他送回到巴登去,让他住在客厅里。《弥撒祭曲》在贝多芬的心中酝酿了五年的时间。在作曲的时候,他忘记了鲁道夫大主教的就职日是在1820年3月20日。但乐谱却离完成之时相差尚远。它并不是为任何教堂或宗教性质的集名人轶事名人轶事而写的。从响亮的全体合唱开始而结束在悠扬的独唱声中。这种音乐还从未有人尝试过。
    贝多芬写道:“它出自内心,也可能重入内心。”这是题写在原稿上的。当这首《弥撒祭曲》产生了戏剧效果时,贝多芬也认为理应如此,因为它的题目是戏剧性的;贝多芬不只是向民众宣传宗教的福音,《弥撒祭曲》更是伟大的音乐。
    有人说,《弥撒祭曲》本是发生在罗马教堂的事件,是贝多芬带了他的侄子去忏悔,并接受洗礼。但贝多芬否认此说,他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其含义真正对人类有意义。
    在草稿簿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的上帝观念受着时间的影响。他的信条和神学观念可能是从他自己以前所读到的东西中猜想出来的,诸如他所引用的康德的诗句:“人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律,头顶之上有灿烂的天空。”还有从歌德的诗文中所摘的一段,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写成的,开头是:“上帝是无形的,因为他不能被我所看见,他没有任何形状,但是从他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永生的、万能的、全知的和无所不在的,他是多么的伟大,一切欲名人轶事望都没有,他是崇高的;没有人比他更伟大了。”
    贝多芬的日记中也这样写着:“为了要写名人轶事真正的宗教音乐,我看了大部分的教堂歌唱音乐和现代翻译的诗体,同时也研究了诗篇和赞美诗中的诗韵。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不重要的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活动,上帝在一切之上!因为他是永久的神,是全能者,指示出人类所作的善事和恶事……我将永远地信任他。呵,上帝!请你做我的基石,我的光明,你,永远是我信念所寄托的地方!”
    贝多芬想再作进一步的音律探试,巴哈给他的印象当然很深。这从他向出版商要巴哈的《B小调弥撒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两首弥撒曲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巴哈的作品是抄袭从前旧作的形式与色彩,而贝多芬的作品始终带有一些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乐色彩,情感集中,并富于力量。贝多芬对每一个字都是生动地加以利用的。
    贝多芬看到合适的素材就采用它,从各种不同的弥撒曲、追逸曲和四重奏中采取下来,根据自己的手法和目的加以应用。
    贝多芬与出版商“双重接洽出版”的所有作品,当以《弥撒祭曲》的接洽次数为最多,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对他最有野心的作品有过如此矛盾的允诺。
    尚耶说这种接触,“如见了鬼一般的多”。
    到了1820年3月18日,正是贝多芬的朋友鲁道夫就任奥尔姆兹大主教一职之前两天,贝多芬写信给出版商辛姆洛克,要求为了这首未完成的乐谱而寄给自己100弗洛林;同时也答应早日完成作品。但足足过了一年,出版商仍未收到乐谱。
    在1821年11月12日,贝多芬写道:“这首《弥撒祭曲》可能即将送出,但它必须要由我再仔细地看过。”作曲家的意思是想把此曲的价格抬高,便不顾他已答应过的辛姆洛克的诺言;同时,他又写信给柏林的出版商舒里辛格,要其出版这首《弥撒祭曲》,并且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回音,舒里辛格也答应了。
    1822年7月26日,贝多芬又写信给莱比锡的彼得,提起这首《弥撒祭曲》的事,并且说:“舒里辛格以后不再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他作弄了我,不说这一点,他根本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但是,这几句话并没有阻止日后贝多芬与舒里辛格磋商出版的问题。
    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
    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辛姆洛克的慷慨性格当然不会使他的工作受到亏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商定的数目要比这小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
    不用说,乐谱是不会送去的。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也不希望再超出此价。但他还是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波恩时代的朋友的友谊。
    然而,贝多芬仍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间,他又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所要决定的是送哪一首去为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
    接着,贝多芬又有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始终未能出版。有10个国家君主或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但是,却招来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的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也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出版商对于贝多芬的希望仍旧保持着,直到1823年3月,他才名人轶事名人轶事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3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甚至于尚未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
    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单上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众多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做。
    过了半年,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才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新颖而伟大的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伟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的名人轶事名人轶事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却又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破坏自己的诺言;再不然的话,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这么说过:“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已成了惯用的手法,无论对哪个经纪人都不例外。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说“不行”或“不大可能”之类的话,这么虚晃一槍的答复在他而言,实际上已成了习惯。
    贝多芬所做的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那他一定会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写道:“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当然并不是说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这类道德往往是变幻不定的、不协调的。他所创作的《弥撒祭曲》不是名人轶事名人轶事作非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愿和你作着激烈的辩论而不愿轻易地摇一下头。只有了解了他的这种怪癖,人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若更为仔细地观察贝多芬的行动,也就更能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就已养成的。有人记得还在年幼时,贝多芬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喜欢与世界相敌对,有时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发其怒,却不去辨明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成了聋子,“孤独”将他放置于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变成了现实和猜疑。他所传染到的曲意奉承的习惯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间,他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已成了习惯,很少有例外,谁要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简直是在做梦。
    贝多芬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绝望,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名人轶事名人轶事响音乐会作曲!”谢天谢地,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对别的事情,他就不能胜任了。
    贝多芬的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世界服务的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名人轶事由自在地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努力过,试图把他带入其中。为贝多芬所不能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给他自名人轶事由创作的条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见得比他的处境好一些,他们同样遭到了不幸。
    有时,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爱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时常讲到他们的不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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